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场则考试兵法，金人重视军事知识修养，“凡不知 书者，虽上等为中、中则为下”，要降格计成绩。武举考试 的合格者,则量材任职。除武举制外，金朝还注意对武艺 人才的举荐，金章宗完颜璟曾指示:“有方略出众，武艺绝 伦，才干办事，工巧过人者，其招选之。”①金、元等民族政权为巩固其统治,强化民族压迫，在 朝廷重视习武练兵的同时，又采用禁止民间习武的做法， 并制有禁律，有“民习角抵、枪棒罪”之规定②;还制定了 禁止民间习练摔跤、武术，对违犯者加以治罪的办法。元 代自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四年至元顺帝至正五年（公元 1263 —1345年）的八十余年间，统治者多次制定严禁汉 族民间私藏武器及习武的禁令，多次收缴民间武器。如至 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分汉地及江南所收弓箭武器 为三等，下等毁之，中等赐近居蒙人，上等贮于库”。发现 民间私藏铁甲及弓矢等即处死，更禁止民间围猎、练武等 活动。更载:诸民间子弟“习练角抵之戏，学攻刺之术者, 师、弟子并杖七十七”③。这些禁令意图用镇压的手段来 处理民族矛盾，对民间习武自然起了阻碍作用。但民族矛盾并非镇压所能解决，而练习武术除了军事意义外，还有 着丰富的健身、娱乐作用，因而民间武术活动是不可能禁 绝的，暗地仍有开展。北方诸族均精于骑射。杰出的骑射武艺在征战中发 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史家称金、元以“骑射”立国。 “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为弓马之利取天下”①。诸族统 治首领中多精于射艺。金太祖阿骨打成童即善射。儿时， 辽使来朝，使射群鸟，连三发皆中，辽使赞曰：“奇男子也。”太祖亦善远射,蹒三百二十步，众所不及，其精良射术在战场上屡建奇功。金康宗长子宗雄，九岁能射逸兔, 年十一，射中奔鹿,世祖以银酒杯作奖品。有一次射猎，宗 雄正逐兔，挞懒也从后放矢，挞懒大呼:“矢来了！”宗雄反手接矢，即引弓射中奔兔，可见其射艺之高超。元军更精骑射，成吉思汗即以骑射、摔跤武艺出众。 元军凭骑射远征欧、亚，所向无敌。据意大利《马可学罗游记》所记,元代铁木耳远征印度，凭精良射术战胜印军大 象队。当时印军有大象二千头，身负战台,每台有战士十余人；又骑兵、步兵六万余。蒙骑兵一见大象，马即惊溃, 蒙军乃下马伏于林中，待大象队近前，万箭齐发，矢如雨 下，象或死或伤，掉头奔逃，印军大败。可见蒙兵射术之威 力。辽、金、元诸族精习骑射,除举行赛射等活动外，更常 以射猎为练习骑射的重要手段。辽、金均定出四季狩猎的 制度与办法，在射猎活动中，训练战士骑射、奔驰、跳跃、 搏击、刺杀等多种本领,还通过大型捕猎活动，考查选拔 精通武艺的人才，精良的射术在狩猎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如金章宗（公元1190—1208年）年间的一次狩猎中，曾一 箭贯穿两只鹿，可见其弓力之强大及矢镶之锋利。在辽、金、元时期盛行多种骑射活动，主要有“射柳”“射木兔”及“射草狗”等。“射柳”亦称“新柳”，或“蹦柳”， 为古鲜卑、匈奴等民族的祭祀活动发展而来。南北朝时， 鲜卑族所建北周时期“射柳”即十分流行。辽国契丹源于 鲜卑,他们承继并发展了这一古老的射箭活动。不仅辽、 金、元盛行，并且还流传至明、清。射柳虽源于古代宗教祭祀，但它与习武练射紧密结 合，并成为一项较射娱乐活动，故这一项目，包含有宗教、 尚武及礼仪、娱乐等多重文化内涵。它不仅流行少数民 族，而且成为汉族中原地区的一项重要文体活动。射柳与 击球,常常同时举行，成为古代体育史上重要的军体项 目。辽、金时期,“射柳”是含有祭祀求雨内容的重要活 动，发展成为一种程式化、制度化的礼仪。“射柳仪”，亦称 “瑟瑟礼”。“瑟瑟礼,祈雨射柳之仪”②。“行瑟瑟之礼，大 行射柳”③。史籍所记“射柳”与祈雨多有联系。如《辽史• 穆宗纪》:“丙子，射柳祈雨。”《金史•章宗纪》:“五月，不 雨。