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个旧、蒙自、开远等地著名的有王树章、田官成、“尹铁头”、毅海池等武术名家，以及“双刀李”、“侠手刘”、“金枪”杨顺亮、“石锁”吴兴龙等。“尹铁头”、“双刀李”曾挂牌行医，擅长医治创伤。田官成于20世纪40年代在个旧大坟坝设场献艺，于个旧正街开馆行医，远近闻名。境内的民间武术，经历了漫长的传播、发展过程，各种门派互相渗透，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武术内容。此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武当乾坤门和少林拳等。武当乾坤门的代表人物为个旧的王树章。其自幼从师于外来的游方道人，深得武当乾坤门功法之精妙，青年时就读于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第16期，后为傅作义将军的侍卫副官长，随傅作义将军在北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回到个旧，继续研究和传授武术。少林拳派以蒙自的曹德义、个旧的刘金波为主要代表人物。曹德义，原籍四川，学武于成都国术馆。抗日战争时期在军队中教过武术，参加过台儿庄战役。 刘金波，原籍浙江，人称“快手刘”，学武于天津国术馆。①民国年间，外地人大量涌入铜仁地区各地，将外地拳种和武术门派带入铜仁。20世纪30年代石阡县城刘子前曾设馆收徒传艺。

红河沿岸和南溪河谷地带不少黑旗军后代擅长武术。清末民初，商会为保护商民利益，聘两广武师组织青年练武。20年代末，以黄大、赵宽南为首的武狮队和李庆春（广东梅县人）为首的文狮队（亦称瑞狮堂），各自招收门徒教练武艺。黄大的狮舞是单人舞，称“武狮”；李庆春的狮舞双人表演，称“文狮”。 文武两狮锣鼓节奏和把式迥然不同，黄大以拳、腿见长，李庆春则刀、叉、拳、 棍齐全，徒弟广布，影响较大。②

新中国成立后，在滇黔工作的武术工作者有很多，他们为滇黔武术的发展作 出了巨大贡献。如沙国政、何福生、马鸿志、王之和、唐瑞林、张静和等。

何福生（1910—1998年），回族，河南省南阳市人排名中国武术九段榜首，被尊称为一代宗师。1916年起随祖父习武，专攻查拳；后从王子平、于振

①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编纂委员会编：《红河州志》，423〜42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二 联书店，1994。

②河瑶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县志》，6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联书店， 1994。

声、马金标继续研习查拳。1929年考入南京中央国术第三届教授班，随马英图学八极拳，随黄柏年、姜容樵、朱国福学形意拳。后随杨洪武学习摔跤，精于左右拔脚、抹脖、手蹩子带剪腿连环使用，有“马前三刀何快跤”之称。1933年、 1936年两次随中央国术馆出访东南亚诸国和地区。在新加坡首场表演，与温敬铭“空手夺枪”，精妙绝伦，轰动南洋，备受赞誉。《星洲日报》载文称其为 “神枪小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云南省武术队教练，培训了苏自芳、吴云华、刘豫堂、李海燕、胡宝林、贾文琴、刘永明、朱刚平等许多全国冠亚军及教练。1960年获全国武术比赛表演一等奖。多次担任全国武术比赛正、 副裁判长，总裁判，总评议长。60—80年代四次出访日本，为日本各界表演精绝的中国武术，轰动全口本。1995年在中国武术协会等组织的“中华武林百杰” 系列活动中，被评为“十大武术教练”之一。1985年、1986年应中国新闻社与潇湘电影厂的邀请，参加了《八百罗汉》与《天国恩仇》的演出并担任主要角色。

马鸿志（1911—1994年），回族，出生于山东省济南西关。自幼酷爱武术， 12岁拜武坛名师王兆林习拳，深得查、华、炮、洪、八极等拳术的精奥，并娴熟各种长短器械及摔跤。20岁时考入山东国术馆深造，更加铸就了深厚的武术功底，功夫渐趋精深。抗战期间，马鸿志举家迁至昆明并定居昆明，一边谋业， 一边授武。新中国成立后，马鸿志就业于昆明市鞋厂。业余时间，他全部用于武术传播和教学，除了在文化宫公开传授武术外，还兼任云南大学武术教员，在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下，其一身武艺有了施展的地方，其演练的查拳闪展腾挪，舒展大方，健美之势动人心魄，故被誉为云南查拳王。多次参加全国武术交流观摩大会并获得奖励。

