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乘机跟在老师们 后面一起比画。杨新伦老师见我很努力，于是便叫我每个星期天上午到他家单 独辅导我练单推手。当时常去老师家练拳的还有钟锦章和孙德辉两个同学，他 们两人主要练套路，我则主要 练推手。杨老师当时很少给 我们谈理论，更多的则是辅导'51 7 我们进行操作。他带我练推 手时进退的幅度纵深很大，而 旦只能跟着画圈，不允许硬推硬拨；就这样，我的腰腿功便初步地练了出来。这种简单的反复单推“打轮” 从1959年秋到1963年9月持续了四年，直到我考取了北大离开广州时才告一 段落。

1963年底，经北大生物系一个原是广州知用比我高一届的陈姓校友引荐，我 开始进入北京大学武术队太极拳组，跟随教练李秉慈老师进一步学练国家套路 和太极剑。但由于我自学的拳风太杂，动作并不规范好看，不能参加比赛拿成 绩（1964年的一次北京高校武术比赛，我搞了个自编的套路，裁判们搞不清楚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经会商后给了个7点多分，根本不能入围），所以只能 待在预备队里跟着比画。1964年底学校搞“四清”，借口没有钱要辞退李秉慈 老师。同学们便对李老师说，老师要走了，但我们还不知道太极推手是怎么一 回事，是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李老师便利用临走前的一个星期介绍太极推 手。由于我有单推手的基础，对劲路的运行和变换多少有点体会，于是便利用 这个星期的训练时间速成学会了简单的双推手和活步推手，由此在推手上还出 了一下风头。老师离开北大以后，我居然成了队友们的“小老师”，不但指导 太极拳队的同学练拳，而且还兼过学校病号保健班的简化太极拳课。1964年底 和1965年初，我还借助“校际学术交流”的名义，到清华大学武术队学过形意拳。

1965年我们北京的大学生都要下乡搞“四清”，1966和1967年“文化大 革命”更是席卷全国，人们注意力全都给卷了进去，学校武术队无形解散；但 我由于“四清”时得了严重的肝炎，为了疗疾康复，于是仍然经常到学校武术 队活动的小树林里去练拳。跟我一起练的还有生物系的几个女同学和物理系、技术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几个男同学（其规模确实要比“文革”前小多了），并不 见有什么人走来干预。1968年初为躲避北大的校园“武斗”，我住到清华大学 一个同乡的宿舍里，还跟一位浙江籍的老师学过太极棍。同年底临近离开北大 前夕，经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学生的推荐，到北京中山公园向一个老拳师（当时 没有询问姓名，据分析可能是杨禹廷）问过拳和推过手，体会太极功夫怎样可 以达到的虚空粉碎和空灵神妙；与此同时还到北京紫竹院公园跟一些练大成拳 的拳友交流过拳艺，吸取攻守进退、走位取势、 回广州休假时，也广泛到各 师”。其中对我启发最大的，是 的蔡松芳老师；我在他那里小国传说武术义化论利 劲”。就这样，我在“文革”初期的“大混乱”时期竟然可以到处去“偷拳”，从 不同方面吸取可以为我所用的养料。在我的经历中，“文革”期间无论在广州 还是北京，尽管并没有什么公开的宣传发动，甚至也看不到什么“继承优秀的 民族文化遗产” 一类说法，可公园里仍有不少人十分公开而且相当认真地在练 拳。这个时期我还几乎每年都回中山县沙溪公社龙瑞大队姑妈家探亲休假，在 村子里经常跟自己的小学同学胡大白切磋交流拳艺（他所学的是南派“洪拳”）,而 旦还教了刘保康、刘康元等几个同龄乡亲学简化太极拳，也始终未见有什么社 会的干扰。这跟当下虽然有着大量的公开宣传广告，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扶持 基金，但事实上却没有多少人去认真练功恰成对照。

