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战争和民族碰撞是滇黔武术文化产生与发展的根源与动力
滇黔虽然地处边远,但战争在一定时期内时有发生;民族间、部落间的碰撞与冲突更是频繁,且有的时间跨度很长,参与人数众多,从而滇黔民族养成 “强悍”、“武勇”、“善战”、“粗犷”的性格特征,尤其注重锻炼技击和格斗的本领。当他们在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下遭受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榨时,也会进行誓死的反抗,凸显于武术文化中就是粗犷强悍、崇刚尚强。这从根本上推进着武术及尚武之风的发展。滇黔武术文化就是刀光剑影中由自强不息与血性的观念铸塑而成的。
六、宗教祭祀场所成为滇黔武术文化存留的独特文化空间,并对滇黔习武人群及习武心态有着一定的影响
滇黔寓武于教现象十分突出。宗教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广泛存在的复杂文化现象。滇黔巫风浓烈,原始宗教、宗教盛行。滇黔少数民族民间宗教渗透着巫术文化,而巫术与少数民族武术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巫中杂武,武中有巫的现象。村村寨寨都有多种崇拜的祭台,宗教祭祀场所成为滇黔武术文化留存的主要空间。挥刀舞剑驱赶鬼邪的武术行为,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如果说军事战争与原始狩猎体现着滇黔民族武术共性的话,宗教信仰则对其执行者与受众均有一定的影响。纳西族的东巴跳就是典型的武术和宗教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其中含有大量的技术动作和攻防意味很浓的套路形式。跳舞者身着战装,手执刀、矛、叉等兵器,模拟敌对双方左砍右杀,不断变化阵法,进行实战性的操练,其间还穿插投叉和飞矛等。此类活动,同样存在于彝族的巫师 “毕摩”、独龙族的巫师“南木萨”、景颇族的巫师“董萨”、哈尼族的巫师“儒玛”与“摩匹”、傣族的巫师“召曼”、汉族的巫师“龙巴头”、壮族的巫师 “雅档”、羌族的巫师“许”或“释比”、拉祜族的巫师“毕摩”或“摩巴”、像像族的巫师“尼扒”、大理白族的巫师“朵西簿”和“朵西”等以及滇黔傩戏,如地戏、傩堂戏、阳戏等之中。他们通过做法事或表演,用高超的技艺,给观看者以视觉的冲击和心灵的雀撼,无形之中影响着习武人群及习武心态。
七、以武祭丧,滇黔武术文化的另类存留方式
丧葬,古今中外各个民族都视为大事。以武祭丧是滇黔独具特色的武术文化 存留形式之一,颇具文化底蕴与民族特点。宁浪地区的普米族妇女亡故时的 “打冤家”、纳西族的洗马仪式、彝族火葬时千人万众驰马执戈重演战斗以礼送死者的隆重场面都是以武祭丧的典型事例。滇黔民族程式化的丧葬舞蹈也为丧葬 的主要内容。滇黔少数民族丧葬活动期间舞刀、舞枪、射弩,如景颇族的恩刚斋、金寨寨,罗平彝族在祭奠和回丧时耍大刀、舞齐门棍、舞大鞭、舞金线棍、 舞连枷等都是这一内容的典型表现。用刀、弓弩等物品作为陪葬的现象在滇黔民族中也特别突出。这种特殊的丧葬形式背后隐含的是这些民族刻骨铭心的迁移史。
八、滇黔武术文化的阶梯性、立体交叉、多层次分布
滇黔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几乎每个民族都有特色鲜明的武术。这些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存留其中的武术文化也呈阶梯性、多层次分布。一般自然条件较好、生产力较发达的地方,武术文化发展程度较高,反之,自然条件较差、生产力发展程度较低的地方武术发展的就较为迟缓。同时,滇黔地处云贵高原,山地、峡谷、盆地、平坝相间,地域内的民族依次居住在平坝、半山腰、山顶呈阶梯性分布,分布在这里的武术种类既有平坝稻作农业武术类型,乂有山地游牧武术存在。滇黔地区就气候而论,其种类之多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滇黔从北到南出现北温带(高原气候区域)、中温带、南温带、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北热带7种气候带类型。由于地形复杂多样,使得各个气候带也呈交叉分布。在滇黔南部的低纬度低海拔地区,是典型的热带亚热带民族武术,而在高纬度的高寒山区,则是具有游牧民族特征的武术,这也决定了滇黔武术文化的阶梯性、多层次分布,存留了武术较完备的发展阶段,是研究武术发展的活化石。.
