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武术与中国哲学

—、儒学思想与武术

儒家伦理道德强调“仁爱”，认为“仁”为“爱人之本”。以“仁爱”为基本伦理思想所派 生出的“忠、孝、智、仁、勇、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道德标准，一直被 作为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纳入了道德伦理的范畴之中。儒家学派历来推崇“君子”文化，它 把“君子”的行为、道德规范作为“成人"的标准，希望人们去努力达到。儒家的伦理道德思 想，以及所提倡的“文武双全”、“仁勇兼备”的思想，对武术发展有着明显的导向作用。儒家认为：作为君子光有仁爱是不够的，必须同时掌握“六艺"，即“礼、乐、射、御、 书、数"，其中“礼"、“射气"御”都和武术密切相关，即“仁者必有勇《史记•孔子世家》 还指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这种追求文武双全仁勇兼备的思想，对 武术超越纯武的范畴，积极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以及其自身的发展起到了导向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由此出现了大批儒侠，儒侠文化备受推崇。这些儒侠以“为国为民，兼济天下" 为核心，以勇敢入世的态度，兼济天下的志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去行侠仗义。 他们的江湖多与国家社稷江山有关，他们的事业也不只在江湖上扶危济困，而是在国家遭灾受 难、民族受欺侮之时挺身而出、奋不顾身，维护国家和民族大义，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忧国忧 民、为国为民。西汉文学家司马迁在其《史记》中记载了两类具有儒侠特点的人物：一类是游侠，如朱家、 郭解；一类是刺客，如曹沫、豫让、专诸、聂政、荆轲。前者惩恶扬善、抑强扶弱，重信义与 是非曲直，其行为特征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义"字当头；后者则以个人忠义为主，有同定 的、单一的服务对象，不分是非善恶，其行为特征是士为知己者死、“忠”字当头。游侠重在以 “文"行侠，在和风细雨中化干戈为玉帛；刺客重在以“武”行侠，在刀光剑影中完成使命。战国时期的游侠并非头脑简单的一介武夫，他们大都是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人才，且智勇 双全。游侠荆轲“为人深沉好书”，颇有修养。他行刺秦王嬴政前，制订了周密的计划。首先， 他得了赵国著名剑匠徐夫人铸造的毒剑，见血即死、锋利异常。他又让勇士秦舞阳当助手。同 时，他准备了燕国要地督、亢的地图和秦王仇人樊於期的首级作为见面礼，匕首就藏在地图中。 临行前，荆轲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激昂慷慨，以示必死之志。 一曲终了，他掉头不顾而去。到了戒备森严的秦营，壮士秦舞阳不由色变惊恐，荆轲仍从容 应对。对于游侠来说，追求具有超越意义的“名”，甚至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们“恩不忘报"， 为的是“名高于世气聂政毁容自杀后被韩国统治者暴尸于市，悬赏千金，试图弄清刺客的姓名 与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闻讯后心想：弟弟是为了我而毁容的，“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 于是至闹市抱尸恸哭，连呼：“这是吾弟聂政！”然后自杀于聂政尸体旁。正如史学者所指出的： 聂政之所以能名扬后世，是与其姐姐甘冒杀身之祸以传其名分不开的。在侠者看来，聂政是死 得其所。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三谈到秦汉之际的历史，感慨万千，大发议论道：“上不能养 民，而游侠养之也。"需要指出的是，上古时代中国的侠并不具备完备的道德理性。在司马迁笔下，侠客们主要 是感恩知报，重然诺，轻死重义。他们的人生纯粹是为私人恩怨的，并不计较是非。其中许多 人，成了私债的奴隶，只好以死偿之。这种侠对个人尊严看得十分重，收受了他人的恩惠就会 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亏欠，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心理摆平才安心后世的侠并不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而是要普遍地助危济困，所以更有理想主 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为国为民的忠诚观念是儒侠非常崇高的民族品格，北宋时期的武侠已经 普遍将“救民水火”、“为民鸣不平”视为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南宋之后，异族入侵，倭患横行， 民族矛盾尖锐。武侠纷纷以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为重，奔赴御倭前线。明《云间杂志》中记载 的隐迹风尘的丐侠张二郎，为抗倭而从军，屡次立功，“时斩倭首以献”。论功行赏时，他把赏 给他的银牌犒金交归府库，自己分文不取。其爱国之心拳拳可见。近代武师霍元甲，创办精武 体育会，以“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作为办会宗旨，并以“不准以我之拳头加予同胞身上"为根本戒律，被武林誉为“精武精神”。后世大量的文学作品也塑造了大批儒侠形象，如唐代笔记小说《红线》中的红线、《近代侠 义英雄传》（向恺然）中的霍元甲等，都是仁勇兼备的儒侠。他们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 大侠品格有着巨大的楷模力量，是以天下兴亡、万民安乐为己任的儒家；典范。“为国为民，侠 之大者"，这是一种中国人独有的伦理价值。这里的“大侠精神"就是侠义传统与儒家的最高价 值标准完美结合的产物，是成熟完整的武侠精神。具有“为国为民”精神的武侠形象，则成为 中华民族理想中最完美的英雄形象，受到后人的崇拜和尊重。

