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镖局对部分武术流派传承的历史价值
镖局在清代历史中存在的时间虽然十分短暂，但却影响深远，清代镖局不仅是一个商业机构,从事着商业经营活动，其经营所覆盖的领域很广，只要进行长途运输的大宗生意都有镖局的参与，只要是经营有方、家财万贯的商人都要镖局保护，对清代的商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其经营的商品是中华武术和诚信守诺的文化，客观在促进了武术的发展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武术是镖局运营的核心技术，对镖局生存起到了关维的作用。镖局也在武术传承中作用很大，尤其是对山西武术的传承，是中华武术传播中的载体之一，二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本章将从武术传播的角度入手，通过对武术传播中“需求因素”、“载体因素”和山西武术传播方式来分析、探讨镖局对部分武术流派传承的历史价值。
第一节中华武术传播简述
中国武术经历了原始社会生存和祭祀的萌芽、战争的洗礼、帝王的青睐和憎恨、军事武术的兴盛与衰落、民间传播的保守与开放等，由一种初始的纯技击手段发展成为积健身、娱乐、防身、养生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文化系统。纵观中国武术的传播过程，主要有两条主脉络，分别为军事武术传播和民间武术传播，它们可以说是同源同宗，虽然由于价值取向和传播方式不同导致二者在技术内容上有所区别，但以攻防技击为核心是二者的本质特征。
一、原始的生存需要是武市产生与传播的要素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使用徒手技能或简单工具来捕杀野兽。《毛传》：“暴虎，空手以搏之。”《史记•律书》：“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至氏族出现，由生存所引发的人与人斗的战争又有力地促进了技击技能的产生与形成，黄帝与炎帝的战争、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夏禹伐九黎的战争等传说中，戈、殳、戟、矛等兵器都已产生，熟练掌握运用这些兵器的武术格斗技能是原始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是生存的需要。
在原始社会，“除战争外，恐怕跳舞对于原始部落的人，是惟一使他们觉得与休戚相关的时机，它也是对于战争年代最好的准备之一。因为操练式跳舞有许多地方相当于我们的军事训练”（闻一多）武术技能不仅仅在战争的对抗中使用，而且是原始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宗教是在人们对自然、社会和自身无法完全了解和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有的学者认为万物有灵是原始宗教的前提，这其实也印证了宗教是从不可知却总想知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在原始社会，原始宗教、教育、娱乐等活动常常交织在一起，原始宗教的主要形式是巫术与图腾崇拜，都常赁借原始武舞来体现。
这一时期的武力活动和宗教武舞尚不能称为武术，只是武术的初级形态。原始人需要战斗的技能，通过技能的获得来适应其生存的需要。有人认为，“需要”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因，许多社会现象和生命现象，都是以社会的需要和人的需要作为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依据，需要是人的能动性的源泉和动力。武力活动虽尚不是武术，但它为武术的萌生形成，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石。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墨文化建胸了武市技市理论和“侠义”文化
从原始社会胚胎期逐步萌生的武术，至春秋战国时期，初步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武术文化形态，武术活动开始从单纯的军事活动中分化出来，除技击外，还具有了教育、娱乐等功能。民间习武之风也开始盛行，并出现了“侠土”群体和 “侠义”文化，一些武术理论也开始出现。武术进入了发展高峰期。在这个社会形态大变动时期，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着巨大变化，对当时的武术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武术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了具有内容、特点的文化体。由于国家间的战争不断，使社会对武术技击能力的重视程度非常高《管子•小匡》中齐桓公 对一位地方官吏说：“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告之; 有而不告也，谓之蔽才，其罪五”。《庄子•说剑》中表述当时赵文王因“喜剑” 而招致数千剑土 “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鼓励极大地刺激了习武活动在民间的广泛开展，并且武术技能有了很大的 提高并建构了武术理论。如《庄子•人间世》说：“且以巧斗力者，始于阳，常卒 于阴，大至则多奇巧”；如《庄子•说剑》说：“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还如《吴越春秋》说：“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这些武术理论的建构，使武术脱离了单纯的技能手段而有了文化的指导。武术从单纯军事战争中走出来并不是武术在军事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下降了，军事需要武术，统治者需要武术自然也就 带动民间需要武术。至此，武术传播的两条主脉络——军事武术和民间武术传播开始并行不悖。
