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中国武术在整体上还表现出一种哲思立意、符号操作、心理暗示、信 息调控的特色。其运作指导和机理解释，大量地借助了阴阳五行的具象化符号 运算；这在外国武技中是完全看不到的。本来任何人类操作活动都是在人的思 想意念指导下进行的。但国外的武技大都突出其主体操作的技术特点（例如拳 击、摔跤、相扑、柔道、空手道、跆拳道、泰拳等），依托物理和生理的解释 而给出边界明晰的动作指令；而中国功夫则有赖于阴阳、五行、八卦、六合一 类边界模糊的整体性哲理符号，让人得以因应环境而自然地自由发挥。中国功 夫具有极浓的哲学气质，它“跳过”作为中介的“科学分析”，直接用哲学符 号去处理技术问题，表现出某种“思想拳”的特征（这也跟中医类似）。台湾 学者龚鹏程先生指出，中国武术并非一纯粹搏击技术，而具有强烈的观念性和 文化意蕴，其打拳讲套数与作诗论格律的意义是一样的，由此可以称之为“技击文化学”。

跟汉字书法和舞蹈造型一样，武术招式都是一些表达隐喻的文化符号，完 全可1以借助其具象而致会意。就认知方法论来说，武术操作讲究“象形取意”、“以意义上武术确是个空想“乌托邦”；然而其背后灵动的生命智慧启发，也是不 能全然抹煞的。有学者指出：“中国实用理性的一个特征是不重逻辑推论，而 重类比联想，由类比而得启发，范围宽广，直觉性强，便于由感受而引发联想。这 可以是一种不同于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的创造性解题能力及其在 中国文化上的广泛作用，特别是其应对不同环境所呈现的成败得失等等，恐怕 都不能简单地处理。中国武术理论阐释所使用那套阴阳相济、五行生克、八卦 定向的多层面综合认知和操作符号系统，其实并不单纯是“原始巫术推演”和“宗 教信仰仪式”，而是运用中国哲学面对现实生活自我生命体验的意象型符号描 述，是用以表达自己对身体上力量配置变换和相应的生理、物理运行机制，以 及对作为背景的整个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符号化理解。这里尽管混有不少美学 想象和政教合一的因素，但背后却包含有全息映照和环境利用意蕴；其功能则 有点类似近代西方科学借用英文字母（或希腊字母和罗马数字）组合标示数理 化规律的抽象“方程”和“公式”。至于所谓“用意不用力”的“跟空气作战” 和“与自己肌肉较劲”，其实质也不外是协调身心、整合内外的一种自我意识 活动。当然，这里的一切把握都是模糊的“意象”，操作时我们可以从中获得 某些象征性的启示，但却不必过于执着和拘泥其中某些具体的说法。

不符合西方式“科学分析”，并不等于不符合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它方法 上关于“精、气、神”天人全息对应那整体和过程的感悟，还有所谓“意到、气 到、劲到”的自我力量操控技巧和感受，在理论上确实有其不够精确的笼统方面； 但跟西方式关于力量速度那局部和瞬时的单向度构成分析学说比较起来，也是 各有千秋。人的认知能力和信息渠道总是有限的，由此无法归纳概括出一个普 遍性的“共相”并据此进行逻辑推演。中国式的认知方法是从自己的身体操作 出发，利用阴阳的属性分类、八卦的方位把握、五行的关系判断，仰观天文、俯 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就象取譬、以类相推。这种多层面的系统性认 知背后所包含的生命智慧，并不是时人理解那“先哲圣贤”宣示教诲的衍生，而 是整个民族世世代代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内化。它虽然有着身心合一、人我 合一、情景合一、天人合一等“泛和谐”诉求，但却完全没有时下某些传媒 所宣扬的那种攀附权贵的调 和、妥协、顺从、圆滑、虚伪、作秀倾向。                                                                                                                                                                                                                                                                                                                                                                                                        （三）机理：气流行

作为动静开合和形神体用中介环节和整合机制的是“气”。“意气运动” 是传统武术训练中相当独特的东西，其含义超越了西方式的心理诱导和呼吸控 制。一定意义上说，武术的身心活动其实就是“气”的活动，武术的招式动作 都是“气机运行”的结果，属于天地万物“一气流行”中一个独特的有机组成 部分；其基本的活动方式，是跟天地万物“一气流行” 一一对应的。反正“人 在气中，气在人中”，天人本是一体，共同形成一个“对待”，同时又是一个“流行”。

