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心文化圈的江南船拳研究

中心文化圈指吴文化环境的中心苏州-湖州一脉,从历史的角 度看，经济的发达决定了文化的繁荣，培养了人们闲暇娱乐的心 态，助长了江南船拳的发展。 船拳不是某个个别地区的产物，更不 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人们在经济富足状态下喜爱民间娱 乐文化共同发展的结果，有着广泛深厚的文化内涵。 中心文化圈 的苏州、无锡、湖州，城内水域相通，经济因水而兴，城外防卫多以 水上防卫为主，水战经验丰富，这是船拳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 因。 船拳产生的应激原因是对倭寇的防范，水网密布，盗寇丛生， 水盗灾害自古多有，戚继光抗倭后，军事训练的拳术逐渐传入民 间。 从民俗的角度看，吴地文化源远流长，一是民间节庆繁多；二 是水、船表演兴盛；三是吴地人多有好游好戏的文化心态。 内环区 域的苏州船拳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在苏州，比较活跃的有越溪 船拳、北桥船拳和常熟船拳等；在无锡，比较活跃的有锡山船拳；在 浙江湖州，比较活跃的船拳是“五虎拳” “岳家手”，还有由民间传统 练武形式演化而来的“石担开四门”“石锁开四门”“滚盾牌”“舞板 凳”，以及由上古武舞演化而来的“大刀进枪”“抛钢叉”等器械 项目。

 

一、中心文化圈船拳文化环境独特性

江南船拳作为艺术门类的一种，它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文化 立体发展的结果，还原到历史情境中看船拳的产生，与吴文化环境 的中心苏州-湖州一脉为经济中心有直接的关系，经济发展到相应 的高度，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因素。 从经济历史的角度看江南经济， 太湖流域的江南经济被视作一体化区域，其中以苏州为中心的江 南经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笔者在船拳资料的整理中发现， 目前对船拳产生的具体区域和产生原因的论述还比较模糊，一般 将湖州双林镇作为船拳文化的发源地：“古书有述船拳始于越王勾 践习水战，古称‘水战’。 发源地为湖州双林镇。 俗话说：‘走过双 林三十六码头，难到双林塘桥头’，双林人自古以来喜欢习武健身。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倭寇犯境，受戚继光抗倭的英雄事迹 的激励，民众在农船上打拳练武，称‘船拳’。 由于吴语中的‘船拳’ 与‘蚕健’音相似，故‘船拳’在太湖流域一带的蚕乡获得发展，且至 今不衰。”蚕是江南的主要经济来源，“中国蚕桑业以江浙两省为 最盛。 浙江七十五县中，产蚕丝者五十八县，其中三十余县完全以 养蚕为业；其出口生丝，历年均占全国第一。 浙西的杭州、嘉兴、湖 州以及太湖流域的苏州府都是主要的产地”。船拳作为民间的武 术形式，它的产生和发展在传播过程中应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但 从太湖流域的整体区域看，船拳产生于太湖中心区域，以苏州、无 锡、湖州中心区域的说法更值得肯定。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太湖流 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学界有比较明确的说法，“据接触到的资料，至

①朱惠勇：《中国船文化》，杭州出版社，2003年，第194页。

②刘石吉：《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0页。 迟到明代，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是一个有着 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区域整体。 其时，官方文书和私人著述， 屡屡五府乃至七府连称。 最早的江南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 角洲经济区）事实上已经初步形成。 这个经济区当时以苏、杭为中 心城市（苏州是中心的中心，到近代才为上海所取代），形成都会、 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具备了区域经济基本 的内在结构”。学界目前比较认同,明清时期即为苏、松、常、镇、 杭、嘉、湖七府中，以太湖平原为中心。 经济共同体的江南经济太 湖中心区域,决定了船拳文化的产生是个整体的面貌,经济基础决 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到相应的高度才会有文化的繁荣,总体看, 船拳发展的分期可从经济发展的状况梳理出大致的脉络,体育表 演（明前江南经济繁荣,市镇发展程度高）———防身格斗（明清海 盗、倭寇频扰,经济凋敝）———武术表演（现代经济繁荣、生活安 定）,且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改变和完善它的文化样态,因而单纯 地说船拳产生于某时某地并不是确切的说法,而只能认定其产生 于太湖中心区域,而苏州又是中心区域的中心,所以从各种因素来 推断苏州应该是江南船拳产生的原点。

江南经济发展的勃发,使得江南市镇发展迅速,市镇分布密度 高,经济发展向四周村落扩散,其间水上交通的便利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江南市镇与水有不解之缘。 它往往位于河网平原的某一

① 七府，王家范在其注释中阐释：洪武三年六月上谕即以“苏松杭嘉湖五郡”连称（《明 太祖实录》卷53）。成化九年为统筹该地区的农田水利，明王朝还添设了“苏松常嘉 湖五府劝农通判”（《吴兴丛书》载徐献忠《吴兴掌故集》）。 将“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 连称，在公私著述中也屡见不鲜。如王鸿绪《明史稿》卷60（食货志•赋役》引大学 士顾鼎臣言，张衮《江阴县志》（嘉靖十七年刊本）卷2《提封记》引明弘治十三年刘震 《行台记》，都把以上七府看作经济整体。 此处不再一一赘列。

