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率 求，一方面制约了 “兵者诡道”时也不失其机动灵活的生存 性而为的人性自觉和本真追 之诈伪包装，另一方面又引导着“隐忍谦让”的明哲保身。这里所谓的“仁勇”，突出了无私无畏的理想人格； 其主要内涵，一是扶危济困、见义勇为，二是重气轻死、仁者必勇，三是因应 情势、机智灵活。有道是“见义不为非勇也”，由此中国武人大多讲究路见不平、拔 刀相助、不畏强暴、不避艰险、信守诺言、知恩图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时 时表现着宁折不屈的草根式英雄、义士、汉子气概（而不是贵族性忠臣、丈夫、君 子风骨）。由于义字在胸、无私无畏、仁者必勇、出自本真，自然能勘破生死、敢 于赴难、立心高洁、俯视一切。
它所谓“仁者无敌”的前提，是面对苍生那躬行天道（而不是面对敌手的 放纵邪恶）；它“以德报怨”的旁边，则是率性任情那快意恩仇（而不是循规蹈矩的维系统治）；武林人士的“率性仁勇”特点，并不是居高临下的悲悯或恩 赐，也不同于主流精英的“内圣外王”，而是情境应对、挑战秩序和张扬个性 的“挟技恃力、当为即为”。作为一种用以处理外部冲突的“用武德性”，武 德除了要求武者必须要有恰当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以外，更多的还要有直面 矛盾、承担道义、勇于反抗、敢于斗争的风骨气概和血性胆识，由此明显地区 别于主流文人回避矛盾、自我中心、依附权贵、粉饰太平的出世冥想和精神意淫。
对于武人之“性”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从其追求的心理素质、精神品格 和人生境界三个层面去进一步加以分析。
武林人士大都是“性情中人”，多有对某些特定心理素质的倾向性要求。在 中国武术文化中，这种可塑性的心理素质又有心性、禀性、和灵性三重意味： 心性是思想倾向，禀性是性格气质，灵性是神经类型。这些东西，都着眼于超 越当下、改变定在的身体实践，是学武练功的心理基础。由此民间武师收徒纳 众以广延事业，便特别讲究严于择人；这择人的基点，首先就是个带倾向性的 “善”字。如果没有合适的传人，则“宁可失传，也不轻传”。
在这择人过程中，一是要视求学者心术之邪正：谓试其心性，心存不轨，放 纵不驯者，绝不轻教。二是要试其禀性之慧愚：主张因人施教，愚者导以千锤 百炼之功，慧者教以千变万化之法。三是要视其灵性之高下：讲究低者重在教，高者重在导。假如求学者此“三规约、德之感化，即可望成 来说，亦可借助练功而变化性俱佳”，再加上前述礼之 为武林俊杰。就习武者个人 气质，随着自身体能和技能的变化，其精神气质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艰苦和漫长的身体训练过程，往往 使习武者情感激烈、头脑冷静、意志坚强、个性突出。由此，他们通过锻炼体 能技能，并经心理素质这个中介，启导自身性情志趣和人生境界的升华。至于 这个“善”、“恶”的标准，则要视其人怎样具体处理“自身与公众”的关系，不 能只凭一面之词的自我标榜和未来许诺；当下时髦的那种“以任务说本质、以 许诺作保证、以感情定取舍、以成败论英雄、以写诗来论证、以论断来衡量” 的方式，传统的武人显然无法接受。任何人间善恶，都是由现实社会生活中的 人际关系来定义的。孤立主体一厢情愿的成败利害，无法判定不同主体相互之 间的是非对错；在这里，尽管主流社会力图统一标准，然而处于社会中心和边 缘两种不同的生存关系和生存状态的人群，其价值取向恐怕永远都不可能会完 全一致或趋同。
赖力仗义、尚武自强、精益求精、慷慨放达是武术题中应有之义，是原始 野性生命力的社会性升华。我们知道，中华武术“姓武名术”，是人体先天生 命能量扩张和个人技击技巧的统一。这跟一般文化学理“姓文名学”，亦即与 人群后天社会文化框架和群体思维范式定势的统一，形成了相当明显的对照。我 国自先秦“文武分途”以后，文为儒、武为侠，崇文与尚武分别形成各自的文 化选择和精神品格。如果用传统文人那矫情文饰、因循迂腐、胆小怕事、优柔 寡断的空谈作风来对照，武人那任情适性、孤傲率真、桀鹫不驯I、独立不群的 实践倾向，更为受压抑的下层民众所向往。武林人士大多是挟技恃力、尚勇重 名、好交喜游、讲究承诺。在这里，“技”是独特技艺而不是规范技术，“力” 是深厚内功（即实践能力）而不是天生神力，“勇”是责任承担而不是盲目乱 闯，“名”是道义名节而不是孤高自赏，“交”是开放交往而不是故步自封，“游” 是行走江湖而不是居于一隅。
