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镖局对晋商经营安全的作用
山西商人的历史悠久，早在两汉就已有了记载。但真正兴盛起来，则始于明代，鼎盛于清代。清代晋商以其资本最雄厚、经营项目最多、活动区域最广、活跃时间最长而饮誉海内外，盛极一时。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今人对晋商的研究方兴未艾，从历史、经济、文化、民俗等各个角度对晋商进行深入地研究，成果斐然。但对在晋商商业经营中起重要作用的镖局的研究却凤毛麟角。
镖局是以武术为基本手段，以保护商人人身、经营场所安全和商品、现银长途运输安全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机构，具有一定的保险性质。就性质和功能而言，镖局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支持。在晋商这一著名商帮的迅速发展期和鼎盛期，镖局不仅在票号产生之前为晋商的发展提供安全运输现银与货物的社会服务，而且在票号产生之后晋商仍保留甚至加强了与镖局的联系与合作。票号的经营过程体现了镖局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在特定历史时期回溯了镖局顺应时代要求，借助地方民风优势，以己长补己短满足晋商发展需要的历史。在回味晋商辉煌，借鉴发展地方经济 的今天，重新认识镖局在晋商历史中的作用意义犹为重要。
一、晋商发展的不利因素
（一）货物贩运和资金运输困难
由明至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方商人愈加活跃，常常远离家乡，到各城镇去经商或开设店铺。“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全国出现了区域性大市场，“天下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商业的这种大发展导致商业流动比以前活跃，这就需要更多的货物贩运和资金的流动，尤其是资本的流通，是商品经营中的第一要素。在清代票号产生以前，资本流通中几乎全部是金属货币的流通，“十两银子的铜钱（约一万枚），或一千两的银锭，就得车载马驮。” 商人经商资本远超过千两、万两，而商业流通量就更大了，“单进出口商品形成的国内贸易量就是很可观的，中俄恰克图贸易在1796年（嘉庆元年）510万卢布的基础上，1810年（嘉庆十五年）增至1316万卢布，15年翻了一番半多。”晋商与其他商帮比较，晋商的资本最雄厚、经营项目最多、活动区域最广、活跃时间最长。晋商的足迹南起香港、加尔格达，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德堡，东到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喀什喝尔和阿拉伯国家。在当时的全国对外贸易中独占鳌头。清道光年间（公元1820 - 1850年），仅山西商人垄断的恰克图一处之贸易额，即占有俄国全部对外贸易额的40%~60%,最高时达60%以上，而中国对外输出商品的16%和输入商品的19%则通过这里进入欧 洲和我国市场。晋商对外贸易的重点在陆路，但也没有放弃对海上贸易的竞争。清代介休皇商范家曾垄断中国对日本的生铜贸易达七十多年。在国内市场，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长江口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呼伦贝尔草原的醋坊到贵州的茅台酒,到处都有山西人在经营。规模空前的商业经营，积聚了大量钱财，仅祁县乔 家、渠家、太谷曹家，榆次常家的流动资金即达500~1000万两白银。雄厚的财力 又为晋商从事国内、国际金融活动创造了物质条件。为了满足商人汇兑的需求，晋商经营的钱庄、票号不只设在山西本地，而是将更多的主要活动遍及于全国；不仅垄断了中国长江以北的地区，而且在长江以南势力也很大。据苏州全晋会馆碑刻，清朝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山西人仅在苏州一地设立的钱庄就有81家。并且，晋商的钱庄、票号甚至扩展到了俄国、日本和南洋等地。如此庞大的货币额在城镇间的调拨，资本流通的难度可想而知，既使当时康雍朝时社会相对安定，如此 大量现银的运输也不安全，何况社会治安状况还不安定。可以推断晋商经营中的货物贩运和资本流通量是巨大的，其运输任务的艰巨性不言而喻。
（二）社会治安混乱对货物贩运和现银运输构成威胁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始终贯穿于整个清王朝的始末，各种民间的秘密结社、反清势力和外国列强，对清政权不断进行冲击，流寇猖獗。道光二十一年（1841）, “胡咏芝前辈扶柩南归，行李家眷，雇一大船，颇挟重资。闻昨已被抢劫，言之可惨;”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闻说：前任提督广东学政戴大人回京。于十月二十七日，行至韶关上南雄附近地方，被贼匪百余人，劫去行李什物;”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初七，“前任顺德县鹿钟之及谢牧之，于四月初一日，在省起程回籍。于初七日，在英德县地方，遂将所有衣箱强行抢夺，计失金叶、珠宝、物等赃，约值银五十余万两。”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地方高官尚且如此，普通商人就更觉路途险恶、行旅艰难。八国联军侵入京津时：“蔚盛长票号伙友携账和 银两在逃回平遥的途中，至保定银两账簿被完全抢去；蔚丰厚票号“起巨万现银回家，行至彰仪门，全行覆没；而有的资本家事后忆及“迁京津东省一带，失款之状，更令人毛发森竖。”在如此严酷的治安环境下经商，要流通大量的资金， “非有特殊武艺之人一路护卫，势难保行旅平安。”