• .中国文化中的“气”

在中国文化中，“气”首先是标示天地万物之“本原”及其运行的本体论 （本根论）范畴。跟西方哲学所说的“始基”、“原子”等类似，是用以标示“存 在”的根据。“气”又无形无象、散在万物、充塞宇宙、连续不断、无始无终、大 化流行，它并不固执西方式“万有存在的逻辑究竟”的空间轴含义，而突出东 方式“万物演化的自然根源”的时间轴意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地含气、万 物自生”，一切东西最后都是可以归结为“气”这种宇宙本体的结构形式和运 动状态，可以被纳入演化生成的“元气论”（区别于西方式组装构成的“元素 论”、“原子论”）的思维系统框架之中。中国的“气”是分阴阳的，通过“气” 中的阴阳交感，演化出四象八卦和五行生克，最后构成一个严密的有机整体图 式。所以，它又是一个标示运动机制和关系的演化论范畴。

有人指出，“气”是物质，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在思维的某个 特定层面上，这个说法确实不无道理；“气”当然是一种“不依任何个人主观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问题是中国人的思维并不限定在分析性空间的层 面，而是一个体现为“象”的时空有机综合体。中国人对“气”的界定相当模 糊灵活，大体说来有这么四个方面：一为“实然之气”，如呼吸往来之气，水 谷精微之气，父母精血之气，山川云烟之气等等“气态”或“精微”物质；二 为“本然之气”，如元气、太极、太一、太玄、太虚、太素等“气化之本”（有 人称之为“真灵之气”）;三为“运化之气”，如阴阳二气的关系功能态，为事 物功能信息关系的介质和承 一 担者；四是“泛化之气”，如喜气、怒气、正气、邪气、官气、民气、浩然之气、风水龙脉、圣人气象、天地正气等，与人心直接相通。这不同的东西统一起来，都可以看作“气”的不同表现。

即使是就同一个层面来看，中国式的“气”跟西方式的“原子”，也有着 显著的不同。西方“原子论”的主要特征，是用“虚空”或“绝对空间”来作 为背景，去安放一个个离散而“不可入”的“原子”。而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基 本没有这种概念。即使在最富有逻辑思维的《墨经》中，也说“宇，弥异所 也。” “宇，蒙东西南北。”即把空间看成是事物在不同地点、不同方位的结 合（弥、蒙），也没有完全摆脱各向异性的具体空间。这样，“原子”便没有 了存身之所。

“气”跟“原子”很不相同；它弥漫充溢、泛在万物、空漠无形、贯通一 切、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气变成形、形化为气、气形互变、显隐相因、绵延 连续、变化无常、生生不已、与道同一、大化流行，兼有存在、机理、关系、功 能等多个方面的综合特性，并与生命和精神现象相接相通，具有某种“灵性” 和特殊的能动性。它在某些方面还有点类似于西方近代科学假说中的“以太” 那样的连续介质，在另外一些方面则颇为接近现代科学所说的“场”和“质一能” 一类的东西，在很多方面则突出其运动中关系、功能、机制、底蕴、背景等多 重意蕴，十分强调其内在的“时运”、“气数”过程性综合规定。它既包罗万象，又 通而为一；由此明显区别于西方人所理解那“以太”、“质一能”和“场”等等 的逻辑分析性范畴。从先秦庄子“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的“通天下一气”，到 宋朝张载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再到王夫之的“虚空皆气”，“此外更 无它物，亦无间隙”，这意思愈来愈清楚了。“气”那飘忽不定、无从捉摸的 形态特征，象征着“物质一运动”统一体中的运动性（佛家称之为“诸行无常、诸 法无我”）的那一面。在那包贯万物的“一气流行”之中，人们无法借助“五官” （及其工具性延长）的感觉来分别精确把握，而只能靠“心灵”参赞化育式的“参 与”这个整体运动来大体感悟它。这种思维未能抽象出一些最简单的规定，未 经历归纳或演绎地重建世界的逻辑过程，因而总是经常超出“逻辑一语言”的 表达范围，要求人们运用某种“心领神会”形式去整体地把握对象。我们以为，这 种思维方式在中国科学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中国科学那独特的思维结构，即 整体思维和经验思维两极互补 结构，让整体思维从现实经                     验所接触的外界中吸取，形成高度灵活的“随机应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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