民谚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便是武人那竞争性生命力的历史写 照。敢想敢说、敢闯敢冒、敢爱敢恨、敢作敢为、敢争敢斗，这是一股跟中国 主流文化那阴柔退缩走向相颉领的阳刚进取走势，更多地反映了下层民间社会 那崇尚“力与勇”的暴力悍顽 . 和独立自主价值取向。当他 们在任张个性、快意恩仇、扶助弱小、扬名立万的时候，并 不缺乏“舍我其谁”的担当意
1识；但其好交好游和重诚重信，则明显区别于传统文人的孤芳自赏或遁世逃避，更不类于西方武人那些自 我中心、弱肉强食的个人英雄主义。这种以力抗暴、张扬自我（而不是逆来顺 受、听命于人）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下层社会的大众生存方式和野性生命力。它 在个体人格上的表现，有如下三个层次：一为呈强显力的“血气之勇”，是物 质性很强的力量性自然冲动；二为守志不移的“志气之勇”，是自尊自信的精 神性气概；三为据理循义的“理气之勇”，是公众认同的社会性力量。这三者 层层递进，野性由此得到了规范和升华，展示出“武者仁勇”的基本特征：体 力的魄大，意志的刚毅，道德的完美。
汪涌豪、陈山等先生在对中国游侠的研究中，对依托武功那“游侠”的人 格特征，分别概括为“慕义感分临难不苟的忠勇”、“重气轻死不爱其躯的疏 放”、“修行砥名有以树立的自励”和“任张声势擅作威福的骄蛮”，这应是 大体适当的。所谓乱世重游侠，这种武人“侠性”品格的社会文化意义，一是 “充当纷乱时事中的公道和良心”，二是“成为足以振拔人心的崇高精神”； 而在文学作品中的侠士，也由此成了民众心中“佩剑的民间神”。不过，这种 阳刚进取的精神品格，一定条件下也可在消极意义上发展，异化为破坏性极大 的痞子精神、无赖意识和豪强走向、恶霸作风。由此还可能孕育出来“只问目 的、不择手段”的流氓作弊方式，则跟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法制精神确是很不适 应的，必须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改造，以便让这种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孤 立个人”，可以升华为当代真正“社会化了的个人”。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跟西欧骑士和日本武士不同，中国武林人士讲“仁”，更 重视的是横向的“义”、“侠”而不是纵向的“忠”、“恕”，特别讲究替天行道、匡 扶正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侠仗义、见义勇为、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和 诚信不欺、恩仇必报、为朋友两肋插刀、该出手时就出手、出水才看两脚泥一 类社会责任的自我承担。所谓“义者宜也”（胡适把它直接解释为“应当”； 不过这里还要注意，“应当”属于价值范畴，处于不同价值关系中的人们对其
内涵的解释可以是有所不同以至完全相反的）； 心“当行则行而无所规避”。基 公平、正义尚没有“消灭阶 件，武林人士却多具反抗权可以跟毛泽东“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反潮流精神”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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