肢体技术的掌握必须要通过身体训练，武术跟体育都同样是具有教育意义 的身体训练，然而武术着眼点却是个体应对的“击打之技”，而不是经验传承那“育 体之事”，暴力性的肢体冲突应对技术并不等于非暴力的社会教育培训活动。应 该明白，尽管武术训练具有明显的身体教育属性，然而其手段上之自我修炼和 目的上那技击打斗（既讲“反求诸己”，又要“施之于人”）,却跟一般的体 育本质和内涵完全相悖。就核心功能而言，体育落脚于“教谕”，是练习者各项身体技能的基础性“经验 术落脚于“应对”，却是肢 “当下反应”和“生命维护”。换传递”和“历史传承”；武 体技术在自我防卫领域中的 句话说，就是技能培训那“育体之事”，属于“人类以自身身体为改造对象的身体练习”，无法涵盖“以技行击” 应对外来侵犯那“击打博弈之术”。体育着眼于身体技能中非遗传信息的历史 传递和养成，但武术落脚的却是肢体冲突时当下应对的紧急避险和自我防卫。二 者尽管联系密切，自我防卫必须要以身体技能为操作前提，但毕竟无法混为一 谈。其实，中国古代并没有体育这个范畴，与此相近或交叉的功能性概念是养 生、修炼、武功和嬉戏、游艺、消遣。它们跟西方式体育一样都是广义的“身 体教育”，都是通过身体训练和身体活动去改善和提高人体的身心协调能力和 状态，由此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人的活动技能以获得社会认同和享用身体的自我 娱乐。但西方式体育更多的似乎是偏于外在体质、体能和专项技术的一般性训 练，强调“更高、更快、更强”以超越当下身体极限，主要靠消耗能量以表现 生命（这点跟竞技运动完全一致）,而中国的养生、修炼、武功和嬉戏、游艺、消 遣，则更多突出内向进行（而不是外部灌输）的自我心性修养，着眼于身心、形 神的个性化自我调适，讲究性命双修、变化气质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目的 却偏于节省能量以延长生命。

就操作运行过程来看，人的实践都是有意识、有目的之具体操作活动，不 同理论指导下的活动性质自然也并不雷同。武术的理论基础，也并不就是西方 式体育的那些生理学、物理学和营养学（尽管它在事实上并不违反而是要符合 这些学说所反映的客观规律）,而是所谓固本培元、蓄能炼气、返璞归真一类 的传统养生修性理论（这是一种区别于西方学术的中国式人类活动生理解释系 统），此外还有攻守进退、奇正生克、成败利害一类暴力冲突处理技术理论。在 古代中国，养生修性是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并体现在伦常日用的各个方面，由 此形成整体性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讲究“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并不像西 方近代那样把身体训练从生产和生活中划分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活动领域。中 华武术有着很强的养生和修性功能（追求“功夫上身”，并要求“以身载道”和 讲究礼仪，突出“本体、功夫、境界”的三位一体），其中的太极拳甚至还反 复宣称“详推用意何为准？益寿延年不老春”，并运用其特有那“用意不用力” 的“意识体操”训练（但这仍然是用以应对环境那意、气、形三统一的“内劲” 应对训练，表现为调控整合身 心两端的自我意识，由此明显区别于冥想和静坐一类纯心理内向的“意识体操”），表现出极强的“身心合一”、“性 命双修”之养生文化意蕴。然而包括太极拳在内的整个中华武术，其基本的技术内涵却又主要是应对敌手那 攻守进退的性命相博，其内向修炼的结果却是用来应对环境的生存竞争，这不 但要伤及对手，而且一定条件下往往还会累及自身，由此特别强调在既有条件 下怎样去节用和巧用自身的体能和技能。这里表现出的一些辩证现象是颇有意 思的：建立在身心分裂假定下的西方体育由于“改造对象是操作者自身”，这 就使训练过程和应用过程大体同一，然而这也使体育活动从人的曰常生产和生 活中分离开来，由此构成一个独立的活动领域，不过这个独立的领域最终却又 是用来适应社会需要的。而讲究身心一体的武术修炼，却因为“操作主体跟作 用对象的不同”而让训练与应用分开为两个不同的领域（训练讲“扬短避长” 的弥补短板，应用却要“扬长避短”发挥作用）,但它却始终依附和融汇在人 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当中，讲究“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并把这不同的两个活 动领域仍然汇合到“自家受用”上面。