王之和（1902—1992年），山东陵县王庄人，自幼好拳嗜武，师从乡里武师习弹腿、查拳、少林拳诸技。后从通背名家修剑痴、“快手”刘智（另有醉刘之称）习拳，深得其传。1939年贵阳举办武术擂台赛，王之和受邀任裁判，此后， 王之和便一直定居贵阳。新中国成立后，王之和任贵州省武协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常往返贵阳和毕节两地，传承武术。“文化大革命”后，武术活动逐渐恢复。1982年，王之和出任武协副主席，后增补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贵州省分会委员，先后在贵州省公安厅、消防大队，省武协、省武术队任教。王之和多次参加国内大型武术活动，均获不同奖项。王之和的事迹在《中华武术》、 《贵州日报》、《贵州体育》、《贵州体史料》等刊物上均有报道，并被列入《中国武术人名志》。

张静和（1904—2000年），北京人，满族。少年时随保定少林名家宋宝山习武，后与表兄罗振元同拜皇宫侍卫“大力恒”恒泰（字寿山）为师习通背、螳螂及太极诸艺。青年时曾任山东省主席韩复窠大刀队教习，与京城“醉鬼张三”、“燕子李三”均有深交。抗战前夕只身入滇，在圆通寺国术大会上演练螳螂拳一举成名，省主席龙云聘其为省府国术指导。在“国术救国”的倡导下， 1931年，张静和与友人及学生在昆明成立云南太极研究会，广播武术。新中国成立后，业余时间在翠湖、圆通山及五华体育馆等处教徒，传人众多。2000年 10月，张静和因病去世。其女张云雯、子张云虎均承父业，以传播武术为己任， 传人千计。

唐瑞林（1911—1994年），江苏人，17岁时在南京拜任长青为师，学得弹腿、子午拳、夜行剑、九龙断肘刀、大架击拳、敏心掌、猿劈棍、十八对拳、养生十八法、劲虹硬气功等。新中国成立后，唐瑞林在昆明建筑公司工作，每天早晚带徒传艺。1979年，唐瑞林代表云南省参加在广西南宁举行的“全国民间武术观摩交流大会”，获优秀奖。80年代表云南省武术代表团参加在山西太原举行的全国第二届“武术观摩交流大会”获得优异成绩。曾就任云南省武术协会委员，云南省气功研究会理事，昆明市武术协会副主席。在昆明市工人文化宫先后开办硬气功培训班10多期，为云南省的武术事业培养了众多的武术人才。

从这些武术精英中可以看出，外地武术精英占了很大比例，即使是本地武术精英也是深受外地武术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武术精英对滇黔武术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对滇黔少数民族武术拳种、拳派或体系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当代滇黔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滇黔武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特有的娱身功能、独特的健身价值。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品质之优为世界所罕见。在喜庆丰收、宗教形式、婚丧嫁娶以及各种节日中，武术文化都是其不可缺少的内容， 以生动的形式再现了滇黔民族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它以顽强的文化形态存在，具有巨大的文化价值。

随着文化全球化趋势的加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滇黔的武术文化生态正经历着巨大的冲击与洗礼，面临着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留存于滇黔境内的地戏、关索戏、阳戏、端公戏、般打、木偶戏等面临后继无人的现象，苗拳、侗拳、布依拳等民族武术拳种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如傣族武术中古老的 “灭火孙扫哈”等已无人知道。常见的“灭锡烂”、“灭界朵”等，大多数村寨 还能表演，但有少数地方只是听老人说过，已经没有人会表演了。由于在封建社会里，教人时都要保留几套，所以，武术套路越来越少。如“灭界朵”，据说有 130套，至今所了解到的只有一半。①另外老年龄化问题也很突出，仅以景颇族武术为例，景颇族被称为是带刀、耍刀的民族。但是在实地调查中得知：一般而言，以30岁为分界线，30岁以上的男子，年龄越大，会景颇刀舞和刀术的人越多；反之，30岁以下的男子，年龄越小，会景颇刀术的人越少。有的村寨几乎已无一人会这门传统技艺了。在景颇族目瑙纵歌节上纵情持刀欢跳的景颇少年， 也只是随着撩人心扉的民族音乐和大家一起跳一跳简单的舞步，95%以上连基本的刀花都不会玩了。滇黔武术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奇葩和优秀的文化遗产。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文化西方化越来越凸显的今天，我们怎样保护、传承与发展武术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责任。对滇黔武术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研究，为弘扬民族文化、传承民族精神、推动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活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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