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人体中“阴阳变易”的载体和表现，则是精、气、神三者的良性交互作用状态。俗语有云：“天有三宝，曰、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就人的存在而言，我们的先人相信，精、气、神、血为支撑人体生命的基本物质。中医内丹学说认为，“灵明知觉之为神，充周运动之谓气，滋液润泽之谓精。以其分量而言，则神主宰制，气主作用，精主死生，各专其能。”在这里，精的作用是“化育”，气的作用是“运转”，神的作用则是“觉知”和“主宰”。精、气、神三位一体、互相依存、互相转化、无法分离。所谓“精因气融，气凭精用；气因神见，神凭气用。”又谓“神因气立，气因精生”。总之，人的一生不外乎之所函，气已至焉；气之所函，精亦至焉。皆相依相济，以成自然之用”，由此“神全则气旺，气旺则精足”。于是人们“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通过机体意识引导的自我平衡机制去提高生命质量、挖掘人体潜能、发挥身上功效，涵养性情志趣。

有道是“情志要和、阴阳要平”。这里的基本机理在于，身体内精、气、神及其综合表现的情与志，不但互相分阴阳，而且各自也都有阴阳。《内经•素问》曰：“生之本，本于阴阳。”这一方面是指构成人体生命活动从本质上可以归结为“阴精”与“阳神”的矛盾运动。这里的“阴精”指人体的物质基础，如精、血、津、液等；而“阳神”则指这些构成人体的生理功能，两者之间互相依存、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它又指人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一切组织结构均可划分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阴阳两部分。当然，这些划分又具有某种相对的性质。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武术功理于是形成了炼形、惜精、养气、凝神四大观念和对应于阴阳、虚实、表里、寒热“八纲辨证”的自我平衡操作应对方式。据此内家拳类在自身松、稳、慢、圆、匀、柔的身体活动中，跟气功一样，特别讲究调身、调息、调心。它吸取了“存思”和“内丹”的基本经验，在操作上突出“以心行气、以气运身”那养气调神和敛气凝神的“意气运动”，并且强调活动中对立双方的相济协调；以至被认为是区别于一般体育运动的一种独特心理体操，充分发挥人体身心双向调节的良性互动，让精、气、神三个方面的阴阳平衡，在自我修炼中都得到充实和提高。这是一种生命信息运动“自组织”的“稳态效应”，讲究自然秩序和动态平衡。其理论基础明显区别于建立在解剖学和生理学基础上的近代西方医学那机械的实体还原理论，并可跟现代科学系统理论的发展在精神上相通。笔者以为，中医学说给内家拳类提供的不仅是一种强身健体、祛病延年的养生技术，而且还是一种待人接物、经世处事、应对环境的人生智慧和生活技巧。

流传的《张三丰太极行功说》有云：“太极行功，功在调和阴阳，交合神气”;由此太极拳在演练时，便特别强调“内外兼修”和“形神兼备”，十分讲究身体怎样“从无极进入太极”和“从太极复归无极”。这里的“无极”是指“阴根据太极机理“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曲就伸”地逐步演化。最后又“返本还元”地回到“无极”状态。在这里，“太极”指派生万物的本原和机理，包含了动静、开合等一系列阴阳的互涵和变换的状态；并具有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既对立、又统一，相互消长、转换、变化的功能。太极拳正是依据这个理论，讲求动静、开合、收放、进退的阴阳相济；形体外动，意识内静；拳路整体以浑圆为本，招式皆由各种圆弧动作构成形体外动时要求意守于内，以静御动，用意识引导气血运行于全身，如环之端，周而复始，从而使人保持阴阳平衡，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

 

