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传统武术历史发展的实际走向和轨迹（主事者操作化地把它称之为“战 略”），恐怕就并不是由哪 个社会主宰或精英人物可以“顶层设计”出来的。它只 「能够是不同利益群体在一定背景下相互博弈形成的机遇 和合力所致（亦即俗谓“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是也）。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即使在武术发展 方式上，也是强势集团把自己集团的目标说成是整个社会的目标，把自己特殊 利益说成是社会公共利益，把自己的生存条件说成是所有人的生存条件，并用 “不争论”方式压制弱势群体的不同声音。时下主流意见所包含的那些政治炫 耀和商业利润，确实可以作为主事者的激励力量，武术技术当然也可以被人们 作为特殊商品拿去经营（就像名誉、地位、学问、良心、爱情等等，时下都通 通可以作为特殊商品进行经营一样）,然而这跟武术技术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 直接的关系。在这历史演化中，“存在就是合理”，只是其中凡是符合事物原 先本性的叫做继承发展，不符合事物原先本性的叫做异化变质（所谓“本来不是” 并不排斥其可以“异化变质”），二者都各有其自身客观存在的因缘，然而无 论哪个方向的变化，恐怕都是不依任何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中国传统武术的种种形态，在历史上确实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着的。近 代以来它在新条件下的转型探索，事实上也是多元而不是单一的。其中影响较 大的有近代太极拳的“文人养生”型、马良“新武术”的“口令兵操”型、精 武体育会的“兼收并蓄”型、中央国术馆的“收集整理”型、孙禄堂的“返本 开新”型（借用《周易》框架去整合内家拳）、王荽斋的“拳禅合一”型（“出 口转内销”地借用辛亥革命前后留曰学生带回来那已经进入武士道的军国主义 “日本禅”，而不是袭用我们原有那潇洒自得的和平主义“中国禅”）、抗战 大刀队的“简化速成”型、警察保安的“特需技术”型、当代简化太极拳的“群 众普及”型、李小龙的“中西杂交”型（并转向演艺），如此等等，并不限于 时下依托专业队和体育院校那艺术体操化和竞技拳击化的纯一方向。在这里，到 底哪个方向是属于“主观、人为”的“反动”文化，哪个方向则是属于“客观、科 学”的“先进”东西，这恐怕就不是我等无知草民所能划定的。

（四）现代武术跟传统武术的分道场镣

从互联网上人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检索到几百万到上千万条跟武术相关的信 息，这表明“中华武术”在人们心目中的繁荣和庞杂。然而在官方主导的“现代武术”推进中，又老是引不的反差应该说是能反映问题 身的问题，还是武术改革所引起人们真正的兴趣，这强烈 的。但它到底是传统武术本发的问题呢？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从分化中产生，又在分化中消亡的。老朽以为，跟“传 统武术”或曰原来意义的“民间武术”属于不同性质和领域的“现代武术”或 曰当代发展了的“竞技武术”（跟纵向的“传统武术”和“现代武术”分化相应，横 向则表现为“民间武术”和“竞技武术”之不同，这是跟客观存在那不同利益 群体逐步分化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并非没有其客观的存在理由，它也完全 是为满足“一定社会需要”而产生出来的（没有社会需要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出 现）。例如这里所谓“计划经济”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经济”的“让 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就是分别是对官员和老板来说的，但这与处于社会边 缘的大多数武林人士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其操作结果也跟传统武术自 身的技术本性并不那么相符。前面已经谈及，“计划经济”要求人们统筹兼顾 的“服从命令听指挥”，这就跟喜欢“独往独来”的武林性格明显相悖。而“市 场经济”只讲“利润冲动”和“等价交换”，也跟武林提倡“快意恩仇”、“重气轻死”、“任 张气势”和“施恩不图报”的“替天行道”、“义薄云天”、“打抱不平”相去甚远。传 统“武德”遗世独立、反抗压迫的社会属性，在骨子里不但反“集权垄断”的“计 划经济”，而且也更加反弱肉强食的“市场经济”，由此无法为时下的社会潮流 提供道德支持。传统武术本来是操作者“自家受用”的“为己之学”（“自家受 用”不等于“休闲游玩”），而并不是广泛地“拿来交换”的什么商品，而且更 不一定都要“货与帝王家”。它确实也可以用来交往和谋生，无论在“权力社 会”还是“市场社会”中都可以占有自己一席之地，然而却很难完全变做依附 权力的技艺表演或去作斤斤计较的市场交换。传统武术源于民间草莽，如果缺 乏民间草莽的视角而仅按宫廷权贵的需要进行考察，那是不可能真正把握其内 涵和实质的。在这里，如果硬要把本性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并使其相互替代，那 恐怕也很难厘清问题。

