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相对开放的自然地理

1.陆上交通一西南丝绸之路

早在远古时期，居住在滇黔境内的各族先民就披荆斩棘凿山开路，伐竹剜木扎筏造船，甚至凌空拉索使天堑变为通途，历经万般艰险，开辟出了一条条山路、水道，建造了一座座桥梁索道，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滇黔交通文化。“西南陆上丝绸之路”则凸显了这种文化。

“西南陆上丝绸之路”历史悠久。公元前2世纪，张骞奉命出使大月氏，取道西域，到达中亚，发现蜀身毒道。①“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大夏去汉万二千里，，。②随后，“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 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③可见这条经西南地区到达身毒的道路，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就已存在，被称为“西南陆上丝绸之路”。在今后的岁月里，这条道路不断得到开拓。

内地对滇黔交通开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五尺道的开凿。秦国占据巴蜀后，秦蜀守李冰采用了积薪烧岩之法，修建了从焚道县（今宜宾）经石门关，到千顷池（昭通）的第一条内地入滇通道——“熨道”。秦朝建立后，常

①“蜀身毒道”的具体路线是从蜀（成都）出发经焚道（宜宾）、盐津、昭通（汉时称朱提）、公泽、昆明、安宁至楚雄，从楚雄经南华、祥公到达叶榆（今大理）由川西达到叶榆的灵关道相合，然后继续往西，经博南由区（永平县境）跨澜沧江进入永昌（今保由），渡周水（怒江），翻越高黎贡山， 经滇越（今腾冲）出境至缅甸、印度等国。见林超民：《滇云文化》，69贝，呼和浩特，内蒙占教育出版社，2006 。

②（西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③（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在赞道的基础上，将路乂修到了建宁（曲靖），道宽五尺，故称“五尺道”。 “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①。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秦常之开五尺道，汉唐蒙之通南中，唐始称石门路，自今四川宜宾南行，经庆符、筠连，入云南之盐津、大关、昭通，以至曲靖”②。从此，五尺道成为内地入滇黔的一条通道。公元前135年，汉武帝乂采纳唐蒙的建议，通夜郎，置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焚道指群舸江。”③郦道元在《水经注•江水》记述更为详细：“唐蒙乃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二四丈，其塞凿之迹犹存。”史书上称这条道路为“南夷道”。

从四川入滇的路，除“五尺道”夕卜还有“灵关道”、“博南古道”和“茶马古道”等。

灵关道在先秦时期民间就已经开凿，汉初，司马相如在此基础上继续施工完成。《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武帝即“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④。司马相如“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群舸为徼，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悦”。⑤当时的路线大致是：从成都经邛睐、雅安、越需（过灵关）到达西昌后，再经过会理、姚安到楚雄。⑥

博南古道是从西汉武帝至东汉初，中央王朝全力打通和控制的一条道，是 “蜀身毒道”在中国境内的最西段，也叫永昌道。东晋《华阳国志•南中志》 说：“孝武时通博南山。”⑦《后汉书•郡国志》也载：“永平十二年，得哀牢地，始通博南”⑧。云南各民族，常年生活在万道群山之中，翻山越岭，涉涧过箸，走出了一条条路来。

隋唐时，云南与内地和周边国家的交通干线主要由蜀天竺道和“安南通天 竺道”构成。实际上这一交通格局是在汉晋时期的蜀身毒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蜀天竺道依然是从蜀出发，经云南通往缅甸、印度，在西南地区同样由三段组成：一是从蜀东南行，经昭通、曲靖、滇池至大理的石门道，即汉晋时期的 “五尺道”；二是从蜀南行，经雅安、西昌、姚安至大理的清溪关道，即汉晋时期的“灵关道”；三是以上两条道路在大理汇合后西出永昌至印度。安南通天竺

（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宋）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

（西汉）司巧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传》。

（西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传》。

益南报理论部：《云南文史博览》，79页，昆明，4南人民出版社，2003。

（东晋）常玻：《华阳国志♦南中志》卷四。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郡国志》。 道，是由两段道路构成，一段是从安南（越南河内）沿红河而上，在云南河口县进入云南，经过通海、拓东城（昆明）、安宁至大理的南诏安南道；另一段是从大理经永昌，西出缅甸至天竺（印度）的南诏天竺道。两段合起来就是唐代著名的国际交通线安南通天竺道。

