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式看，关东各民族的发式虽不尽相同，但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 征，即髡发。所谓髡发，并非将头发全部剃光,而只剃掉部分，或剃去头 顶，或剃去前额，或仅留前额两侧发，各种样式并不完全相同，而且每个 民族也各有特点。髡发是一个发式的总称,既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清朝时 期的辫发，也包括元朝契丹人的髡发发式。东胡族系各族都有髡发的习 俗,乌桓人“父子男女相对据蹲，悉秃头以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 为髻”①。《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云:“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其语 言习惯与乌桓同,惟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 分配。②”《平燕蓟十策疏》云：“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③依据上述的 文献，就东胡族系男子发式看，都是将头顶的头发剃光，而仅留下两侧头 发，或披发或编辫自然下垂，肃慎系各族的发式,也颇具特色。肃慎族“居深山穷谷，其路险阻, 车马不通，夏则巢居，冬则穴处……俗皆编发”④;鞅羯“最处北方,尤称劲 健，每恃其勇，恒为邻境之患，俗皆编发”;“金俗好衣白，辫发垂肩，与契 丹异,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⑤在研究关东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文献《三朝北盟会编》中同样有关于女真族发式的记录:“妇人辫发盘髻，男 子辫发垂后，耳垂金环，留脑后发，以色丝系之，富者以珠玉为饰”。明代 女真人，或见其“被发骑马而行”，洪武间，”使李豆录招安女真。披发之 俗，尽带衣冠:这里的“编发”与“辫发”、“被发”与“披发”，其实都是髡 发的不同款式。“披发”并不是指杂乱无章的披头散发，而是相对于“结 发”而言的「结发”即束发盘髻，是以无髻之发，皆属披发或编发。编发, 对成年男子来说，只留脑后部的头发，结辫以垂。待清入关后，满族男子 的发式也发生了变化，有如前文所指，既不同于汉人束全发，也不同于蒙 古人垂两辫于耳后。显然，肃慎系的发辫有一共同特点：前剃后辫。同 东胡系相比，尽管发式不尽相同，但又都属髡发。东胡、肃慎两大族系的先民皆为游牧民族，他们行围出猎,跃马疾 驰,经常翻山越岭，飞渡溪谷，穿越林莽，驰骋草原,难免要披荆棘，斩葛 藤，开榛莽,辟草莱，同野兽周旋、搏击。在这种环境下，不怕苦、不怕死 的精神当然至为可贵，但还必须具备适应骑射的“轻便”装束，而满头长 发，总是一种沉重负担，不仅有碍观瞻,销蚀精锐之气，更会给驰射带来 诸多不便，尤其是与猛兽搏斗，这种不便往往会引骑射者临危致险，将前 部头发剃光，在马背上飞驰时头发不会遮挡住眼睛，而在野外行军或狩 猎时，可以将脑后的辫子盘起，枕辫而眠，具有一定的实用性。”武装到 牙齿”常用以形容武装到极限的人,而关东少数民族各族系发式中髡发 的特征,也是便于骑射发展到极致的一种细部特征，是骑射精神在发式 上的体现。第九章关东武术文化特征及其成因分析要对关东武术文化的成因进行分析，一方面必须要认识到自然环境 是关东武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基础,从关东地域的自然环境和生态 环境出发，依循关东社会发展的脉络，特别是关东生产力发展的轨迹去 探寻;另一方面也要追根溯源,从关东历史发展的视角出发，时刻牢记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关东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水平等都受到 时代性的制约，如果忽略时代性而单凭异代人主观的臆测和悬空的推 论,是不能恰切作出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判断，也难以较为客观、公正地 评析其地域文化特征。以空间为纬，时间为经，经纬交织，以尽可能地贴 近关东武术文化特征及其成因。第一节地域环境是关东武术文化形成的自然根源一、自然环境造就刚健勇武的武术文化研究关东武术文化，首先要了解其生成的自然根源。张岱年、程宜 山在《中国文化争论》中认为「文化方面民族差异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 的、复杂的。地理环境的差异是民族差异最重要的自然根源。……因 此,寻求文化的民族差异，自然而然要追索到种族的自然差异和地理环 境的自然差异上去。二者比较起来，地理环境的差异更为重要。”①同样,研究东北历史与文化的著名学者金毓娥在其《东北通史（上编）》中也认 为在进行地域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中必须要与该地域的地理环境相结合， “故研史者不明地理，则郡邑之分合，山川之向背，民族之分布，户口之耗 息，物产之丰细，人文之变化，皆不能曲证旁通，究其原委。由是言之，与 历史学关系最密者,舍地理其谁属”①。由此可知，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 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作用。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肥沃的土地，加上关东地域地广人稀，使得生活 在这片富饶土地上的人民并不需要精工细作就能够获得所必需的生存、 生活必需品。