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羽：字云长，山西解州人，三国蜀汉大将，善使青龙偃月刀，并传有偃月刀法。东汉末与刘备、张飞结为金兰之好，从刘起兵。建安五年（200年）兵败被俘曹营，建有诛文丑、斩颜良、温酒斩华雄的武功。曹操上表汉献帝封其为 “汉寿亭侯”。但他不为高官厚禄所诱，“千里走单骑”，在寻刘备途中，立有“挡我者死，顺我者生”的决心，故又有“过五关，斩六将”的功业。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围攻曹仁于樊城。水淹七军，降于禁、杀庞德等。后失荆州，兵败被杀。作为一代武将胜败乃兵家常事，然而关羽却以忠贞、守义、勇猛和武艺高强称著于世，献勇武于社稷，受到后人尊敬爱戴，并且赋予了这位武将更多的文学色彩和神秘色彩。使山西人引以为荣，将他的故事广为传诵。以致名扬海内外，成为历史上最受崇拜的神圣偶像之一，与孔夫子齐名，并称“文武二圣”。
（4）杨业：又名继业，北宋名将。从小擅长骑射，爱好打猎，武艺也高，每次打猎，收获总比别人多一倍。他对同伴说：“他日为将用兵，亦犹用鹰犬逐鹿尔”。青年时到太原，投入河东节度使刘崇麾下，后住北汉建雄军节度使。杨业忠心耿耿, 扶保北汉政权，征战沙场攻城夺地，抵御强敌，屡建奇功。这一时期，他指挥作战,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人称“杨无敌”。河东归宋后，曾在山西雁门关大破契丹兵。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军大举北伐，率军收复云、应、寰、朔四州，不久宋东路军在河北战败，奉命撤退。由于主帅潘仁美指挥错误，使杨孤军被陷于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州南），他受伤数十处，士卒也死伤殆尽，最后因坐骑重伤不能行走，被俘，英勇不屈，不食三日而死。世称杨家枪者，即言其所传。《续文献通考》载：“使枪之家十七，一日杨家三十六路花枪”。亦称“梨花枪”，也叫“三十六路花枪。” 用以教练士卒。至今山西雁门一带流传七步枪，也是由杨家所传。
2.山西人口增长有利于山西武术人口的形成
明清时期山西人口的增长为山西武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大量的武术人口，而大量的武术人口的形成又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宿继光在其作《明清山西武术发展的社会因素探析》中对此分析为：
（1）元末明初的战乱使中原地区受到了惨重的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而在山西情况却恰恰相反。元末据守山西的地主武装首领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务农积谷，屯兵练甲。朱元璋建国后也是乘元军远征时直抵太原，攻占山西。明初，朱元璋去世后，将皇位传给了他的长孙，史称建文帝。燕王朱棣举兵南下争取皇位，中原一带又是战火不绝连燃四年，而当时的山西，却没有受到这场明室内战的侵扰。所以，当北方普遍遭受战乱之灾时，山西却是“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凭山河之险，免于兵火，人口得以繁衍，兼之相邻诸省大量难民流入，致使山西成为人稠地狭之区。
（2）明初，鼓励垦荒耕植，推行民屯、军屯和商屯，发展经济作物，注重兴修水利。规定垦耕之田有无原主都归垦耕者所有，成为“永业”。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诏令额外开垦的荒田，“永不起科”，即：继续垦荒，土地归其所有，并永不征税。这种政策前后推行了70多年，民垦和军屯进一步扩大了山西耕地面积。当时湖泊涸竭，踪迹难觅，森林草地面积缩小，牧业衰微，所以不仅平原少有弃地，就是丘陵、山区，甚至人烟稀少的边地，也皆陆续耕山为田，使绝大部分能够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都变成了粮田，发展了北部和西北部的农业。以晋西而言，“当时保德、兴 县、临县、石州都是产粮区。明政府曾在这些地方购买粮食，贮存在仓库，以供给边境军队或其他地区的需要。在本区农业发展史上，这是罕见的。"足可证明山西当时的农业发展已满足本地区人口的供给，进而促进人口的发展。
（3）清雍正年间，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开始在全国推行摊丁人亩，不再征收人头税，而是将原有的这一部分税额折合到田亩当中，从而大幅度地减低了农民的负担。这一措施的推行为中国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正是在雍正年间以后，中国人口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最终在道光年问，即鸦片战争前夕达到了中国近代人口的顶峰。明朝时，山西属于边境省份，在山西区域范围内发生的战争较为频繁，但基本上所有的战争都局限于北部沿边地区，而腹地没有受到战争的更多影响；到清代时，山西已成为内陆省份，长期处于和平的环境当中，甚至清末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也基本没有波及到山西。作为一个受战争影响较少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可以想象。所以，摊丁人亩这一政策性因素成为这一时期人口增长的最大动力，当然，这也就在劳动人口增加的同时，为土地和社会增加了更大的人口压力。