二、宗教思想与武术

中国的宗教严格说来是一个复合体，是各种文化观念、伦理观念、社会观念的综合物，作 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影响巨大。在中华武术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就是武术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僧道习武促进武术普及与发展

从两晋、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与道教，对武术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的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得到巨大发展，形成了儒、释、道三教互相争夺、互相吸收又互相 配合的鼎立局面。寺院、道观不仅经常接受信徒的财物施舍，而且已开始从事经营土地及其他 各种营利活动。这种强大的寺院经济，使僧人习武成为必须，又使武僧的出现成为可能。宗教寺院的环境也有利于武术的演练和发展。宗教寺院、道观固然遍布各地，但多在远离 城镇村落的深山名胜之处，生活条件往往较为艰苦。登高爬山，需要脚力；砍柴担水，需要臂 力；夜黑风高，需要胆气；蒲团从禅，需要毅力。为了对付随时而米的禽兽或歹徒、强人袭击， 僧人习武是很正常的。而开阔宽敞的庭院，也正是练武的理想胜地。在那种自然环境下，观察禽兽动作，思考某些令禽兽长寿之奥秘，并受启发编制出一些模仿性的武术动作，是非常可能的。中华武术史的大量资料表明，许多闻名于世的宗教大师都是武林高手。如：北齐时少林寺 曾慧光与稠禅师；唐代少林寺以昙宗为代表的十三棍僧；宋代有编撰第一套《少林拳谱》的少 林寺方丈福居；有“少林第一武尼”美称的智瑞等，他们对中华武术的普及与发展都程度不同 地做出过贡献，他们是中华武术的重要载体之一。两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的昌兴时期。寺庙林立，僧侣众多，习武之事在僧众中多有开 展，有的甚至武艺超群。《续高僧传》载，明恭和尚，臂力过人，能将巨石“独拈之如小土块”。 也曾有寺庙僧人参予反叛朝廷的活动。据《魏书•释老志》载：北魏太武帝时，曾在长安一寺 庙发现大量武器，并因之怀疑寺众参与叛臣谋反。《宋书•王僧达传》也载：“沙门释昙标、道 方与秣陵民兰宏期等谋为乱。”《魏书•肃宗本纪》则载：“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显然，和 尚习武活动，早在少林寺僧众习武之前，就已开展得较为普遍了。少林寺为印度高僧跋陀创建，但在史籍中未发现有跋陀尚武的记载。其弟子僧稠与慧光, 却会些武术。据《高僧传》载：“少年慧光出家前在天街井栏上，反踢躁，一连五百。”能在狭 窄的井栏上反踢重一连500,若无一定功夫，恐难办到。又据唐代张《朝野佥载》云：“僧稠为 小和尚时，能横塌壁行，自西至东飞数百步，又跃首至于粱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勇，—37 —动骇物听。"能够“横塌壁行"，表明其会轻功；•'引重千钧”、“拳捷骁勇”，自然是说其武艺过 人。可见少林寺僧在建寺之初即有习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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