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文化娱乐的走向常常和统治阶级的喜爱密切相关，而统治阶级对于文化娱乐的好恶倾向又往往受他们自身文化素质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汉代社会文化氛围的时候，不能不对汉代统治阶级的文化素质做简要的分析。有人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做过分析：一是豪族人士，如曹操、杨坚、李世民等人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利用其原有的豪族势力，取得领导权，窃取了农民起义的成果。二是贫民阶层的人，如刘邦、黄巢、朱元璋等人，他们无所顾忌，勇于冒险，凭借本身的勇敢和智慧获得威信组成。对于此事，连汉代的文人也不讳言。班固在《汉书》中就曾这样说过，只是话说得文雅一点罢了： “（韩）信惟饿隶，（英）布实翻徒，（彭）越亦狗盗，（吴）芮尹江湖。云起龙襄，化为侯王。割有齐楚，跨制淮梁。”也这是说，西汉上层集团握有重兵的功勋原来都是亡命之徒，借着推翻暴秦的功勋而割地封侯。作为刘邦骨干力量的丰沛集团，除了萧何、曹参是小吏之外，其他人也大多是市井小民。 《汉书》载：“舞阳（樊哙）鼓刀（屠夫），滕公（夏侯婴）厩骆（马车夫），颍 阴（灌婴）商贩（卖布），曲周（郦商）庸夫（雇工）。攀龙附凤，并乘天衢。”,屠夫、车夫、雇工、商贩，都是下层市民，因为攀上刘邦这个创业皇帝而得到发迹。东汉开国元勋的出身较之西汉功勋集团有较大的改变，但是，基本上 也都是平民百姓。光武帝刘秀虽然是皇室的后裔，但是早已经沦为平民。 他哥哥刘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刘秀本人也是 “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的顽民，可以说，有点破落户人家 的样子。他手下云台二十八将中，虽然也有受过儒家教育的“游学之士”， 但更多的是好击剑、骑射，有侠义之气的下层人民。西汉时，汉武帝刘彻 虽然独尊儒术，征用儒生，但因为边防战争的需要，公卿皆武力有功之 臣，“富者以财贾官，勇者以死射功。戏车鼎跃，咸出补吏，累功积日， 或至卿相可以说，在两汉时期，统治阶级集团中基本上是缺乏文化的 “武化”阶层，由他们所喜爱和倡导的社会文化娱乐活动符合他们要求的武勇和惊险。晋人葛洪所著的《西京杂记》中曾记述了汉代初年一则有关娱乐喜好的小故事：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刘太公本是沛郡丰邑的一个小市民，他的享乐观与喜好是城市小市民型的。当汉高祖统一天下，富有四海之后，把刘太公、刘媪夫妇接到长安城未央宫中奉养，钟鸣鼎食，郑歌楚舞，可以说 是豪华无比，但是刘太公夫妇并不以此为欢乐，“居深宫，凄怅不乐”。刘 邦觉得奇怪，便派人到侍奉刘太公夫妇的人处了解，才知道刘太公喜爱的 是市民型的娱乐，在酒足饭饱之后，与屠贩少年等人“斗鸡，蹴鞠，以此 为乐。今皆无此，是以不欢于是，汉高祖便在长安城东数十里处按照原来丰邑的规模重建一座新城，把原来丰邑的居民迁到新城中， 刘太公夫妇也从未央宫移居于此，和老朋友一道享受小市民的文化，欢度 晚年。由此可知，一个人的文化娱乐享受是和他的文化素质相一致的，不相称的文化娱乐便不能得到欢乐。汉代上层统治阶级最普遍喜爱的休闲娱乐活动是狩猎。狩猎在奴隶社会是一种军事训练项目，领军的大司马一年要四次集合军队进行狩猎。到了战国时代，有的诸侯王便开始以狩猎娱乐了。汉代的皇帝和贵族更多地喜爱狩猎娱乐。明确地说，狩猎“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泰武乎上囿。因兹以威戎夸狄”。首先是娱游，满足皇帝娱乐的心理；然后是练武，由此达到威戎夸狄。汉武帝是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为了政治需要而提倡发展角抵百戏，同时他也喜欢狩猎。“是时，天子（武帝）方好自击熊豕，驰逐 野兽汉武帝亲自驰逐击杀猛兽，满足自我雄壮的心理。汉成帝刘瞥喜 欢观看狩猎，经常举行大型狩猎活动：“明年，上（汉成帝）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捕熊黑豪猪虎豹狼猥狐兔鹿，载槛车输长 杨射熊馆，以网为周法，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汉成帝举行的狩猎是为了观看参加者手搏野兽。在汉宣帝当皇帝 之前有一个被霍光废掉的昌邑王刘贺，他也喜欢狩猎：“与从官饮啖，驾法 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弄彘、斗虎，都与狩猎 有关。东汉皇帝大多受外戚专权而幽居在深宫中，很少能外出狩猎，而外 戚贵族们大多爱好狩猎活动。《后汉书》载：“（梁）冀少为贵戚，逸游自恣。 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又好臂鹰走狗, 骋马、斗鸡。”贵族喜爱狩猎的风气在西汉时期已经盛行。