在上述多种原因的综合影响下，人口迅速增长，人均耕地面积则逐步减少。明清两代随着山西境内农业垦殖区大范围扩展，山西耕地面积增加了不少。境内可耕 土地基本都已开发，农区范围北以外长城为界，除河谷平原外，山区也得到开发，出现“锄山为田”的高潮，达到无尺寸不耕的局面。清末山西农业面积达到七百多万公顷，占山西地区总面积的47.8%,真正实现了“地尽其用”但由于人口增长快，人均耕地面积不升反降。据统计，山西人均耕地在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是10.28亩，明弘治四年（1491年）是9.54亩，明万历六年（1578年）是6.29亩；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是4.49亩，清咸丰元年（1851年）是3. 4亩,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是3.2亩。由此可知，明代以后，人均土地不断减少, 明末到清末人均土地渐降到最低。
由于人均耕地的减少，加上山西地处内陆，四山阻隔，山西人失去了农耕社会 中最宝贵的土地资源，在怨恨天地不公的悲惨地“生”与发奋图强的悲壮地“活” 之间，山西人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后者，出现了“车辙马迹遍天下”的山西商帮, 使无地少地的大量人员走出乡村，从事商业，也有一部分人走向了武术，利用武术的技击能力服务商帮。大量的人口的出现为武术提供了大量的武术人口，使许多从脱离土地或未脱离土地的人加入习武行列。
3.山西人民风淳朴、尚武好勇的性格特质是山西武术发展的本质原因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争塑造了发展的社会因素探析山西人尚武好勇的性格，却没有磨灭山西人淳朴礼让的民风，这一性格特质使山西人成为中华武术最理想的传播者之一。中华武术强调“未曾习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一味追求好勇斗狠不是中华武术的特点，而山西人民风淳朴又尚武好勇的性格特质正与中华武术有本质的相通。
古籍中记载山西人的特质：民性淳朴。据成化《山西通志》卷2载，山西民风淳朴者共52个县，占全部94个州县的55.3%,其中部分记载。山西不仅有质朴的性情，更有尚文崇礼的特点。“礼让文雅”写满了山西古籍史册。同时山西人还具有尚武术好勇的性格特质，查阅各种古籍县志，整理有关山西人性格词目出现的频数和频率可以看出,朴直厚道和礼让文雅占到了山西人性格特质的38.5%,而刚强豪放、机智勇敢和喜争好斗占到了24.7%；山西人民风淳朴而豪放、文雅而好斗的性格特质使深涵民族文化精髓的武术在山西具有传统。
山西人民风淳朴的部分历史记载
山西人淳朴而豪放、文雅而好斗的性格特质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奇特的自然环境和充满硝烟的人文环境造成的。首先，山西处在北京、西安和洛阳三大古都之间，又北接蒙古，战略性和重要性使山西是兵家必争之地。其次，山西地处黄 土高原东部，四山阻隔，西接黄河，北则大漠，地形较为复杂，山区、丘陵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大部分在海拔1000米至2000米之间，这样的自然环境使山西人具有了山区人民的普遍性格，即淳朴厚道、勇武强悍。再次，社会人文环境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社会环境塑造了社会成员的人格特征。山西地处华北，历来 与北方游牧民族为邻，北部地区曾经几次经历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变化，北部强盛的游牧民族常常通过这里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中原文化与北方的游牧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由此形成了晋文化的一些特质。山西地区在中原华夏民族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融合中，起着熔炉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晋文化就是这种融合的结晶。在长期文化融合过程中，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得到了的提高，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而山西人民也从民族文化交流中学到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如长期受少数民族尚武精神的影响而形成“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的人文特点。
这种性格特质直至现在还能从许多民俗事象中都能得到体现，比如威猛刚毅的山西威风锣鼓，场面壮大的黄河派系列舞蹈，至今仍风靡的忻州摔跤、挠羊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充分展示了山西人的“坚韧、顽强、奔放的阳刚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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