孔子的儒家理论和墨子的墨家学派对武术在社会的传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讲授理论的私学和墨子理论指导的游侠成为武术在民间传播的载体。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深知文武兼备的重要性，他强调：“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并从文武兼备的思想出发，以“六艺”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其中射、御是重要的武艺，而礼乐中的武舞与武术也有密切关系。孔子所教弟子众多，《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其弟子地域广泛，有鲁、卫、吴、齐、陈、楚、宋、秦、晋等地；出身也杂，贵者、践者、富者、贫者都有；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阶层的人掌握了含有武术的“六艺”，将对武术的传播产生积极影响。而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教育理念，经过“六艺”逐渐构成了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 崇尚伦理、讲求仁、义、礼、信成为中华武术文化的鲜明特色。与孔子私学并称为 “显学”的墨家也是“徒属子弟，充满天下”，墨子及其弟子们精通武艺，并恪守信义、重人轻己、重义轻生，这正是中国“侠义”文化的源流所在。《史记•游侠 列传》中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 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侠义精神成为了中华武术武德的重要内容。
春秋战国诸子争鸣、百家齐放的时代背景为中国武术的技术理论与文化内涵都注入了真正的实质内容，并借助儒、墨等学派传播其文化的契机，走出了单纯的军事技术，具备了教育、娱乐等功能，为中国武术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是中 国武术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武术传播方式的重要形成期，由于奴隶制的崩溃，奴隶主在军事和教育方面垄断武术的局面被打破，武术形成了军事武术和民间武术两大体系，并开始了军事传播与民间传播两种方式进行传播。
三、军事武市传播分析
自古以来，统治者“以文教佐天下”，教化民众、维护社会太平；“以武功戡祸乱”，保护国家安定、巩固国家政权。在冷兵器时期，武术具有安国保天下与揭竿夺天下的双重作用，所以统治者对武术的传播进行了严格控制，但无论哪个朝代，都非常重视军事武术，因为统治者需要军事武术来维护统治或平嬉判乱。
(一)以战争需要为价值取向决定了军事武术的技击特点、技击理论和传播方式
军事武术实际上是一种群体技术，整体配合在交战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孙子兵法》说：“夫鼓金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不得独进，怯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戚继光也在《纪效新书》中说：“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千百人列阵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或进或退”战争的胜负需要是军事武术的价值取向。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军事武术是以实用为准则，对士兵而言，练习军事武术，“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所以练习起来分外拼命。同时，军队不是每天都要战争，没有战争时，军事武术训练是 士兵每日要做的练习项目，“拳法似无预于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学人艺这门也。”统治者对军事武术十分重视，宋太祖赵匡胤即位的次年(公元961年)即着手加强禁军，“教战守”“练军实”。由作战目的和军事战争特点决定军事武术技术特点为简单、实效、整体性强。
军事武术的传播有着民间武术传播不可比拟的优势，军队的大规模、高投入和大量人才聚集使武术理论得到了充分发展并逐步完善，许多军事著作中的武术内容，成为了武术理论中的经典，曾公亮的《武经总要》、唐顺之的《武编》、何良臣的《阵纪》、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杂记》、茅元仪的《武备志》等，本身是军事理论著作，同时也是武术理论的经典著作。这此著作对武术技击理论和形成、成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如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收录了《杨家六合八母枪法》、《剑经》并吸收民间武术精华自编《三十二势图诀》，对中国武术的发展影响很大。
军事武术的传播方式主要是军队中的将领采取集体传播的方法。《礼记•月令》说：“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其实，“讲武” 是指军事训练，秦称角抵，唐称教旗，宋称讲武等，这表明军队武术的传播者是将帅。宋代出现了专门传习武术的“教头”。王安石的《将兵法》把它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由中央派出武艺高强者到各路军中充任教头，为了满足各路军中教头的需要，还采取短期培训或轮流集训的办法训练基层教头。教头只有训练的责任，而无统领军队的权利。他们的主要精力用在研习武艺方面，这对提高训练水平与兵械 技艺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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