镖局的产生并非偶然，在残酷恶劣的社会环境生存的晋商向社会提出了货物贩运和资金运输安全保障的要求。但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形势下不可能产生专门为商业运输提供安全保障的政府职能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组织的作用凸现出来，镖局正是为迎合商业发展的要求应运而生。现有史料尚不能证明镖局是由晋商 的发展而产生的，但是由于晋商的发展与繁荣使得镖局在三晋历史上留下了沉重而辉煌的一页，至今在平遥古城仍保留着昔日镖局的旧址。
二、镖局迎合晋商发展需求的内外因
(一)镶局产生于肥沃的民风土壤
虽然晋商经营地域非常广泛，但晋商经营中的约束机制便是用本地人的理念。这也是其封建性的具体表现。其经营并不交于外地人，何况是数目巨大的银两。故镖局能对晋商提供社会支持的内因是山西具备镖局运营的人文环境。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镖局是一种危险性极高的行业。镖局必须具有强悍好武的民风作土壤和武艺高强的拳师作为支撑。
山西恰恰具有这样的条件，查阅各种古籍县志，整理有关山西人性格的词目出现频数和频率可以看出，朴直厚道和礼让文雅占到了山西人性格特质的38.5%,而刚 强豪放、机智勇敢和喜争好斗占了7%；山西人民风淳朴而豪放、文雅而好斗的性格特质使深涵民族文化精髓的武术在山西具有传统。据考证，山西清代有6位武状元；而且民间武术发展极好，形意拳、心意拳、弹腿等拳种源于山西、戴隆邦、王正清、左二把等著名拳师出自山西；且都有其与镖局有关的记载，不仅如此，清代商人中也有精于武术者，“清代忻州人卢英锐，贾于阿克苏，道光六年(1828)张格尔 叛乱，喀城破，卢氏自绘地图，进谒军门，陈进取形势，旬日间清军以次攻克回城, 卢氏以功赏蓝翎五品衔，补固原提标后营外委将，当上了武官”。
有着好武的民风作土壤，培育了众多的武林高手，具备了镖局运营的必备条件，故黄鉴晖在其《明清山西商人研究》中说张黑五得以率先创立镖局，是因为山西是“形意拳故乡”，培养有众多武艺高手，使拳弄枪（矛），可以与盗贼搏斗，为客商提供旅途安全服务。
（二）镖局职能
社会商业的发展，使一个城市有众多地方的商人，或者一个地方的商人去众多城市经商，于是货物的贩运和资本调拨遇到困难，要求社会为其提供服务，因而有镖局的兴起和汇票的使用。镖局凭借武术专门为商号保护钱财或人身安全，其业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运送货物与资金，称为走镖。一类是看家护院，保障后勤，称为坐镖。前者根据项目的不同，又分为信镖、票镖、银镖、粮镖、物镖、人身镖六类；后者根据目的不同，又分为护院、坐店、守夜。
走镖是镖局的主要业务，山西人在外经商的人多，经营的地方多，和镖局打交道也多，“清嘉庆年间当时晋中平、祁、太等县的商人，在北京开干果店和做其他生意的人不少，每逢年终结帐，他们都要往山西老家捎些银两，一般是从镖局运现。”“镖局也代理商号发往各地的汇款，兼办汇款业务。嘉庆年间在京城经商的山西等地的生意人，年节往家捎钱时，也多靠镖局运现，虽要付酬金，却比较安 全可靠。”“太谷之领袖票号为志成信、协成乾，志成信为最老，协成乾系志成信之伙友分设者。志成信在外设有镖局，名曰志一堂，系送现银，有账可嵇者在道光年间，且票号在北京仍用志一堂名号。”“山西榆次人安晋元在张家口开办有“三合镖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开办有“兴元镖局”。此外还有“志一堂”、“长胜”、“三义”、“无敌”等镖局，太谷车二、祁县戴二闾等都是有名的镖师。据说, 车二的徒弟李复祯，出师后经常保镖于京津及辽宁一带。”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镖局的主要业务是对现银的运输，为晋商资金运输提供了安全保障。
坐镖是镖局的第二大业务，商号要请镖局之镖师来坐阵，以保证其家宅和商号的安全，由于商号将其视为镇宅（号）之人，所以待镖师如上宾。由于坐镖没有走镖的长途劳累及凶险较小，故而多数成名老镖师多在商号坐镖。“李广亨、在太谷“中兴正”商号任护卫”“形意拳高手如李老农、申天宝、冯克智、胡铎、李发黝、武鸣国、吴本忠、车毅斋、贺运亨等，多在曹氏三多堂担任过护院拳师”“重金聘请车永宏先生为教师兼护院，轮流留住各家。”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晋 商多把镖师作为其宅（号）的保护者，这些镖师为晋商经营保驾护航，外则解决晋商经营中的安全问题，内则保证固定资产完整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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