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民族实现了大融合，武艺在军中和民间都得到了广泛的交流和发展。 另外，偏安南方的汉族政权多享乐苟安，崇尚声色玩乐，使得娱乐性的武术有了较大发展，如当时流行角抵戏、刀楣表演、刀剑表演以及武打戏等。同时，武术在与文化的交融中开始与佛、道的思想和法术结合起来。
唐朝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开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开放的文化、社会环境使得武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剑术的发展
这一时期，枪成为战阵的主要兵器，剑制也已由刀制所取代，剑完全退出了正式战争的舞台。 然而剑术在民间却发达起来，随身携带方便，并具有健身、娱乐、表演等多种功能。唐朝时徒手格斗技艺的角力、角抵、手搏、相扑等混称并用，发展得十分兴盛，并东传日本，对日本武道的发展贡献极大。
(2)武举制的建立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建立了武举制，这种用考试选拔武勇人才的办法极大地促进了武术的发展。首先，武举内容的确立是对武术精炼化、规范化研究发展的结果；其次，武举制面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激发了人们的习武热情。唐朝统治者这种重武的举措促成了唐代的尚武任侠之风, 甚至文人墨客也崇尚武侠，如诗仙李白就曾写下“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的诗句。
(1）兵器的发展
宋朝时期，民族矛盾尖锐，战争频繁，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武备，于是军事武艺自然地有了较大发展。这一时期不仅军事训练规范、系统，而且兵器种类大量增加，形制复杂，除了常用的弓、 弩、刀、枪外，还有铜、棒、鞭、斧等，这为民间武术器械的丰富和技艺的提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2)习武组织的发展
为了抵御外敌的侵略，反抗压迫，在广大农村出现了大量的武艺结社组织，如“弓箭社”和“忠 义巡社”等。城市也出现了大量的武艺结社组织，如“锦标社''“英略社”等。不过与农村不同的 是，城市武艺结社以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这些武艺结社组织的形成，无疑推动了武艺在民间的发展。
(3)武艺表演的发展
宋朝时期的武艺表演多种多样，不仅有军中武艺表演，如诸军春教时“禁中教场，呈试武艺， 飞枪斫柳，走马舞刀，百艺俱呈”，而且由于商业的繁荣，在城市群众性的游艺场所“瓦舍”“勾栏” 中，武艺表演也丰富多彩。这些按规定程式、规定动作进行的武艺表演，对后世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朝时期武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元朝为了防止各族人民 (主要是汉族)的反抗，在强化朝廷习武练兵的同时，严禁民间习武，并制有禁律，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武术在民间的发展；另一方面，元代兴盛的文艺戏曲中的武打戏使武术在舞台艺术上发展到 一个新高度，客观上奠定了明、清武术在舞台艺术上的发展。
明清时期，武术与军事武艺伴随着火器在军中的出现逐渐分离开来，并在更为广阔的民间开 花结果，从而迎来了武术的集大成发展时期，使得武术文化在此时期最终形成。这一时期的武术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套路的形成。武术套路的正式出现自明朝开始。程宗猷的《单刀法选》所绘制的刀、棍等 套路演练步法线路图，是至今所见的最早的武术套路图谱。武术套路是中国传统武术特有的技击术形式之一。
(2)流派的形成。中国武术拳种、流派大都发端于该时期。
(3)内家拳的出现。这一时期，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掌等各种风格不同，拳理各异的内家拳开始出现。内家拳直接用中国哲学理论阐释拳理，更全面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哲学内涵，重修身养性。
(4)内功的形成。武术与气功导引术在先前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然而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在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中两者结合而诞生出武术内功，从而使“内外兼修”成为中国武术区别于世界其他武技的鲜明特征。
(5)武德的要求。明清时期所出现的各拳种的拳谱上都记载了对习武者的道德要求，有的甚至具体到技术层面。无论是理论还是技术，中国武术都带有深刻的伦理型文化的烙印，武术文化的完备形态为后世武术的发展开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确立了中国武术在世界武坛的位置。
(二)近现代武术的发展
近代中国时局动荡，战火不断，各种思潮激烈交锋，在西方国家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武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在“强种强国”理念的号召下，武术曾一度兴盛，同时还开创了武术运动的新局面，使之开始向着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1)武术组织的建立
辛亥革命后，许多城市出现了一大批武术社，仅上海就有30多家,北京有20多家，天津有 10多家。其他城市也开始相继建立起武术组织。
1910年精武体育会在上海成立，成为当时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维持时间最长的武术组织， 其影响远及海内外。
1928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同时各省、市、县也相继成立了地方国术馆。 这一官方国术馆组织系统对社会上的武术活动进行了积极的行政干预，其决策直接影响着当时武术的总体发展。各类民间的武术组织以及官方的国术馆组织系统的成立，使得武术打破了地域家族的限制，突破了传统的师徒口传身教的方式，武术的生存环境也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形成了以城市武术组织为中心，有组织地推广武术，有组织地开展对武术的整理和研究的格局。这些武术组织的出现，对武术运动发展的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
(2)武术形式的创新和发展
1911年，出现了一本全新的武术教材，它是由一批武术名家合作编辑的，其名为《中华新武 术》。该教材于1917年被定为军警必学之术，1918年被定为全国正式体操。这本教材内容上以传统武术为素材，形式上借用兵式体操的操练特点，分段分节地配以口令，比较适合团体教学和操练，尽管“新武术”的内容较为单调，动作的兵操色彩过重，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循序渐进的教学训练原则，为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提供了一种较为可行的形式。
1915年4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决议：“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武术被作为一种尚武强国的教育手段推向学校。
1918年10月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中学校长会议上通过决议：全国中学校一律添习武术。 这标志着旧时基本流传于乡村市井的武术正式进入学校，成为学校体育课程中的一项内容。但由于各种原因，各地学校开设武术课的情况并不平衡，加之后来的抗日战争，对武术在学校的开展也有较大影响。
1923年4月，中华全国武术大会在上海举办，这次大会是中国体育史和武术史上的第一次单项武术运动会。
1924年旧中国第3届全运会，首次将武术套路列为表演赛项目，标志着武术运动开始进入综合性运动会中。
1928年和1933年，中央国术馆组织举办的两次“国术国考”是近代影响最大的武术比赛。
1933年和1935年举办的旧中国第5届、第6届全运会上，武术被列为正式竞赛项目，武术竞赛规则开始从无到有，并逐步细化。
在这一阶段，人们对于武术的认识随着新、旧思潮的交锋和“土洋体育”之争的展开以及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程和运动竞技场开始逐步深化，开始从体育发展观的角度来认识武术。同时，一些学者和专家也开始实事求是地考证武术的起源和发展，验证武术的健身与技击效果，并取得了宝贵的学术成果，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武术的科学化发展。
尽管武术在前一段时期内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但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中国体育的发展， 武术也在不断地在探索、改革、开拓中前进。在增强人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增进国际间的交往，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征途中，武术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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