乙卯，祈于北郊及太庙”，“戊午，拜天于西苑，射柳、击 理，纵百姓观”。但射柳亦成为节令文体活动。“五月庚午 朔,避暑于近郊。甲戌，拜天射柳。故事:五月五日、七月 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久 可见一年中节 令时多举行射柳，也不一定是求雨,而更多的是习武和娱 乐。射柳有专门的服装和器材。有专用的“大射柳之服”, “遣使进射柳鞍马”⑤。射柳早先发源于柳树林中练射，发 展到后来,于广场中插柳枝为标，用“横簇箭”射。《金史•礼志》所记“无羽横簇箭”，这种箭的形制从出土文物中得 到实物。辽宁北票县辽代墓葬出土一种平头铁簇，簇身扁 平，呈等腰三角形,簇端为一略呈内弧之刃口。此扇面型 之箭簇，显然不可能用于实战或狩猎,而是射柳专用，因 柳枝圆而细柔，用普通箭矢不易射断，故用此“横簇 箭”⑥。射柳活动的比赛情况，《金史•礼志》有较详的记载： “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先以一人驰 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簇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 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 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于纵马急 驰之中，要求射断细小的柳枝,还要求“以手接而驰去”， 可见对射术及骑术均有较高的要求，没有经过专门的练 武习射，是很难参加这项赛事的。元代大都（今北京）也有 射柳活动,在端午节举行「武职者咸令锯柳工也有赏罚 之规定，实为“武将耀武之艺也工且表明射柳只有任武职 的人才能参加，是一项军体武艺竞赛。射柳，是练骑射;马球,是练马上挥杖击球。二者均要 求高超的崎术武功。射柳要求有宽广的场地，一般多利用 球场作骑射赛场。所以辽、金、元时期常常把射柳与击球 两项活动接连举行,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节令性的较武 娱乐活动。这个风习流传较久远，至明、清仍多举行射柳、 击球活动。这表明射柳已成为古代中国节令文体活动的 代表性项目。契丹族建立的辽国，还流行“射木兔”的节日较射活 动。辽国与北宋并存二百余年，往来密切,辽国吸收大量 汉文化，如原为汉族节令的三月三“上巳节”及九月九“重阳节”，也成为辽国节日，但节日活动内容仍保留契丹民 族特色，“上巳”射兔;“重九”射虎，便是这种节日习武活 动。《辽史•礼志》:“三月三日为上已。国俗刻木为兔，分 朋走马射之。”要求有高超的骑射本领，这是契丹狩猎生 活特色的反映。同样的生活内容亦表现在“九九”重阳节 举行大规模射猎活动上。《辽史•礼志》:“重九日，天子率 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 蜴蕃、汉臣僚饮菊花酒。”这也是契丹族发扬民族特色，以 狩猎练骑射武功的活动。以射猎练武习射,北方诸民族均 重视、提倡。直至清代，仍保留围场习武的风俗。与民族宗教活动有更多联系的则为蒙族的“射草狗” （亦名“射天狗”、“射天狼此为宗教祈福免灾的祭祀活 动。“每岁，十二月下旬，择日，于西镇国寺内墙下，洒扫平 地,右府监供采币，中尚监供细毡针线，武备寺供弓箭环 刀，束秆草为人形一，为狗一,剪杂色彩缎为之肠胃，选达 官世家之贵重者交射之"，"射之糜烂，以羊、酒祭之”⑦。 此一活动，虽宗教色采较诬，不失为尚武习射之举。北方诸民族为尚武习射,流传多种较武赛射的活动。 蒙族之“那达慕军动赛会中,射箭即三项重要比赛之一。 “那达慕”即蒙语“三项比赛”之意，指射箭、赛马与摔跤。 元代建国后三项运动比赛更常举行。此“那达慕”运动会, 一直流传至今，成为蒙古民族的代表性尚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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