隋初史万岁征云南，乃修复契道至宁州（今云南曲靖）的道路，路过黔西北一隅，称为“石门道”。唐代黔州都督府曾一度改为播州都督府（今遵义）、 庄州都督府（今贵阳附近），说明有路与黔中相通。乂唐初曾派黔州刺史田康出辰州道，乃复黔州至辰、沅一路交通。贞观三年（639年），渝州（今重庆） 人侯弘仁修筑经祥舸、西赵出邕州（今南宁）的道路，沟通川、黔、桂三地。 贞元三年（787年），南诏异牟寻遣使三路入朝，其中有一路即出群舸而达黔州。 “茶马古道”最早出现于汉晋时期，兴盛于唐宋南诏、大理时期。其主要道路如下：一是中甸一西藏昌都和中甸一四川康定两条茶马道。前者可分为中旬出发， 翻越梅里雪山，经加郎、碧土、扎玉、左贡、帮达至昌都和经乡城、德荣、盐 井、芒康、左贡、帮达到达昌都；后者则由中旬出发，经乡城、桑堆、理塘、雅江到达四川康定。二是通向尼泊尔和印度等地的茶马道。它以中旬始，经西藏江孜、拉萨等地人尼泊尔；另一路则由拉萨、日喀则等地到达印度。三是由中甸往南，经大理、弥渡、南涧、镇源、思茅可达勘海、勘腊入缅甸等地。茶马古道在 经济的联系和文化的交往始终不曾中断。北宋时期，“茶马古道”成了当时连接云南与内地、西藏以及印度等地的主要通道和商路。

这些古道被后人称为“南方丝绸之路”。它比唐朝的北方丝绸之路还早好几个世纪。连接了中原与巴蜀黔滇粤，纵贯南北，以至连贯缅甸、印度、西亚诸国等。清乾隆年间，云南每年产铜万斤，这万斤铜就靠驮马搬运，需驮马千匹，这 “南方丝绸之路”的热闹就可见一斑。可以说，这条交通线路的修筑吹响了中国早期西部开发的号角，为今后全面建设开发中国西部奠定了基础。以此，“西南丝绸之路”在滇黔对外交通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直至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军的封锁，“西南丝绸之路”一度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通道。

2.古代滇黔的水上交通

滇黔古代各民族先民，很早就掌握了造船和航海技术，开始了水上交通。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自焚道至朱提有水、步道”①。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即横江，源于贵州威宁，流经彝良、大关、盐津、宜宾，入长江。古书上 说：“有竹王兴于豚水”②，这个传说并非无因。古人类大都傍水而居，便于汲水

①（东晋）常球：《华阳国志》卷四。

②（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十九。 和捕鱼，同时也利用水道交通°庄跻入滇当是贵州有记载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交通活动，包括水路和陆路，然其行走路线，其说不一迪《史记•西南夷列传》 说：“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①而《华阳国志•南中志》 却说：“溯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杯船而步战”②。由楚经贵州至滇有路可通，在贵州境弃船而走陆路，这一点是肯定的。从四川经贵州到两广的路，古已 有之。《史记》说：“南越食蒙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群舸受祥舸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日：‘独蜀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群舸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③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北盘江、红水河通珠江的水道此时已经利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发巴蜀卒治道，自彝道指群舸江”④， 谓之“南夷道”。事情非常明显，开此道的目的，是为了打通到夜郎的通道，并使之与群舸江衔接，以便“因犍为发南夷兵”以攻打南越。为了军事的需要，后来便在此道上“置南广八亭”，这是贵州有邮传的发端。唐代在四川彭水设黔州都督府控制贵州，经制州均设在乌江以北，足见主要是凭借乌江水道。

明代始有大规模的疏河工程，为了保证川滇驿道畅通，洪武年间疏浚了永宁河，清除险滩巨石八卜余处。由于运输粮饷、大木和云南的铜，沅江水道兴旺起来，镇远成为驿道与水道衔接的水陆码头。正德和万历年间，两次治理馍远与施秉间的水道，打开诸葛滩，船可上行至黄平重安江。乌江水道下游河段亦有整治，并使石阡河通航。北盘江经整治后，百层以下通行无阻。清代由于用兵及运粮、运盐、运铜的需要，有几次大规模的治河工程，重点是赤水河、都柳江及清水江。赤水河是川盐入黔孔道，乾隆年间总督张广泗组织疏理下游河段，船可通到茅台。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再次疏浚。雍正年间，鄂尔泰奏请“改土归流”，认为清水江“下通湖广，上达黔粤，而生苗据其上游”，于是打通清水江以运粮饷。与此同时，开辟都柳江上游纤路，凿通碍航礁石，令驻军分段治理，至乾隆年间即可由独山州竖泛舟直到两广，“以资挽运而济商民”⑤。

总之，“西南丝绸之路”和水上交通的开通，增加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度间的文化交流，对滇黔武术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也起着重要作用。

①（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②（东晋）常辣：《华阳国志》卷四。

③（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④（四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⑤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校勘：《贵州通志》第二册卷二, 317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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