对于容易获得的东西，人们往往不会去珍惜,这表现为对所 获得的食物或生活用品仅作一些简单粗略的加工，浪费、奢侈的现象严重。 在关东人的性格方面往往表现为不拘小节，不苟小利，情感外向，喜则开怀 大笑;怒则拳脚相加;哀则痛哭流涕;乐则畅快淋漓，直截了当，喜怒哀乐不 加掩饰地表达。试想，在广袤苍茫的草原上策马驰骋是何等畅快与豪迈, 在原始森林中渔猎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果敢，这些与大自然的直接接触必然 陶冶出关东人民粗犷、豪爽的性格甚至是带有野性的气质。关东人纯朴、好客、直爽、讲义气、重然诺的性情自古就已经闻名遐 迩。明朝永乐年间，采取“扶绥政策”对关东地域的女真等少数民族进行 羁縻统治，并在部分的边卡开设一些专门与关东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交换 的市场-马市。关东少数民族将人参、鹿茸、东珠以及貂皮等名贵物 产与汉族所生产的布匹、绸缎、铁制品以及米盐等产品进行贸易交换。 在交易的过程中，关东少数民族没有等价交换和讨价还价的概念，双方 价格谈妥即可交易。如果少数民族所带的土特产不足，双方就口头约定 何时补齐,待到约定的时间到了，关东少数民族必定如约将所缺物品补 齐，从不失约，由此可见其纯朴与重信。二、农牧渔并存的经济结构形成关东骑射文化就生产方式的发展而言,人类都经历了从渔猎到游牧然后发展到农① 金毓麒:《东北通史（上编）》， 业的历程，而关东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渔猎与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 不仅持续时间长，并且在关东的经济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而农耕虽古 已有之，但至少在大量“闯关东”移民到来之前，始终无法成为关东地域 主要的经济模式。骑是狩猎和交通的前提条件，射是谋生和御敌的必要 手段,骑射文化由此就成为关东先民的自然选择，并被不断强化。无论男女老幼，以勇进为荣，以怯退为耻，儿童骑在羊背上奔跑，妇 女亦精于骑射，巾帼不让须眉。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满族统治者依旧 将行围狩猎作为一种固定的军事训练形式坚持下来，希望以此强化八旗 子弟勤于习练弓马骑射，继续保持满蒙八旗劲旅旺盛的战斗力以及尚武 的精神。评价骑射水平的标准简单而明确，骑艺与射技的提升更关注“驾驭 操控”和“命中致远”的实际效果。骑艺追求快稳，人马合一，射则首求命 中，而后求远，对于花哨的动作或过程却并不在意,从而形成了关东先民 以实用性为第一选取原则和强健勇武的武术文化特征。三、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促进武术文化的融汇关东地域是以渔猎、游牧和农耕三者相结合的文明结构，这使得关 东文化的多元性、兼容性、包容性的特点就显得更加突出。正是这种兼 收并蓄、包容大度的性格，使得关东人民愿意接受外来的新事物与新文 化，并与本民族的风俗、文化、宗教、政治相结合，以符合本民族的实际情 况。纵观关东地域的地方性政权，无一例外地彰显了关东先民乐于并 善于接受先进事物与文化的特性。先是有由粟末袜鞫所创立的渤海国 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模拟唐朝的体制，开创了关东地域文化的巅峰, 被称为“海东盛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借鉴宋、辽政治、文化特色，并结 合女真族自身特点创建猛安谋克制度，建立了占据中华半壁江山的金 王朝;其后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很早就接触汉文化，他不仅曾在明朝军队 中任职，而且吸纳了众多汉族官员与智囊，在承继猛安谋克制度上进行 创新,创建女真军政一体的“八旗”制度，创制满文，建立“后金”政权，为 清王朝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正如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中所言： “虽然他们按中国方式施政，他们的异族渊源和背景却有助于他们在统 治集团内保持政治上的青春活力。”①正是由于这种对于新生事物和文化包容兼蓄的特点，为关东地域的 武术拳种的传播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条件。河北、河南以及山东等地的武 术拳种在进入关东地域后，不仅得到广泛的传播，同时也发生了适应性 变化。关东地域比较典型的拳种如戳脚、八极拳、鸳鸯拳、少林拳、龙行 门等，均属于外来拳种，这些外来拳种在关东地域落户生根之后，其拳法 理论、技击技法和演练风格等相应地发生适应性变化。例如，关东地域 的特色拳种戳脚一一文趟子拳，其本源就是河北的戳脚。文趟子拳在吸 收太极、八卦等的基础上创造了动作紧凑短巧，讲究引进落空，贴身近 战，腿法以中、低腿法为主，已经不同于段氏戳脚放长击远，舒展大方，腿 法以高、中腿为主的技法特点，但是戳脚拳法注重技击实用的风格特点 却依旧保持。无论是关东本地的胡奉三、杨俊峰还是远来的霍殿阁、修 剑痴等武术大师，他们“走出去,请进来”，在不断地切磋中提高自己的技 艺的同时，也为中华武术拳种、拳理、拳法的丰富与创新、为中华武术在 关东地域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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