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达摩，据昙琳所著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的序言，是西域南天竺国人，婆罗门国王第三儿子。依唐代释道宣撰《续高僧传》记载达摩“初达宋境南越”，所以，达摩在南北朝刘宋（公元470年一478年）时期，从西域来到中国南越地方（即今日的广州）。达摩早于刘宋时期已到了中国，而达摩所传授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正是宋元嘉（公元443年）求那跋陀罗的译本。昙琳序亦说：“远涉山海，游化汉魏。”即当时的南方与北魏。据北魏杨街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述永宁寺、修梵寺的地方两次提到菩提达摩，说他自言一百五十岁，见到宏伟壮观的永宁寺赞叹不已。正文如下： “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 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 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修梵寺有金刚，鸠鸽不入，鸟雀不 栖。菩提达摩云：’得其真相也。’”

所以菩提达摩初到中国的时候在南方广州登陆，之后过江到北魏，并 在嵩洛一带传法。杨街之和菩提达摩是同一时代的人，他记述达摩是一名由西域来到中土的沙门中人。他记述了达摩的几句话来形容当时洛阳佛寺的情况，但是没有对达摩的背景及他的身份地位作出记述。但依杨街之两次引用菩提达摩对洛阳佛寺的评价，相信达摩在当时的佛教界应有一些影响力， 否则，杨街之怎会引用他的说话？依昙琳所著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的序言：“亡心之士，莫不归信；存见之流，乃生讥谤”，亦可以推断当时的达摩可能有些地位及信从，也同时面对着不少讥谤。因为达摩所传的大乘佛法与当时中国北方所流行的各门禅学，特别是以少林寺僧稠推崇以四念处法为依归的禅学不同，所以矛盾争斗十分激烈。达摩最得意的弟子有道育及慧可，后将衣钵传给慧可。依昙琳所著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的序所记述： “时唯有道育惠可，此二沙门年虽后生，俊志高远。幸逢法师，事之数载， 虔恭咨启，善蒙师意。”慧可跟从达摩五六年后，在达摩入灭后，曾在河浜 （即今黄河流域）弘法化缘。

早期的文献对达摩的记述十分朴实，但随着禅宗在中国的发展，达摩渐渐成为一位传说式的人物。传说达摩到达广州，广州剌史萧昂即上奏梁朝皇帝萧衍，萧衍大喜并邀请达摩到梁朝首都金陵（南京）。梁武帝是笃信佛教的帝王，他即位以后建寺、写经、度僧、造像甚多，他很自负地询问达摩： “朕即位以来，建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 ”达摩即答： “并无功德！”武帝又问：“何以无功德？ ”达摩说：“此是有为之事，不 是实在的功德。”武帝没法理解达摩，于是达摩即渡江入魏。记载这个传说的最古文献是敦煌出土的佚名《历代法宝记》（774年间撰）、唐代宗密所撰 的《圆觉经大疏钞》卷二之上和唐代《六祖坛经》。禅宗著名的《碧岩录》 把它作为颂古流传的禅门公案。

至于达摩晚年的事迹，各传都未明确记载。传说达摩到中国，正是当时的北魏时期，有一名国师菩提流支，很嫉妒达摩，他叫人在达摩的饭菜里下毒，达摩知道有毒，但却吃下去，他遇毒而逝，葬于熊耳山（今河南宜阳县）。但又传说魏使宋云自西域回国时走到葱岭一带，遇到达摩祖师，达摩手携只履翩翩独逝。宋云回来后谈起此事，众人都不相信达摩已死，于是打开棺木一看，里面只有一只鞋子。所以又有“只履西归”的传说。

达摩与少林寺

宋代道原在《景德传灯录》第三卷记述达摩北渡后，“寓止于嵩山少 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测之，谓之壁观婆罗门。”但是在较早的历史记载中，却没有达摩在嵩山少林寺的记述，昙琳序文中只说达摩“游化 汉魏”，而《续高僧传》中也只说“北渡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并 没有出现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之说。而当时少林寺是北魏孝文帝为佛陀禅师所建的寺院，而继佛陀任住持的是僧稠。达摩所传的大乘佛法与僧稠推崇的小乘佛法可说是水火不相容，所以胡适在《菩提达摩考》中推断所谓少林寺面壁的故事是后人把少林寺佛陀的故事混作达摩的故事。有推论说因为后来禅宗发展兴旺，为了扩大影响，把当时颇具名声的少林寺连合一起，为禅宗祖庭。虽然，达摩有没有在少林寺逗留还是一个疑问，但历史上比较可信的是达摩曾在嵩洛一带传法，而少室山的五乳峰距离少林寺有一两小时的路程。 即使僧稠当时不欢迎达摩，达摩在五乳峰修行也是有可能的。

