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滇黔武术与内地武术比起来，不像内地武术技术体系那样完备，理论体系丰富。它更多地保留了武术的初始状态，更多地强调了武术的搏杀功能，更多地展现了武术的视觉效果，更多地表达了内心深处的情感。它的搏杀主要体现在狩猎的劳作过程中和与人的实际搏斗中。而内地武术技术体系成熟完备，门派拳门林立。套路作为一种表现形式成为其成熟完备的标志。滇黔武术展现的武术视觉效果和表达的情感主要用武舞、巫术和戏曲的方式来实现；而内地武术更多通过武术套路就可以完成，它强调手眼身法步的运用，并通过动作的难度来加以完成。滇黔武术在演练时随意性比较大，有时候还因人而异，处于武术套路定型的中间阶段；而内地武术演练时动作与动作之间用程式化的手段连接起来，所以整个套路比较定型、固定。在拳术的动作力度表现上，滇黔武术既没有像广东等地的南拳那样刚猛，也没有像北方拳术那样干脆利落，架势工整。②如果真要把滇黔武术进行归类的话，与广东、福建一带的南方拳术相比， 它刚劲不足；与北方拳术相比，舞美有余，但乂没有北方拳术的舒展大方，所以边缘性特征十分突出。

三、和融性特点

滇黔民族文化对异文化不是采取敌视，甚至消灭而后快的态度，而是以一种亲和的尊重的态度加以对待。滇黔民族文化的这种特征表现在民族文化性格或民族社会价值观上，是崇尚团结，热情好客。在武术文化上，滇黔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交流中，非常善于学习不同的民族武术，吸收其他民族的武术文化因子来丰富、发展自己的武术文化，做到“和而不同”。不管是苗拳、侗拳、白族拳、彝拳，还是傣拳、低拳、布依拳等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其他民族武术的因子或影响。与其他民族交流越早，受其他民族影响越深的民族，这种现象越明显。其中以侗拳、苗拳、白族拳、傣拳等在武术的融合上则更为典型。黔东南、黔东、黔东北地区的苗族武术、侗族武术，由于其与荆楚地域相邻，它们的武术发展就受

① 福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贡县志》，420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② 杨近文：《贵州苗族武术》，23页，货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到楚地武术的影响较深。在实地考察中也发现，许多苗拳、侗拳的师傅大多来自湘西地区。白族武术，由于白族是与内地交流最早的民族之一，其武术中吸收了大量的内地武术的成分，傣族武术中同样也可以找到内地武术和南亚武术的影子。如在芒市、遮放两地影响较大的“俄贺哈”和“三元”两个流派就是与其他地区武术的交流后而创立的。据《潞西县志》记载，清末时期，芒黑村一位喜爱武术的男子，因得一流浪老者（武术高手）的指点，通过勤奋苦练，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拳、棍、刀法。因其出生排行第五，名号“俄”，后移居瑞丽贺哈村（今瑞丽市弄岛附近）而得名“俄贺哈”。其武术曾称雄一方，现仍流传“俄贺哈”。“三元”派的创始人思三元在傣族武术的基础上，受教于广东拳师，博取广东南拳与傣拳之长，创造自成一家的“三元”武术。①文山苗拳大师项崇周，于同治年间去越南老寨马宗头（苗族）处学艺，马宗头叫武术教师马飞天给项崇周传授，数年后项从周练得一身好武艺。②黔东南武术大师姜映芳，14岁时赴湘学习武艺，练就“空手夺刀刃”的绝技。返乡后，在剑河凯寨设馆授拳， 并深入锦屏、二穗、台江等地传授武术，咸丰五年（1855年），姜映芳创天五马破槽、九牛造塘、金鸡拖尾、雄鸡点头、鲤鱼上滩、猛虎跳岗、一炷香、荷叶侗家棍、满堂棍等。布朗拳中也有些类似汉族的跳梅花桩。滇黔各民族的武术总是在吸取其他民族武术的过程中经过民族化、本土化的改造，使其成为本民族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山地性特点

滇黔地区地处云贵高原，绝大部分地区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地面坎坷不平。滇黔地理环境总体上是西有高黎贡山，西北有横断山，北有乌蒙山、大娄，东有武陵山、雷公山，南有苗岭、哀牢山阻隔，从而与外界沟通相对封闭。 滇黔内部的地理条件大致是滇西的山地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山地的南延部分，自西向东排列着高黎贡山、怒山、云岭三大山脉，构成滇西横断山系。贵州高原上有黔北大娄山、黔东武陵山、黔西乌蒙山、黔西南老王山、黔中苗岭等大山。古有“地无三里平”之说。所以人们在搏斗拼打过程中不像在北方平原上那样以大蹦大跳、闪展腾挪的方式进行；甚至战争也是因地制宜，不能像在北方或华东地区那样，选择宽阔的地方，列开阵式再打。为了生活和生存的需要，滇黔先民不得不创造出一种适应山地作战的技艺。“拳打卧牛之地”就是创造山地