九、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着武术文化存留的式样
人类要生存就必须生产劳动,而生产方式的选择都是由所处的环境所决定的。“靠山吃,靠水吃水。”射猎与刀耕火种等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还一直为滇黔许多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滇黔民族出入“带刀”、“携弩”无不带有生产方式所留下的踪迹,并在滇黔武术技术风格上有所展现,进而成为习武者必然遵守的规则。生活方式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与社会条件下,各个社会群体、阶级和民族的生活模式,是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的复杂有机体。滇黔各族跣足的生活习惯, 反映在武术中则是弹踢动作罕见,而体现较多的腿法则是蹬腿和踹腿,步法以小 垫步动作比较多,等等。
十、相似的文化圈与经济类型塑造了滇黔武术文化的一 致性
滇黔地处边远,其民族同属于边缘性文化圈内。经济类型多样,但刀耕火种曾是滇黔许多民族共同的生计方式,因此也造就了滇黔武术文化的一致性。滇黔民族多喜用刀,景颇刀术、阿昌刀术、彝族大刀术等名贯西南,另外,像傣族、 纳西族、值族、拉祜族、布朗族、哈尼族、苗族等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刀术招法,这些就是该地域刀文化的集中体现,折射出滇黔民族强悍尚勇的性格。可以说滇黔民族武术真真切切地反映出了当地民族文化圈与经济类型的共同特点。
十一、共同的民族心理成为滇黔武术文化传承的纽带
滇黔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文化圈相对独立,这种独特的人文和自然环境锻造和培养出了滇黔各民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同时与移民、民族冲突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并经过长期的地域文化积淀成为滇黔习武者内在的一种心态。这种心理表现为固守传统偏安一隅的保守心理与抵抗外族侵略或压迫时的被动反抗性。这些共同的民族心理成为滇黔武术文化传承的纽带。
十二、滇黔武术文化结构:从两重对抗至多元一体
滇黔武术文化结构是指构成滇黔地域武术文化内容的形式和手段;两重性是指滇黔本土武术文化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与外来的武术文化因素的耦合;对抗性是指本土武术文化在面对外来武术文化的排挤、控制、挤压时,所产生的本能的反抗与对抗。根据文化发生学的基本原理,反抗与对抗常常会衍生出两重耦合的新文化类型。滇黔独特的结构特点给滇黔武术文化带来了一些特征。
双重边缘性:滇黔地处边远,无论从文化环境方面还是从地理位置方面来说,都处在边缘的边缘,即双重边缘。这种双重边缘导致滇黔武术活动寓于狩猎之中、多仿生拳术、巫傩色彩浓厚、套路原始朴实等边缘性特点。相对独立的传统,使得滇黔武术文化开放乂封闭、不成熟及主体精神不强。
武术文化主体精神不强:其根源于滇黔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一直以儒、释、道、巫、伊斯兰教乃至基督教均可和平共处,渔猎文化、畜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等多种文化并存,由此产生的性格及多元文化心理往往是既犷悍乂胆怯, 既开放乂封闭等,使得武术文化主体精神不强。
开放性:滇黔地处僻远,世居民族急于了解外部世界并改变自身武术技术落后状况的诉求非常强烈。正是基于这种开放的心理,姜映芳、项崇周、思鸿贵等一大批武术家走出家门外出学艺。历史上多次移民的迁入,特别是身怀绝技的武术家的迁入,如李冰、何福生、沙国政等,对滇黔武术特别是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形成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表现为,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拳种都富含着内地武术的成分,其中接受汉文化越早越频繁的民族,这种特色也就越明显。
封闭性:滇黔历代受强权政治的挤压和控制,再加上闭塞偏僻的地理环境与特殊的地域位置,使得滇黔武术文化封闭严重,对滇黔武术技术特征的形成、发展具有根本性作用,同时也奠定了滇黔地域武术文化的特征和文化内涵。这使得内地早已失传或已灭迹的武术文化现象如地戏、关索戏、杀戏等在滇黔地区得以保存。
不成熟性:滇黔地区开发较晚,武术文化积累不够充分,不成熟性表现十分突出。滇黔民族武术套路的动作数量不多,且多反复动作,极不稳定,造型也不如内地武术动作规范标准。大部分还未形成体系,处于自然状态,也就是说还未完全从武舞中分离出来,处于武术的较低层次状态。如傣棍中有许多套路并不能称其为套路而是几种棍法的反复演练,处于技击到武术套路的中间过渡环节等。
滇黔武术文化在两重对抗结构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成熟、主体精神不强等文化特点,对于它的创新以及转型来说乂是一个有利的条件。此外,滇黔武术文化传统中固有的兼容性和开放性,使其自汉朝以来,特别是元明以来,随着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先民的陆续迁入,各族文化之间交流学习加剧,彼此吸收,互相推动,共同演进,呈现出以本土武术文化为基础,融入了巴蜀武术文化、中原武术文化、荆楚武术文化、百越武术文化和来自南亚的武术文化类型,并切入到滇黔武术文化结构之中,整合成滇黔武术文化异彩纷呈、神奇迷离的文化整体。从而使滇黔武术文化具有多样性、边缘性、和融性、山地性,淳朴秀丽、精美柔顺,文化主体精神不强、开放性和封闭性并存的文化特质和勇敢强悍、民性刚烈的精神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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