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兵器击刺对练是真刀真枪的对打，动辄“死伤者岁百余人” （《庄子•说剑》），使人对兵器击刺练习望而生畏。汉代改变了这种练习的方式，真攻假打，似真实假，有时还使用武器的代用品，减少了对练时伤 害事故的发生，增加了练习时的趣味性。这种形式进一步演变为具有中华 民族特色的武术。这种练习配上音乐伴奏，增加了故事情节，便成为武戏 的起源。兵器对练的娱乐性，使人对兵器产生了兴趣，提高了身体素质和 兵器击刺技能，推动了兵器击刺技术的广泛开展。战国时举重练力的方式 是翘关和扛鼎，练习方法枯燥，又因为器材少而难以普及。汉代增加了蹶 张、拔树、背物行走等利用生活用品练力的方式，还创造了抛接大车轮、 滚弄铜壶等具有技巧性的举重物表演，既具有娱乐性，又利于普及。汉代发展了角抵百戏，其中许多表演项目都是新创的动作，如双人走索、在索 上倒立；鱼跃钻过刀圈、火圈，空翻筋斗；顶竿上有多人爬竿，在竿上、马上、叠案上倒立；在前后两辆飞速奔驰的马车上做各种高难度的技巧表 演。这些新创的身体娱乐表演，无论在动作难度上，还是勇敢精神上，都 是超越时代、影响后世的。战国时代的蹴鞠是一般平民的休闲娱乐活动，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方 式。汉代将蹴鞠改造为军事体育，是军队练兵的重要内容，成为集体竞赛的游戏方式。刘向《别录》载：“皆因嬉戏而讲练之，今军士无事，得 使蹴鞠。”蹴鞠以游戏的方法吸引参加者的兴趣，在身体素质、意志品 质、纪律观念等方面都能得到加强和提高，成为军队和后备军必要的训 练内容。汉代的军队中，“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蹋鞠”（《七略》），社会上则“家以蹴鞠为学”（《会稽典录》），都广泛地开展蹴鞠竞赛。汉代竞赛蹴鞠的创造可以说在当时是世界第一。古希腊在公元前776年创造了奥林匹克 运动会，开创了体育竞技运动会的先河。但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 所有的竞赛项目都是个人的竞赛，没有集体项目，也没有集体奖励，所 以就缺少在体育场上团结合作、遵守纪律精神的培养，这在体育文化 上是一个极大的缺陷。汉代的竞赛蹴鞠明确要“建长立平，其例有常” （《鞠城铭》），有集体游戏竞赛规则，有裁判员执掌竞赛纪律，要“察解 言归，譬诸政刑。将以行令，岂唯娱情”（《景福殿赋》），培养兵士们服 从裁判员的执法，养成团体合作的纪律观念。这是“皆因嬉戏而讲练之” （《别录》），即用体育游戏的方法达到军事训练的目的。所以汉代的《汉 书•艺文志》上明确地说：蹴鞠属于“军事伎巧类”。汉代体育有许多革 新创造，适应群众的要求及吸引广大群众参加，才成就了汉代体育蓬勃 发展的局面。汉代，特别是西汉时期，是封建社会帝国的肇始时期，统治者具有蓬 勃发展、开疆拓土的雄心壮志。统治者崇武尚勇、积极练兵：“民年二十三 为正，习射、御、骑驰、战阵”，每个人都要接受两年的军事训练。汉朝的基层官吏，“亭长，皆习设备五兵。五兵：弓、弩、戟、盾刀、剑”。基层官吏要接受五种兵器训练；文武官员也都要佩剑，“汉制，自天子至于 百官无不佩剑”；一般人民也有“带刀佩剑”的。在这种风气之中，狩猎、 骑射和兵器击刺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开展，而在狩猎中统治者尤为提倡的是 徒手搏兽，俗称“斗兽”。汉武帝好狩猎，曾“骑射鹿豕狐兔，手格熊黑”（《汉书•东方朔传》）。 他的儿子广陵王刘胥，“学格熊，后遂能空手搏之”（《西京杂记》）。皇帝贵族尚且不避危险，亲手搏兽，这对于社会起到了示范作用，使斗兽活动 得到推广。同时，统治者还以奖励的方式鼓励徒手搏兽，汉成帝刘瞥就曾 在长杨猎苑举行狩猎，“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长杨赋》）。在这次狩猎活动中活捉到的禽兽归自己所有，作为奖 励。如此厚重的奖励，进一步掀起了社会上徒手搏兽之风，汉画像石中大 量的斗兽图像，可以说明汉代斗兽的盛行。汉画像石中还有大量的兵器击刺图像，这些图像表现了体育表演者 的勇敢及冒险精神，反映了汉代社会提倡以奋进勇往、不避艰险的体育 运动来培养人民勇敢精神。汉代文人在评论汉代竞赛蹴鞠的激烈程度时， 用了 “僻脱承便，盖象兵戎”（《景福殿赋》）的词句。“僻脱”就是把对方 摔倒在地。在竞赛对抗时，将对方摔倒在地表示得到进攻上的便利。