在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曾经针对当时社会上贵族阶级的奢侈生活进行批判：“凿 池曲道，足以骋鹫，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 女抚流徵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狩猎是贵族阶级最喜爱的休闲娱乐活动，他们率领子弟连车列骑，田猎出入。东汉文人仲长统在他所著的《昌言》中批评贵族的享乐生活说：“目极角抵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这种以驰逐山林、屠杀野兽为娱乐的行为曾经引起儒家学者的不满。孔子的后代孔臧写了一篇《谏格虎赋》，批评贵族阶级以狩猎为乐是破坏生态平衡：“夫股虎之生，与天地偕；山林泽薮，又其宅也。……驱民入山林，格虎于其廷，妨害农业，残天民命，国政其必乱，民命其必散。”这篇文章阐明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即人类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也说明了汉代狩猎之风甚为盛行，已经破坏了生态平衡。汉代上层统治集团喜爱狩猎娱乐的风气也影响了中下层官吏的狩猎活动，山东、河南、江苏、陕西、四川等地所发现的大量汉墓画像石（砖） 中有不少狩猎图像，或数骑，或十数骑奔驰于山野之中追逐野兽。陕西 绥德汉墓出土画像石“射猎图”，就反映了当时地方官吏狩猎的情景。图中骑马官吏正张弓驰马追逐虎、豹、鹿、兔，形象十分生动，表 明了汉代二千石以下的地方官吏也是喜爱狩猎活动的。那个“好学，博涉书记”的文人仲长统，在批评贵族沉溺于田猎的欢乐时，自己也过着“游 戏平林，濯清池，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零之下，咏于高堂之上”的生活。由此可知，汉代社会贵族和士大夫阶级的休闲生活偏重于身体活动娱乐。汉哀帝刘欣当皇帝的时间不长，班固在《汉书》中对他的评 语是：“雅性不好声色，时览卞、射、武戏。”三国时人苏林的注释是：“手搏为卞，角力为武戏也。”手搏、射箭、角力，都是身体活动中以力取胜的游戏。汉代社会崇尚的就是这样的武戏娱乐，武戏文化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尚武的氛围。先秦时期社会文化娱乐的方式是不多的。孟轲与其弟子等所著的《孟 子》一书中记述了孟轲与齐宣王讨论君王的独乐和与民众同乐的问题，其中涉及的娱乐活动也就是“钟鼓之乐”与“田猎之乐”两个方面。《诗经》中 有不少描写娱乐活动的诗歌，但是，归类来说也就是“鼓瑟吹笙”“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的歌舞类和“公之媚子，从公于狩”的田猎类。汉代创造的 角抵百戏吸收了外来文化，在表演项目上大大增加了，但归纳起来也就有 三大类：一是音乐歌舞，二是杂技百戏，三是幻术表演。汉代的音乐、歌舞有较大发展，汉文帝时曾下诏全国搜集先秦时期的 乐书，并设置乐府，以音乐家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整理乐曲，司马相如等人创作歌词。汉高祖四年创编武德舞，六年创编文始舞、五行舞等。但是， 这些歌舞都是作为朝会或祭祀之用。所谓庙堂音乐，就是作为礼仪教化之 用：“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张衡《西京赋》中描写了专用于娱乐的歌舞表演：“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螃蛇；洪涯立而指挥，被毛 羽之谶襦。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 成雷。”歌舞表演者不仅化了装，而且又加上布景幻术。从艺术角度来说， 这是一种多层次、多感官的享受，但从表演内涵来看则降低了歌舞本身的价值，歌舞表演者是依靠服装道具来吸引观众兴趣的。河南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成）中宴乐百戏图像是很多的，但没有单独的音乐演奏图像，大多数是给杂技和舞蹈伴奏。山东沂南县北寨村汉画 像石墓“百戏图”中的乐队人数很多，共有16个人，有吹奏、敲击、弹拨 等乐器，但从全图来看，乐队处于百戏表演的中间，是伴奏形式，而不是演奏形式。汉代舞蹈表演中有七盘舞和建鼓舞，还有长袖舞，这三种舞是 汉代主要的表演舞。但是，从许多汉画像石的建鼓舞、七盘舞的图像上来看，都已经不是纯粹的舞蹈表演，而是融入了一些技巧、杂技动作。河南南阳、陕西绥德出土的画像石建鼓舞图像上的击鼓人有舞蹈的动作，也有 蹴鞠的动作。河南南阳出土画像石“宴乐图”中，一位高髻女伎舒展长袖而舞，是典型的长袖舞姿势，但在其足下也有两个皮鞠。山东沂南、四川郸县出土的画像石（砖）七盘舞图像中，不只是以脚踏盘而舞，也有双手着于盘中倒立，表明了七盘舞中还有以手着地的技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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