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行人”，指的是人们日常的道行。经查，《高僧 传》中说达摩“行人”的方法有四：

其一：报怨行，“初报怨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 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诉。经云‘逢苦不 忧，认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此报 怨行，是要人养成甘心忍受一切奴役的性格，对于外来任何压 迫，当“逢苦不忧”，不应有丝毫的反抗斗争。

其二：随缘行。

“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 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 顺风静，冥顺于法也。”此随缘行，即“苦乐随缘”之谓也。说 人们的痛苦和快乐，一切的幸运和不幸，皆由命定，都是个人命 运早已决定了的。要求人们不计苦乐，不计得失，无须去分辨外 界事物的是非和善恶。

其三：无所求行。

“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道士悟真， 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 '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此无所求行者，乃是要人安分无 为，“形随运转”，甘于忍受当前的痛苦。对于日常生活不应有 任何改善的要求。达摩认为有求为贪，有求为一切痛苦的根源。 如要快乐，只有在日常生活上采取严格的禁欲，不能有任何改 善、提高的想法。

其四：称法行。

“即性净之理也。为此说是要人们的行动，事事都得应理而 动，称法而行。即按照佛教的基本教义去行动。

据史书记载，“二人四行”之说，流行相当普遍。它不同于 此前小乘禅法的主要特点，是把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安置到了 “众生同一真性”的理论基础上。《楞伽师资记》也记载了全 文，只是文字稍有出入，且补充了 “称法行”的内容：性净之理，因这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着，无此 无彼……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为除妄想，修行 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

达摩禅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把“人道”的“人”，即“悟 道”的“悟”，分解为“理”与“行”二部分，组成为禅的统一 过程。传统禅法之不同于佛教的其他法门，在于静坐默想。修行 者若想悟道，必须通过这样的禅思才能实现。用佛教的术语说， 叫做“现观”或“身证”，从时间上说，“悟道”的过程极短， 但在佛教全部认识的链条中，却是一个关键的环节。此前，修行 者需要有一个对教理的长期“信解”过程；此后，又必须按照所 悟之道、所证之理作无限期的践行。这两个阶段，一般佛教派别 都不列在禅定的范围。达摩禅则把此三者统一起来“藉教悟 宗”，即读经明理，是作为守定禅思的理论依据，属“信解”阶 段；“壁观”是实现主体认识同所习理论直接契合的方法，也就 是“现观”的完成；所谓“法行”，是将认识把握了的佛理付诸 实施。这样，佛教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统统被纳入禅的惟一 法门，禅僧也可以成为一切僧众的代表。达摩禅的这一重要特 征，在于从理论上体现了禅僧的独立化。

达摩认为“四行”是人道的要途，乃行为之根本。他说，只 要人们能够断爱憎、泯苦乐、息贪求，听天由命，任运无为，应 法行事，应理而动，就可以人道成佛。

概观“理人”、“行人”，其本质上是在如来佛性思想指导 下的一种头陀苦行，是理悟与实行并重的禅法。究其原因，乃由 当时北方社会风气使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南北朝时，社会风 气尚纯朴，佛教重实行，学风比较朴实单纯。达摩在南朝没有站 稳脚跟，来到北魏，要想立足，就要与北方的风尚相适应，遂采用“壁观”、“行人”的办法，和北方佛教“轻义理，重实行” 的普遍学风相协调，最终为社会所承认，以至北方僧众到少林寺 跟他学禅的人越来越多，达摩的影响也愈来愈大了。君不见，达 摩以如此简单易行的禅宗修养方法，一改过去复杂繁琐的禅教， 岂不是独树一帜吗？

达摩，堪称中国佛教禅宗之初祖！

三、断臂立雪，东土五祖形成中国禅宗

禅宗一向以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教外别传”相标榜“达 摩来到中国，自称从释迦牟尼“拈花微笑”，传佛心印算起，到 他已有二十八代了。自称为二十八祖。

禅门著名的“拈花微笑”的故事，说的是昔日灵山会上，大 梵天王献上金色波罗花，释迦牟尼即“拈花示众”。众人相看， 都不解其意，便默不作声，只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只见那 释迦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 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禅宗自此称迦叶为印度初 祖，后历代祖师以心传心，次第传授，至菩提达摩东渡中国，带 一件棉布袈裟，作为历代传授法嗣的凭证，为东土初祖。

菩提达摩在少林寺选用《楞伽经》作为宣扬禅宗教义的教 本。四卷本〈楞伽经〉开头有个赞偈，日：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华，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