① 公南省潞西县志编写委员会编：《潞西县志》，413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3。

② 与南省麻栗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麻栗坡县志》1020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武术的理论依据。因此滇黔武术的套路结构严谨、短小精悍。演练时，不要多宽的场地，在直线上进退，原地起势，原地收势，有“卧牛之地”即可。滇黔武术极讲究下盘稳固，因而非常重视桩功的训练，而桩功则以马桩为主。“练拳先练桩，打拳不晃荡”，并有“马步马步，一马两步；箭桩箭桩，进击有方；前弓 后箭，发劲顺强”之说。在手法上严密细腻，即上肢运动较多，善劈、挑、拨、 推、插、勾、拦，如练对打诀：“手肘如闪电，返步身要偏，膝起闪两边，伸缩赛猿猴。则进身要偏，两眼望下边”；“打头起势随脚走，走时速起站中央，脚踏中门抢四位，两肘齐发人难当。”步法上，下肢动作以四平大马步、弓步、跪步为主，少有大跳步和腾跃。腿法上，总的要求是“腿不过膝”。技击上，讲究手无定势，身无固形，但须守若无策手，且慢动手的原则。能制胜则快速前进猛 击，不能制胜则马上闪让避伏，移身旋体。劲力上发力短促，变化灵活，多用肘法。因此，滇黔武术讲究上肢不论如何运动，下盘均须稳如泰山，切忌轻浮。这样才能保持重心，体势平衡。它体现了滇黔武术的稳扎稳打，落地生根，快而不乱，刚柔而不浮的特点。器械多以单练为主，对练不多。表现出适应山地农耕生活的特点。纵观滇黔武术的技法特点，其运动路线以梅花步、菱形步、四方步、 七星步等为主。虽然套路不同，但大都是打四方，以四门为主。先往东打，回原 地；再往南打，回原地；再往西打，回原地；再往北打，回到原来中心点结束。 套路一般短小精悍，架势较矮，多上肢动作。①总之，滇黔武术非常符合山地拳 术的特色。

第二节滇黔武术文化特征形成的地域文化影响

滇黔武术文化是滇黔地域内历史沿袭、积淀而形成的一切与武术有关或相关的物质和精神的有机复合体。滇黔武术外在的技术特征是生活在滇黔地域内的习武者长期受其地域内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逐渐 凝聚起来的在拳种风格上的表现，其内含的是滇黔武术对滇黔自然、历史人文环 境的适应以及滇黔地域环境在武术文化上的折射。

① 李德祥：《中国哈尼族武术文化初探》，载《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 (6)

一、生产方式对滇黔武术文化的影响

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要生产，而生产方式的选择都是由所处的环境所决定的。 “靠山吃，靠水吃水。”滇黔地区山峦层叠，沟壑纵横。动植物资源丰富，射猎 与刀耕火种等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还一直成为滇黔许多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滇黔民族出入“带刀”、“携弩”无不带有生产方式所留下的踪迹，并在滇黔武术技术风格上有所展现，进而成为习武者必然遵守的自然规则。滇黔武术技术上的注重下盘的稳固与滇黔“刀耕火种”的生产条件密切关联；山路多崎岖不平，耕地稀缺，使得习武者注重下盘的稳固且活动面备受限制；滇黔武术器械多为日常农具，如刀、弓弩、棍棒等，反映在滇黔武术器械的演练上则是强调左右双手的重要性，左右持械都要熟练应用，这些器械样式及日常握持工具的方式即是滇黔 生产方式在武术技术风格的一个反映。滇黔许多民族的武功更多的是被当做一种生产技能继承和发展起来，他们精湛的射艺和高超的刀法更多的是对付猛禽野兽。如佰：族武术中刀术据多，演练时右手持刀、左手握鞘，既可进攻乂可防守。 布依族粮杆（枷）由长短不一的两根棍子绳系而成。农忙时节用其收割打谷打麦，农闲时舞起粮杆呼呼有声，长短交换，击打沉着有力。粮杆既是生产工具， 乂是武术器械。在生活中，就地取材，席地而武。布依人广种水稻，逢年过节打糯米耙（糯米耙是将蒸好的糯米饭倒入石槽内用棒冲击而成），需用棒冲击。棒 一头粗一头细，因此棒既是生活工具，乂是习武器械。布依族男女头上缠着蜡染的头帕，颇具民族特色，帕长数丈。布依人挥帕而舞，呼呼声脆，放长击远，裹身防卫，柔若垂柳，硬若青冈（一种坚硬的木料）。帕缠对方兵器，收而巧夺。 用草编织成坐墩，布依人就座休息，起身双手提墩而舞，姿势优美，妙趣横生。 舞板凳亦如此等等，都显示着生产方式对滇黔武术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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