不论达摩有没有在嵩岳少林寺，有一点比较明确的是达摩在世时他的教理不被少林寺接受。当时僧稠为少林寺住持，《续高僧传》卷十六《僧稠 传》记载：“……勤学世典，备通经史，征为太学博士……魏孝明帝，夙承令德，前后三召……”可见僧稠博学多才并受魏帝礼遇。后来，北齐的文宣帝更为他建云门寺，僧稠一派的禅宗在当时的发展应是十分鼎盛，少林寺亦备受重视。所以，他器重达摩的可能性不大。慧可跟从达摩五六年后得其衣钵。在达摩入灭后，也没有留在少林寺，他去到河滨（即今黄河流域）弘 法。所以达摩的法门也没有在少林寺开花结果。

另外，也有传说达摩内功深厚，在少林寺面壁九年后在洞中的石壁留下面容的影子。达摩将高超武学写成两部经书，分别为《洗髓经》及《易筋 经》。《洗髓经》为内修炼的秘典，传授给慧可，未公于世。《易筋经》为外修的书籍就留于少林。这些传说都没有在早期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或 《续高僧传》中记载。而且，现代考古数据显示，“易筋”早于魏晋时期已出现于道家文献，而非佛家的词汇。在魏晋时期出现的道家求仙小说《汉武 帝内传》已有“一年易气，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 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发，九年易形”的记载，从而可知易筋是道家练气求长生的一种方法。所以“易筋”原属道家思想，《易筋经》及《洗髓 经》为达摩所作的传说有待考证。

达摩禅当时没有在少林寺发扬光大，实际上达摩禅在当时没有很大影响力，达摩只是传授了几个弟子，一生过着居无定所的头陀生活。但后人却造出种种传说把达摩与少林寺拉上紧密关系。有推论说因为后来禅宗发展兴旺，把当时颇具名声的少林寺连合一起，为禅宗祖庭，又把少林功夫加上神化色彩，是为了扩大影响。

中国五位禅宗祖师

菩提达摩初到东土传授禅法，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引起很大的影响，他对后世中国禅宗的发展可说是播下了一颗重要的种子。这颗种子经过五代人 （慧可一僧璨一道信一弘忍一慧能）的努力培植，才在中国茁壮繁衍，成为经得起中国历史考验的宗派。

达摩不被当时当权者接受，一生只传授了两位弟子——慧可及道育，并将衣钵传给慧可。慧可的弘法生涯可与达摩相比，也是颇为困难孤立。达摩圆寂后，慧可到东魏邺都（河南省安阳县）传授达摩禅法。但是，当时有位道恒禅师，是佛陀或勒那摩提的门下，门徒甚多，他指责慧可所传的达摩禅是“魔语”，与官府勾结对慧可加以迫害，慧可几乎死去。由于慧可生于时局动荡的时期，经历了北周武帝灭佛及北齐灭亡，故他未能使达摩禅在中国发展。慧可一生虽然没有伟绩，对当时社会影响也不大，但他把禅宗衣钵传承了下去，延续了这颗禅种子。公元577年，慧可遁隐于舒州皖公山（安徽省 潜山县），度僧璨出家，传以心法，是为禅宗三祖。僧璨的事迹史上没有太多记载，他传衣钵给道信，为禅宗四祖。

道信

道信俗姓司马，原籍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七岁出家，但师长戒行不净，道信没有随师长放逸；后到舒州（今安徽省）跟从僧璨学习十年，在道信二十一岁时，僧璨去了罗浮山，道信从此独自修行，在南方一带游学。 隋大业年间正式得到官府允许出家，编籍于吉州寺。隋末战乱，道信曾到江州，住于卢山大林寺。道信三十多岁已受到佛教界尊敬，四十岁时，信众愿为其造寺，他见到双峰山有好泉石，所以决定在此建道场寺院。道信在双峰山安居后，三十余年不下山，在道场接引信众，弘宣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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