又日：一切无涅渠，无有涅梁佛，无有佛涅架，远离觉不觉;

若有若无有，是二悉俱离，牟尼寂静观。

《楞伽经》中的“寂静”即是“涅槃”，亦作“寂 灭”，与佛性、法性、实相、真如等属于同类概念。达摩面壁， 把“寂静”当做人生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和需要体认的最终真 理。这个《楞伽经〉的内容和当时北方流行的地论学派属于同一 思想流派，所以，北方僧众到少林寺跟他学禅的人越来越多，慧 可即众僧之秀，后断臂立雪，承达摩衣钵，为禅宗二祖。从此在 慧可门下又出现了一大批专以此经为修持指南的僧侣，号称楞伽 师，形成了楞伽学系，亦称楞伽宗。

中国佛教禅宗历史上慧可“断臂立雪”的故事广为流传。慧 可（公元487—593年），俗姓姬，初名神光，又作僧可，洛阳武 牢人。他自幼博涉群书，“外览坟索，内通藏典”。有一日他正 在默坐，见一神人说：“你想修得正果，大道并不遥远，往南即 可。”他知道是神的启示，就改名神光。神光听说嵩山少林寺有 达摩传授禅法，心向往之，遂奔少林，奉达摩为师，从学六载， ,精究一乘。开始，达摩并不收他。有一天达摩在法堂端坐，时天 下大雪，只见神光恭立门外一天一夜。积雪已过膝，他仍不肯离 去，达摩怜悯地问道：“你久立雪中，当求何事？”那神光顿时 泪流满面，伏身答曰：“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 品。”请求达摩收留于他，作为法嗣。达摩叹道：“要得袈裟， 除非天降红雪。”时神光抽出利刃，刷地把自己左臂砍断，顿时 血染飞雪，鲜红一片，神光置左臂于达摩座前日：“天降红 雪！”达摩见其心诚，道：“诸佛最求法道，为法忘形，汝今断 臂吾前，求亦可矣！”即收之为徒，改其名为“慧可”，加紧培 养，慧可遂尽得达摩之道传。达摩很爱护弟子，在少林寺对面 的钵盂峰上建“二祖庵”，让慧可修行，有一岩为“养臂台”，让慧可养臂伤。一日达摩上去，见无水，遂用锡杖在庵前点了四 下，出现四口井，味分“苦”、“辣”、“酸”、“甜”，名叫 “卓锡井”，意谓人间多艰，当奋发向上。达摩临死时，指着自 己从古印度带来的那件棉布袈裟对慧可说：“从前如来为了正法 统，以此法衣为信物，辗转传授，以至于我。我今付汝，汝当护 持！”又日：“吾有《楞伽经》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来心地 要门，令诸众生，开示悟人。”慧可跪而受之。现在少林寺的立 雪亭，就是为纪念慧可立雪断臂而建的。

二祖慧可大师，在承受《楞伽经》之后，即于邺都随宜说 法，一音演畅，四众归依，如此积化三十四载。《楞伽师资 记》说二祖曾引《楞伽经》云：“牟尼寂静观，是则远离生 死，是名为不取。今世后世，净十方诸佛，若有一人，不因坐 禅而能成佛者，无有是处。”这说明二祖对（楞伽经》的重 视。慧可传法，一时“言满天下”。后在邺地，曾因争夺“传 世袈裟”，一再受到其他僧徒的迫害，几乎丧却性命。他对达 摩的禅法有所发展，提出了万法皆如，身佛不二的思想。北齐 天保三年（公元552年），慧可授法于弟子僧璨，僧璨得法衣， 成为禅宗的三祖。

三祖僧璨（公元?一606年），隋时人，生平事迹说法不一。 传说他得慧可传法后曾“佯狂市肆”，托名所作《信心铭），在 慧可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不取不舍，绝言忘虑，提倡一种 放任自然、任性逍遥的修行生活，把佛教的“万法一如”、“即 心即佛”与老庄玄学结合，开了后代慧能南宗禅的先声。《灯 录》说他隐于舒州之皖公山，值北周武帝破灭佛法，师往来太湖 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后来为世民所 知，奔趋礼拜，大设斋供法会，他为四众广宣心要，即于法会中 在大树下，合掌立终。所谓广宣心要者，也可以理解为宣扬《楞伽经》的微妙第一真实义教。因为达摩付《楞伽经》给二祖慧可 时，曾说此经“即是如来心地要门，令诸众生开示悟人”。僧璨 传法衣于道信，道信为禅宗四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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