机缘来自稍早的1983年，曰本福岗太极拳代表团访问广州，由市太极拳 研究会接待。该会拥有一批所谓“国际金牌教练”，其录像带还占领了香港市场； 但却是花拳绣腿完全没有功夫，害怕真的“以武会友”，于是便在市内征集“打 手”。基于我的武术“名气”，年轻时的拳友便把我推荐到该会，并受命牵头 组建广州太极推手研究组，训练推手人才和参与组织市第一届太极推手表演赛； 我的工作魄力不大而且办法也不多，但却相当的认真和执着，七拼八凑起来的 工作居然还算可以交差。接着组建广州市武术馆时，馆长李卓儒便指名要把我 调入；但我的武术基本上可谓是自学出身、票友下海、业余练拳、杂学旁收，属 于没有正式拜师不是门内嫡传、没有正规体育院校学历缺乏相关理论知识、没 有任何比赛名次得不到社会正式承认的“三无人员”，由此不好评定职称。我 表示很愿意为该馆工作，但为自己前途考虑，关系和档案则要另找可以解决职 称问题的单位挂靠。

李卓儒馆长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大地下党的，他的入党介绍人胡大钧恰好 曾经在广东省社科院哲学所担任过领导，而且跟时任社科院的院党组书记还是 潮汕籍小同乡，于是便请胡大钧为我做疏通工作。就这样，我于1984年底被院 党组否决后，竟然还可以“重新研究”调入该院哲学所；并几乎同时成为市武 术馆的兼职教练，打破原先门内个别秘传的惯例，开办广州历史上第一个面向 社会公开传授太极推手的训练班（前后办过三期），还长期免费为各种爱好者 提供武术咨询，不久又成了广州精武体育会的太极拳总教练，在武术界开始混 出一些小名气。我效法孔夫子的有教无类，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由此从学的 人员不但有社会青年、在校学生、下岗工人、退休人员、家庭妇女、少年儿童，而 且还有领导干部、公安干警、私人老板、外国专家，甚至还有几个专业的武术教练。

1984年10月底，我正 式调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对中国武术 的思考重点于是也就顺理成章地从术科转向学科。在改革I 1开放的总体背景下，我的研

我的武术情缘

究思路主要沿“变革中的哲学文化思考”方向展开：宏观是当前中国社会变革 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微观则转向武术文化研究；我力图把武术作为一个“人体 文化符号”，从中去挖掘其跟整个社会背景的对应关系，并以此破释什么是“中 国人”。在武术研究起步时，我的很多观点还是比较简单和朴实的。其中的术 科观点，是认为武术之道在于练，其妙只在熟能生巧而已。跟讲究一味求快那 手上力量的西洋拳击不同，中国武术突出腰腿“下盘功夫”，提倡步法、身法 协调的“功夫上身”和敌我双方关系的就势借力技术。太极拳的虚灵神妙，是 建立在整体性的松静沉稳基础上的。其中的学科观点，则开始以“人体文化符 号”角度去探求太极拳跟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关系，探究太极拳思维方式在现代 社会的意义和发展可能性。我觉得，武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是既不能神 圣化，也不能妖魔化的；其基本性质和演变可能，应放在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背 景和当代社会前进要求上面，作为一种客观性的群众社会文化活动加以考察，而 不应从官方意愿或个人想象的角度对其作出牵强附会的解释。中国武术本是“综 合实用技术”而不是单一的“体育竞技运动”，但这追求实用目的之途径，往 往又是相当艺术化的；由此其推广应主要走文化传承和文化交流的多元路子。我 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学历明显不足，个人天赋更有太多的缺陷，很多方面的知识 也都相当的零碎，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得以深入下去，我特地购置了好几干册有 关武术、气功和中医、兵法以及哲学的书籍作为基本资料。此外还专门作了一 些知识上和方法上的这样几个方面的准备：