本文所说的中华武术只是特指历史上基于自身文化背景而形成的中国传统 武术，至于现代武术亦称“竞技武术”或“官方武术”（包括体操化的套路和 拳击化的散打两大类，后来还想加上杂耍型的功力大赛，基本脱离了肢体冲突 中的击打能力和抗击打能力这个技术核心），那是一种现代化和西方式的“竞技运动”而不是什么传统的 是社会性的表演和竞赛（有 作的“选美”）而不是个体“技击技术”，其基本功能 点类似现代那些进入商业炒 性的肢体打斗应对，由此并不具有紧急避险的自我防卫性技击特质。它其实也并不属于什么“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而是在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环境下的中西文化杂交所新产生的现代“非 驴非马”变种（有人把它称之为“穿着唐装的体育”或“拿着刀枪剑棍的体操”），尽 管其中确实包含有不少传统武术的元素，而且这些元素还被巧妙地附会到中国 文化的根上，然而其主干形态、基本结构和社会属性、运行机制等，却并不就 是中国文化，因此严格说来已不再具传统武术意义（这类似于当代所谓“中国 哲学”学科，不过是用西方哲学框架剪裁组合传统思想材料而形成的“对象知 识之论”，事实上就完全不同于我们古人体用一如那“身心性命之学”）。打 比方说，牛与马都是可以为人类服务的食草动物，然而我们却不能因为结构类 似和功能交叉，就可以通过“马用”去定义、评价“牛体”，或干脆以“马用” 去改造、取代“牛体”。

必须指出，就对象属性而言，传统武术是用于肢体冲突的技击应对技术体 系；但就主体操作来说，则是人用以自我养护和自我强化的生命活动。传统武 术的核心是一种养（“养生”）护（“护体”）身体的身心自我修炼（亦即“生 命的自我再生产”）活动，其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都在同一主体内部进行，由 此在本质上是“自给自足”自我服务的（它根本不可能产生现代所谓“产能过 乘『'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资本主义式“经济危机”），由此很难全面纳入“大 众文化生产”领域。至于其派生出来的安保、教育、医疗、服务和观赏、娱乐 等功能尽管可以进入社会交换，但其规模和方式又都极为有限，而且在很大程 度上又仅跟个人相关。作为日常生活的应对技巧，传统武术强调特定情景、特 定关系和特定个性中的“这一个”，尽管必须遵循自然、社会和人这三大层面 的客观规律，并且还要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形态，但却很难只根据“资本主宰、商 业运作、工业标准、批量生产”的“产业化”方式进行不断的“复制”。现在 我们遇到的情况，是业余爱好者执着地追求自身应对能力的“真功夫”，但专 业工作者却只是不断提供好看不好用的“花架子”，力图建构起一种类似“球 星跟球迷”的“现代市场”关系，由此出现供求两个方面的严重矛盾。就专业 工作者而言，确实应该依法接受“有关管理部门”的规范和节制；但对业余爱 好者来说，却并没有义务必须 接受体育工作者的引导和规范。 自然经济背景下“跟虚 拟对手过招”的传统练法与武术理论反思：历史身份的自我认同市场经济条件下“迎合观众口味”的现代套路，其文化内涵显然是很不一样的。把 一种技击技术进行“不打”的艺术化处理（香港的一个影视武打设计曾经对我 说过，他的工作就是研究让人看到激烈厮打，但事实上又没有一下可以真的打 中），对职业演员和运动员来说固然可以增加收入和保证安全，但对防身护体 的肢体应对和紧急避险来说却很难称之为好事。民国以来的一个世纪（特别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传统武术竞技化和观赏化的演化道路备受责难 而恐怕很难再这样顺当地走下去了。竞技和观赏在实质上都必须压抑自我而仰 仗他人（裁判和观众，此外还有这背后进行操纵的利益集团），由此违反武术 本身那个人自我调控、自我整合、自我保护和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自家受用” 性质（传统武术的“练”不是接受指令而是自我体验，“演”不是表演媚俗而是 身心自娱:‘竞"不是争夺锦标而是学习交流:‘击"不是竞技比赛而是防身自卫）。传 统武术（特别是其中的武技、武功、武德、武识）作为人自身的文化生产和文 化消费，在主体上本来是同一的，由此无需通过一个复杂的市场交换过程，其 本身就是目的。然而当今无论在“举国体制”下作为政治工具还是在“市场经济” 下作为赚钱工具，事实上又都必须依赖外物并取悦于人，由此沦为异己的工具，交 换于是反过来支配生产。原先人身依附、等级特权约束下的“封建社会”中，传 统武术曾经隐身于草莽江湖或山林田野，由此一直都有着自己不同于主流社会 的私人空间，那么在当代“人的解放”大潮流中，为什么反而不允许传统武术 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一点私人空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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