②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J984年第1期。 区域中心或枢纽点上，镇环四流，河流横贯镇市，商店、民居多傍水 而立，因水成衢，因水成市。 市河内农船穿梭往来，直通镇区。 许 多人都赞美这种格局富有‘东方威尼斯’风味。 殊不知与其说这是 美学的考虑，毋宁说经济的因素更具有决定的意义。 如果说，镇市 与其四周的‘乡脚’构成一农村经济网络的小整体（如前节所说）， 那么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犹如人的血管，输送血液，保证营养供 给。 这就决定了镇市的基本格局不能不考虑四乡上镇及上市的便 利。 而江南人都知道，船是最基本的运输工具，河流是交通大动 脉，这两大因素成了构筑江南镇市基本格局的决定性的要素，是很 可以理解的。”江南经济发展依水而兴，也正因为水道的四通八 达，江南各地的经济往来更加密切，呈现出区域化的发展趋势。 王 家范的文章提及《沈氏农书•逐月记事》中被学者忽略的事实是， 江南各地不同的特产，如湖州的桑，南浔的茧，嘉兴的棉等，都使得 商人云集，而买卖的商人来自各个地区，从而实现了经济一体化， “桑剪须在石门卖，五分一把。平望买猪灰；及城镇买坑灰；……苏 州卖糟四千斤，约价十二两；……长兴籴大麦四十石，约价十二两； 六月买太湖大茄……仅涟川沈氏一地主，其采购活动竟达于杭嘉 湖苏四府六县，并不仅限于涟市镇，可见区域市场内部联系的一 斑”。 江南经济的相互往来，为文化的相互往来提供了最好的依 据，江南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的网状结构，也间接证实了船拳由太湖 中心区域向外，沿河道传播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船拳发展的三层 文化圈结构。 船拳的产生不可能是孤立的文化现象，从历史的角 度看，船拳的文化原型来自吴地的剑舞文化，从横向的经济文化的 层面看，船拳的产生是民间经济繁荣到相当程度，人们在衣食无忧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的状态下民间娱乐共同发展的结果。从刺激-反应的理论理解，船 拳是在倭寇战乱直接刺激下产生的，同时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应 激也是一个条件，倭寇战乱只是船拳产生的一个因素，而在背后有 着更为广泛的文化内涵。

太湖地区江南船拳的产生与水环境、舟楫交通有直接的关系。 船拳以水船为媒介的表演形式，与吴地的自然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吴地传》记载吴地的水陆街道的情况：“邑中径，从阊门到娄门，九 里七十二步，陆道广二十三步；平门到蛇门，十里七十五步，陆道广 三十三步，水道广二十八步。”随着水路、通衢等措施的不断改进， 苏州水域更加宽泛，可以用水域密布这样的词来形容。 “根据明 《吴中水利全书》记载，到了明代，城内已形成了所谓‘三横四直’的 7条骨干河道，（清同治《苏州府志》卷8《水》）也是城内陆上的7条 主干道。 沿着这些主干道，有无数小街横巷，或向东西，或向南北 伸展，于是形成了无数大小不等，但又较为整齐的方格形，类似棋 盘式的道路网络。 多数主干道都与河道平行，陆上可以骑马乘轿， 水上可以行舟载货，并与城郊的道路和河道相连”，且“小浜支渠 120条，沿街巷伸展四方，布满全城”。城内水域连通，城外交流 也将随着水道的发展不断向外延展，由此便可以理解船拳的传播 为什么是水域沿线更加繁荣。 《吴地传》记载了吴都城外的几条水 道：吴地向北，“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今苏州 城北槽河），上历地，过梅亭（在今无锡境内），入扬湖（今常州市东 南），出渔浦（今江阴利港），入大江，奏广陵（今扬州）”。 而吴地向 南到越的水道：“吴古故（疑脱障字），从由拳（今浙江嘉兴南）辟塞， 度会夷（即会稽），奏山阴（今浙江绍兴）。 辟塞者，吴备候塞也”。

吴奈夫：《明代苏州的城市建设及其管理》,《扬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可见当时吴都的水陆交通四通八达。

考察苏州境内镇县的自然环境，可以进一步理解船拳的产生 发展的水因素。 常熟的浒浦镇位于常熟的东北部，北濒长江，与通 州市隔江相望，流经镇中入江的浒浦塘，在南北朝梁代时即为吴郡 重要通江水道三十六浦之一，“浒浦口历来为江防要地，据旧县志 载，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派重兵防守浒浦。 南宋初，韩世忠抗 金驻军于此，宋绍兴二年（1132年）立浒浦寨，屯戍武卫水军和步 军，统辖江浙闽海防。……浒浦港口，历史上不但是江防军事要 地，还是常熟市及苏南地区重要的海洋鱼类集散地和南北货运口 岸。 明清时期，浒浦商贸已很发达，集镇隔河为市，东西两侧各有 五条街道相望，镇上有商肆、店铺300家,百吨以上运输木船有40 艘，从事江海捕捞的渔船100余艘”。而常熟福山镇坐落长江之 滨,临大江,又为福山塘入江之口,历为江南军事重镇,此处“东汉 时南北商业繁盛,盐业尤为兴旺,置司盐都尉,统帅兵丁管理盐政, 查缉私盐。 岗上船舶成百上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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