首先，是方法论上的系统思维。作为一种应对冲突的肢体操作（狭义武术），武 术本身是个极为庞大的复杂技术系统。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从拳友袁全 那里听说清华大学有人组织起来搞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研究，也听说上 海交通大学有人组织起来搞人体科学的研究。对此我颇有兴趣，但限于深山苗 寨的农村条件而难以接触。80年代初我已经回到了广州，马上便以广东省建 材技工学校教研室的名义向清华大学邮购了一批他们内部讨论的油印材料，由 此如饥似渴地研读起来。我这时还特别积极地参与了广东省系统工程学会的组 建，协助联系和参加接待美国系统哲学家拉兹洛等活动，希望扩大视野和得到一系列学术原著不断翻译出 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 循环论、突变论、混沌论与分形论等整个非线性复杂科学的历史进展，同时还把这些思路跟中国古代以周 易为代表的阴阳五行有机整体运行的理论模型进行比较。与此同时，还特意到 中山大学哲学系旁听了美国客座教授讲授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力图使自己对问 题的把握和表达更为精确。由此使自己的学术思考也逐步迈上了一个新的台 阶。我在这在这方面的初步成果，便是参与组织、协调和编写《科学探索与辩 证方法》（广东人民出版社版1988年版）一书，撰写了该书的系统方法论部分。

其次，便是从比较文化视角切入。作为一种中国社会历史上发生的社会活 动和社会现象（广义武术），武术不但是种涉及多个方面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 象，而且还是一个极有特色并渗透到各个方面的人体文化符号。为了理解和把 握这个问题，我在1987—1989年参加了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比较文化函授 班”，自学了 15门有关比较文化的课程，同时还购置和研读了一批文化人类学 的名著，一开始就以“太极拳系统文化论纲”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该研究开 始时曾向书院汇报了论文题目和纲要，为此还分别写信向顾留瞥、张文广等前 辈和中国武术研究院征求意见，并获回信支持，特别是得到了中国武术研究院 科研部潘一经老师的长期关注和支持），于此便开始认真探讨太极拳的历史形 成、逻辑演化、建构过程、整合机制和文化特征,论文经书院的教授审查通过，1989 年获毕业证书（此毕业论文全文发表在《成都体院学报》1990年第1期，其提 要后来收入《中外文化新视野》黄山书社1991年版）。这方面的成果除了《中 国武术与中国文化》、《中国武术的文化学内涵》等一批武术文化论文外，还 有参与主编和主撰《比较哲学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版1995年版）一书。

重点，则是把握武术本身的演化过程和社会历史背景，思考武术的社会功 能和社会效应，并把它跟我当时关注和进行的社会批判研究联系起来。就像所 有的社会事物和社会事象一样，武术本身也是社会历史长期演化的产物，具有 逐步演化的历史形态。离开武术本身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及从盛到衰 的运行轨迹，是无法把握和说明武术的。特别是在1987—1989年间，深圳的 海天出版社通过我院港澳研究中心主任许隆先生向我约稿，请我撰写《武林春 秋》书稿。我便又利用这个契机，参考了国内好几种武术史、体育史、兵法史、军 事史、中医史、杂技史、舞蹈_i  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 史等资料，对武术问题进行综 C0Q 合思考并写出了初稿（由广 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 忠烈先生两次审稿）。撰写时，开始注意把“师承源流”方面的执着转向“技术流变”的演化，结合武术 活动的社会载体变迁，力图超越坊间模拟西方“体育史”框架而七拼八凑编辑 起来的“武术史”。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再加上我的写作风格完全不适合一 般通俗读物的需要，稿子于是一直未能获得正式出版。2004年我退休后受聘为 广州体育学院武术系教授，系里要审查我的学术水平，书稿便转存该系。

1988年我以第一篇武术论文《中国武术与中国文化》正式入选深圳国际武 术节作书面发言（该文最初发表在《珠江体育报》试刊号，后来改写为《中国 武术的文化学内涵》投《百科知识》，刊登该刊1989年第7期，《新华文摘》 同年第11期全文转载）；1989年春我以专家身份参加中曰第二届太极拳交流 大会，应邀向大会作“太极拳系统文化论纲”的学术报告（所报告的是我在中 国文化书院的毕业论文题目，所用稿子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发表；

浏览34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