1968年底大学毕业离校时，我曾经总结北大学生“文革”武斗经验教训，觉 得个体性的拳打脚踢解决不了任何社会问题，决意要告别武术，于是把个人所 有武术藏书全都送了人。毕业后到了湖南洞庭湖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事实上也 没有什么机会练拳。但多年的习惯无法一下子根绝，居然还利用为抬水泥管的 同学当“扶手拐棍”而体会“听劲”和“跟劲”，研究不同力量的关系。1970 年再分配到了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休息时也喜欢私下里跟农民一起切磋各种 动作的劲力方法和路线。我让农民随意用拳打我，我并不还手，在练排打功的 同时，看看到底怎样才能把这打来的力化去。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北京武术 队访问美国，全国各地体委开始集训武术骨干（广州也在这时成立了 “工人武 术队”和一大批“太极拳辅导站”，我初中的语文老师马志斌也正式调到广东 省武术队当教练；这时张煦阳的弟弟还介绍他的一个在辅导站练拳和教拳的同 学萧琨来正式跟我学拳），武术活动于是逐步地又活跃了起来。我所在的城步 苗族自治县也有几个中学毕业生被抽到地区体委学习武术，回来后便在一些公 社里“依冬瓜画葫芦”地办了一些培训班。我到办得较好的清溪公社武术班看 了一下，乘机把我当年练的“第六路少林拳”拿出来跟他们交流，还给身边的 几个知识青年公开教了点太极拳，我曾给这些县城知青展示太极桩功，被他们 称之为“推不动的土机器”（其中跟我学得颇为像样的是时任县委书记边俊业 的儿子边疆，当时未见上级对此有任何干预，但可惜边疆的这个学习后来有点 “浅尝辄止”）。这时我的武 术体验，已经开始扬弃招式动作，进入夺位取势、劲力发 挥的阶段（尽管仍然很不成熟）。80年代初特别是在电 ； ’ 影《少林寺》放映后的武术热中，我还利用探亲的机会应邀在湖南邵阳办过两期简化太极拳班，编有“七 星关节操” 一套配合太极桩功、步法，训练颇有名声，竟然折服了当地号称“最 能打”的一批习武青年，由此在当地的武术名声大振。

1980年12月底我从湖南调回广州工作以后，又在拳友推动下依托广州 市太极拳研究会（现已经升格为太极拳协会）研习太极功夫，并在辅导站指导 过一些太极拳教练和爱好者的拳艺，还跟太虚拳、咏春拳和其他一些拳种的拳 友相互交流过拳艺，比较过其不同技击特点，并得以跟若干外来的武林各派高 手名家交流切磋。1982—1985年间，借助广州太极拳研究会向顾留瞥、杨振 铎、马岳梁、吴英华、孙剑云、李天冀、陈小旺等多位前辈名家学练各式传统 太极拳和太极枪，还特别关注有关推手技术，也分别跟这些名家高手推手摸过 劲，同时还以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武术知识为海内外拳友提供理论和技术的咨 询服务。这个阶段我在技术上体会较深的要领主要有：分出两点、明辨三节、脚 踩涌泉、重心入地、松腰落胯、命门饱满、尾闾中正、开胯护裆、以意导气、以 气运身。1984年正式受命组建广州太极推手研究组，自任组长，并参与组织广 州市第一届太极推手表演赛（后来组建太极推手会，我则由于不善交往而在挂 了一 “顾问”的虚衔后，事实上退出该会活动）。1985年则到广州武术馆任兼 职教练，正式面向社会公开招生教授太极推手。在这不久后，甚至还被聘为广 州精武体育会的太极拳总教练，后来又被推举为中国武术学会第二届委员，受 聘为粤港多个武术团体的顾问等，居然成了远近知名的武术拳师（在民间颇有 名声，1989年拜访成都武术名人林墨根先生时，他居然在酒店摆了六席为我接 风，四席为我饯行；当时路过重庆，当地武林前辈吕紫剑先生也托人传话希望 跟我见面。在官方层面则除多次获得全国性和号称世界的传统武术优秀论文奖 外，2007年还获得广州武术协会五十周年武术成就奖），海内外均有不少爱好 者前来咨询就教（据说，在美国居然还有人打着“阮纪正徒弟”的招牌开班教拳）□ 虽然武术并不是我自己所学的专业，所有操作和探究其实也都一直处于 业余的“票友”水平；但后来我得以专业归口的机会，却神奇地来自这个跟自 己大学哲学专业完全无关的武术。从湖南调回广州以后，我参与筹建广东省建 材技工学校，协助主持全校 的教务工作；但由于工作过于认真，强调制度化的管理 方式，各方面要求较严，结果便把上上下下全都给得罪 了。1984年开始定班子时，学中国传貌武术文化论稿 校就一脚把我踢开。这时有人把我推荐到广东省社科院工作，但院党组研究后 曾明确答复说不要。其理由主要是这样四条：1.“文革”时代毕业生，书并没有 读完；2.—毕业就到农村，从未搞过科研；3.没有写过文章、发过文章，谁也搞不清楚有什么水平；4.家属还在湖南，是个大包袱。假如我是领导，恐怕也会作这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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