武术的出发点并不是西方式“灵肉两分”假定下对生命载体那体能和技 能的教育和训练，而是对“身心合一”自我体悟那生命整体的超越和提升，由 此突出区别于一般状态之独特的“功夫”和“境界”。于是武术训练也就并非 只是“外在”的身体“招式动作”组合，而是特别讲究“内在”意念主导下整 合内外资源而达到“随机应变”和“得心应手”的“劲附招而行”。它将后天 习染所形成的“拙力”作为文化改造的对象，以“用意不用力”的“跟空气作 战”和“与自身较劲”作为练习手段、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作为进阶道路 的“力的文化建构（劲路或劲道）”。特别是在技击应对的“劲路”系统中，以 “弱者文化”作为文化源泉，其着眼点也并不在于单一向度“力量绝对值”的 增加而是在于“不同力量相互关系态势之变换”。由此不仅形成“练法”中由 弱变强、以慢练快、化死力为活力的训练方法，形成“打法”中手慢打手快、无 力打有力、弱者胜强者的理想效应，而且还形成“演法”中体现身心合一、形 神兼备、天人相应、体用一如那种“同合大道、大化流行”的潇洒自如，用身 体语言诉说一种经由行为而不断地向世界开显和生成那“生生不已”的生命活 动。由此形态上先天的“勇与力”走向后天的“技与巧”的同时，又从后天的异化并特化了的习染重新返 这里，“用意不用力”等技 战手段，所谓“阴阳相济，方回到先天原始的无限可能。在术要素既是训练方法又是实 为懂劲”，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弱、胜、负等在事实上都不是绝对的，其背后实质在于对“天时、地利、人和” 运行的整体把握和系统控制。“不用力”而利用力和显示力，柔弱可以胜刚强，这 在武术技术上当是可以用身体操作具体体现出来的。这么一套修炼方式和应用 技巧，明显跟西方式的体育理论不符。由此“自我中心、费厄泼赖、更高更快、做 大做强”的体育精神，也指导不了 “随机就势、舍己从人、扬长避短、避实击虚” 的技击操作。有人看到传统武术具有大量现代体育所没有的因素，应对人际关系的技术 方式更是不能归结为协调自我身心的肢体训练；于是提出“武术源于体育但高 于体育”、“武术具有体育和文化的双重属性”等命题来加以解释。其立意显然 是不错的，然而由于对有关概念的内涵把握不准，却同样也会把人搞糊涂。作 为肢体应对技术的武术源于人的肢体冲突而不是源于人的身体教育，肢体技术 跟身体教育也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可比性，而这里说的体育又仅是武术活动衍 生出的一种社会功能，它跟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属性恐怕还是不能简单地 并列起来的。传统武术确有身体训练的体育因素，然而提高体质的身体训练活动涵盖不 了肢体冲突的应对技术。体育更多的是肢体训练的内化，而武术更多的却是应 对中自我潜能的发挥。可以承认，作为一种人体活动特别是身体教化，个体性 的武功修炼跟社会性的体育训练确实可以相通和兼容，然而相通和兼容者却未 必就能相混和相等。内向自家受用的为己之学跟外向社会规范的自我炫耀或学 会服从，恐怕难以混为一谈。中华武术确实大量包含有超越本能的后天教化（并 非纯粹“先天自然之能”而是“学力而有为"）之身体训练，但它对自我身体 重新部署的文化策略方向，又却不是西方文化所说的那种“从自然走向人文” （由此把本能提升为技术），而是有点中国道教所云的“由后天回到先天”（由 此也把技术内化为本能）。有道是“顺为生人、逆则修仙”。武术将常人（成人） 的身体解释为丢失了先天禀赋的后天习染，要通过返璞归真“复归婴儿”而挖 掘原有潜能并重新构建自身体系。老子有云：“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 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武术用后天身体训练去复归“先天 本能”（这在西方文化表现为 一个“二律背反”的逻辑悖论，但在中国文化里却是“阴 阳相济”的和谐之理）的基本用意，在于防止因后天习染 异化而阻碍应对不同方向变化的可能，其实质仍然是用文化的变迁取代或防止本能的特化。在这里，从自 然走向人文是自然的人化，而由后天回到先天则是人的自然化，人与社会的发 展目标当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之双向建构。这些东西恐怕也是很难直接 套用单向度的西方近代体育理论加以解释，在逻辑上更不从属于西方的体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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