（二）道家取向：道本论、用反论、归真论

中国武术学理的第二个层面是取向层面；其内涵包括道本论、用反论、归真论三个方面；它不但为中国武术阐明了“志道游艺、葆真合道”的价值方向，而且还为中国武学确立了“以弱对强、以柔克刚”的理论基础。我们知道，中华武术的构成因素从原始巫术及其理性化结果的易理术数中产生出来以后，伴随着整个中国文化一起发展。道、释、玄、儒，诸子百家，兵、农、医、艺，日用百工，舆、卜、星、相，三教九流，琴、棋、书、画，生活诸艺……中国文化的各种因素对其产生和成熟，都直接或间接地起过和起着作用。在这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当中，道家取向则是其主要线索和基本底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本论”，给它提供了本体论支撑。而“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无为而无不为”的阴柔方式，给它提供了方法论原则。“返璞归真”、“自然无为”的发展走向，则成了它的价值坐标。此外道家的“虚己顺物”、“人取我予”和“虚心实腹”、“缘督为经”，也在技击技术和养生方法上给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道家文化的滋养下，以太极拳为代表的中华武术逐步发展出一整套师法自然（仿生）、参赞化育（参与）、利用环境（就势）、借助对手（借力）、契合规律（体道）、寄托精神（归真）的技艺和技巧。

1.道本论

生生不已、大化流行中，去寻找自身存在理由和描述自身运行特征。

（1）道本自根

在汉语中，“道”的本义是人所走的道路途径，其象形字上为一个头（象征一个人）朝着道路上的某处走（即上为“首”下为“走”）。这意味着“道”与“路”有所区别。“路”是“形而下”那实物形态的东西，而“道”更多的是表示道路的“形而上”功能，即能使人由此处走向彼处的“走向”或处于“之间”的“在”，即一个“方生方成”之“在”。这也就是说，“道”的意义更多的是指人的感性活动而不只是外部依托和约束，由此是“实践第一”的。“道”蕴含着行走之目的、走势、方向、步骤、过程、秩序等，在事物的本然和应然之间贯穿着一个所以然，用现代科学术语来说，这里蕴含着极简单的演化程序。道是一步一步走的，每一步都受“规则”的支配（包括调整行走的方向和速度，对外界环境的适应和各种相关情况的处理）这是一种相当广泛并起支配作用的“自然程序”，由此引申作为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与根据，用以描述事物的生成和变化，并以此说明事物的运行秩序、客观规律和终极价值，然后又回过头来表示一种主体操作那带根本性的“主义”、“主张”和运行方式，如此等等。于是“道”便具有了人类实践的特性，当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同时“具有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双重功能”。对人来说，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最终都要取决于是否“合道”；“道”是所有操作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依据。

“心物一体”的中国文化对“道”的理解不仅包含有秩序和法则的外部强制意蕴，而且还有主体性道义和道理的价值诉求，由此一开始就讲究“志于道”，把“道”作为其存在和发展的缘由根据以及追求之价值目标。我们知道，人的认识开始总是向着面前林林总总的对象问个“为什么”，人的自我反思也总是要指向天地万物的大本大源而寻根究底。人们正是在对这“万物本源”的追究中，找到自身的价值目标和存在理由。本来，茫茫宇宙、无穷无尽，有无相生、大化流行，因缘假合、缘起性空。处于无限时空中的无穷宇宙，其实也无所谓什么先验的“本体”；然而这无限的宇宙又体现在无数个有限的具体过程之中，由此所有存在都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有道是“理有固然，物有始终”；体论”，就是所谓“世界的本原、本体或本根的学说”，其使命在于寻找过程发生的根据，即为人类寻找自身操作行为那“安身立命之本”。这里所谓“本原”之说，原义是非创造的开始和根基，因而也叫做“始基”；而所谓的“本体”之称，则是指天下万有大全的永恒最高存在，因而被称为“万象之本”；还有所谓“本根”之义，更包含有始基、究竟和统摄三重意谓，是指既周遍一切而又跟万物相对待的“玄元”。其探究的着眼点则在于“理之究竟”而不是“物之始终”；而人类哲学的智慧，由此便得到了对象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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