由 此可以想象汉代蹴鞠竞赛的激烈程度，也可以得知汉代以这种游戏的方 式进行练兵的用意。汉代崇武尚勇的风气贯穿于整个体育运动之中，参加体育活动的人不仅可以练身体、练技能，也可以练意志，培养刚毅的 民俗风气。汉代医学已有了极大发展，医学专著《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奠定 了中医学的发展基础。《黄帝内经》中提到当时医疗的手段有九种，导引是 其中手段之一，“亦以除疾，兼利蹄足”。导引既能健身，又可以治病，开创了 “体疗”新方法，并为唐、宋以后八段锦、太极拳健身体育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成为我国古代体育发展的主流。汉承秦制，一统天下，虽然没有战国时期的七雄分立、争战不休，但 国家四周的边患仍然十分严重，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汉高祖七年（前 200年），中原地区已经平定，此时匈奴大军入侵边塞，围困太原。于是, 汉高祖率领军队北伐匈奴。对此，《汉书•匈奴传》有详细的记载：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佯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三十 余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高帝乃使使间 厚遗阚氏……开围一角。于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 出，得与大军合。这是汉代初年与匈奴作战的一次大惨败，汉高祖靠离间计通过阕氏才 得以脱身逃回。从此以后数十年，汉朝北边的军队一直处于守势，匈奴侵 入边塞的战争连年不断，最严重的时候，烽火警报传到了长安城里，汉文 帝派遣的防守部队驻扎在离长安不远的潮上、细柳一线。这种敌强汉弱的 局面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代才得以逐步改变，但是，出塞远征，经营西域，屯兵驻守，倾注全力于边陲，终两汉之世也未能改变。到了东汉中 期，东北方复有乌桓、鲜卑之患，西南有西羌、南粤的侵扰，所以在两 汉400余年间，边塞战争是从未断绝的，而汉朝的备战练兵也无时懈怠。 “民年二十三为正”，就要参加后备兵的训练，“亭长皆习设备五兵”，全民 进行军事训练。边塞居民为了保家卫国，更要“修习战备” “咸以弓马为 务” “好射猎”。到了汉代末年，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动乱，“三国鼎峙,汉代边塞战争促进了社会备战练武之风，也培养出了一大批能征惯战 的武将和不畏艰险、独当一面的外交使臣，如卫青、霍去病、张骞、班 超、公孙贺、李广、甘延寿、赵充国等人。这些人大多出身平民，由于作 战勇敢、性格坚毅而立功边疆，威慑敌国，因而跻身于上层统治阶级之列，受到社会的尊重。其中尤以卫青的事例最为突出。卫青原来是汉武帝 的姐姐平阳公主家的骑从，因为他姐姐卫子夫受到了汉武帝的宠爱，因而 得以脱离平阳公主家奴隶身份去从军与匈奴作战，屡立战功，由车骑将军 而升为大将军。这时，平阳公主因为其夫婿曹寿有恶疾而离异，寡居无偶，要择婿再嫁。皇家的公主婚嫁自然要选择门户高贵者，有人向平阳公主推荐了卫青。“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骑从我，奈何？左右日：于今尊 贵无比。于是长公主风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诏青尚平阳主。” 卫青的 身份从一个骑从家奴一跃而成为夫婿家主，完全是由他的战功决定的。骡骑将军霍去病发迹的事迹也很突出。他原来是一个私生子，由于其舅父卫青的原因，18岁便从军当了校尉，率领八百勇士深入敌后，一战成名，被 封为冠军侯。六年之间他战功卓著，被提升为骡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这么年轻的大将军在其他朝代是很少见的，也是因为他在边塞战争中建立的功勋。这种奇遇对于社会上的民众可以说极富有激励性，汉代的军队中多敢死之士，社会上崇尚武勇之风，都和这种边塞战争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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