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剑舞
唐段成式撰《酉阳杂俎》载，有兰陵老人善舞剑，曾为人表演。“紫衣朱鬓。拥剑长短七口。舞于中庭。迭跃挥霍，撬光电激。或横若裂帛，旋若规尺:唐代名画家吴道子由于“废画日久”，奉命在天宫寺作画时精神萎靡，便请来剑术号称绝的裴曼，让他舞剑“作气以助挥毫”。只见他“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下，观者数干人，无不悚愫”。道子壬是“援毫图壁。俄顷之间，魔魅代出，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所画，得意无出于是:裴曼舞剑“作气以助挥毫”，竟使吴道子的作品放射出颠峰的异彩。
三、矛舞
矛舞，在这一时期也精彩纷呈。据唐陆龟蒙《矛俞》云：“手盘风，头背分。电光战扇，刺敲心。留半线，缠肩绕月豆，磕合眩旋。卓植赴列，夺避中节。冲函扎穴，上指学慧灭。与君一用来有截。惟妙惟肖地表现矛舞的丰米。
四、“破阵乐”舞
《秦王破阵乐》，是唐代著名的武舞。唐敬宗李湛“降延日，大张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时有伎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偕养女五人。十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一条之上。着五色衣，执戟执戈，舞破阵乐曲”：“是时，观者目眩心怯二文中的戟和戈，可能是武舞的舞具。
五、“大面”舞
“大面”舞，即假面舞。事出自高齐兰陵王长恭，他面类美妇人，乃著假面以对敌，与周师战于金墉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乃为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今《大面》也”。《旧唐书•音乐志》有类似的记载。并称之谓《兰陵王入阵曲》。仿效兰陵王的击刺动作，当然是武舞。
六、狮舞
狮舞，在中国民间非常流行。即使在现代，也与武术或武术活动联系紧密。舞狮由习武者演练，种种复杂的动作也只有武功不错的人才能完成。比赛舞狮实际上又是较量武艺。从这个意义上讲，狮舞亦与武术有着密切的联系。
狮舞，产生于何时何地，无由查考。但狮舞最早见于记载，却是在唐代，《新唐书•音乐志》说：“龟兹伎有弹筝、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箫、鬻、篥、答腊鼓、毛员鼓、都昙鼓、侯提鼓、鸡娄鼓；腰鼓、齐鼓、檐鼓、贝、皆一，铜钱二, 舞者四人。设五方狮子，高丈余，饰以方色。每狮子有十二人。画衣执红拂，首加红袜，谓之狮子郎”。白居易《凉州伎》也提到过狮舞。诗云：“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须深目两鼓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须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绝归不得。泣向狮子涕双垂，凉州陷没知不知。狮头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白诗中较详细地描绘了道具狮子的模样，以及舞动时的景况。白诗还提到：“贞元边将爱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娱宾犒士宴监军，狮子胡儿长在目军中将士，犹爱狮舞。
武术套路与武舞最早是同形的，但至唐代，它们可能已经分离而各自独立。前述裴曼等人，并非舞蹈艺人而是剑术名家。当然，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甚至直到今天，武术与舞蹈，仍然关系密切、相互影响。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分是：武舞或有一定的情节，着重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武术套路演练则重点在表现武术技击技巧。当然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武舞及戏剧武舞，还是要以相当的武术功夫作基础的。
第六章两宋时期武术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建立宋朝，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公元960-927年）。
宋朝建立后，加强了中央集权，并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完成了中原和南方的统一。当时除了北宋王朝以外，在我国边区，还有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西夏诸 政权等。北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击败辽政权，建立了金政权，且不断进行南犯，北宋于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被迫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公元1127-1279年）。
在宋朝统治的320年中，与辽、金、西夏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对峙。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这一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统治者十分重视武备。宋朝的军队实行募兵制，通过选募、武举考试选拔武艺人才。军事训练采用统一教法，并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军事训练规范化、系统化促进了武艺的提高。这一时期兵器的种类大增，形制复杂，各种兵器武艺争奇斗妍，武艺向多样化发展，武术表演项目也有相当的发展。
两宋时期，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城市中出 现以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武艺结社组织。同时为适应市民娱乐的需要，出现了群 众性的游艺场所“瓦舍”、“勾栏二在瓦舍、勾栏中表演的武艺丰富多彩。其它如杂 剧、戏文、小说中也有不少反映武艺的内容。
在民间武艺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农村也出现以乡社为基础的民间武艺组织。百姓 自相团结，以乡为社，既务农又习武的现象十分普遍。乡社武术组织的出现，进一步 推动了民间武艺的发展。
宋代武术体系基本形成。除了对抗性的角抵、手搏外，套子武艺有了较大的发展, 奠定了中国古代武术的基本格局。从而基本摆脱了从属于军事训练的地位，在民间广 阔的土壤中生长起来，并按自身的规律演进。
第一节军事武艺的发展
一、军事训练的规范化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练兵，宋太祖赵匡胤即位的次年（公元961年），即着手加强禁军。禁军聚集在京师，太祖还亲自教阅，严格训练。战争中广泛运用的攻防格斗技术是宋军训练的重点，即“教战守”、“练军实”。由于作战以弓弩射为主，并配合各种兵器使用，因而教射、教刀、教枪等均有严格的规定。据《武经总要》卷二记载： “至于执兵用刃（或作技）又有法焉。凡教刀者，先使执持便惯，乃以形制轻重折（或 作能）代猛劣而为之等”；“若枪者，先使把捉有方，盘旋、进退，乃以干之长短、大小，插刺深、浅而为之等”：“教弓者，先使张弓架矢、威仪容止，乃以弓之硬弱，箭之迟速，远近弓之亲疏，穿甲重数而为之等”；“教弩者，先使之系缚弛张，轻利捷敏，乃准弓矢而为之等。此为教器械之略也”。
在宋仁宗赵祯、神宗赵顼两次变法期间，多次颁布教法格，对训练内容、训练方 法、使用器械均作了明确规定，成为训练的法典。如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九月颁行的《教法格并图像》中，“步射，执弓、发矢、运手举足、移步；能马射，马使蕃枪、马上野战格斗、步用标排，皆有法像。凡千余言，使军士涌士焉”。
宋代不仅有统一的训练操典，在考核方面也有明确而详尽的规定。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诏颁河北诸军教阅法：凡弓分三等，九斗为第一，八斗为第二， 七斗为第三；弩分三等，二石七斗为第一，二石四斗为第二，二石一斗为第三。考核军士的弓弩水平，主要看能挽多大的“弓弩斗力”以及射箭的准确性，即“射亲”。宋孝宗赵喜有一次教阅军队，宣布“弓箭手以六十步，每人射八箭，要及五分亲”。又如马目射箭，用一石以上的弓，射十箭中八支为第一等；用九斗以上的弓，射十箭中七支为第二等；用八斗以上的弓，射十箭中五支为第三等。马上使枪和使铁鞭、铁铜、双剑、大斧、连枷是同一标准，均为击刺木人，左右各十次，以中五次为合格。《在京校试诸军技艺格》对考核标准分为上、中、下三等。“步射六发而三中为一等，二中为二等，一中为三等。马射五发，骤马直射三矢，背射二矢，中数等如步射法二《宋史•兵志九》还规定：“枪刀术胜三人者，立为武艺出人格为了达到统一的考核标准，诸道禁军“日夜按习武艺”，大大推动了军队的训练。
宋统治者在军队的训练中，注重对军队训练经验的总结推广。如庆历四年（公元 1044年），在诸军中推广《射亲格》，元丰年间（公元10787085年）又推广了《东 南排弩法》。不论训练经验的推广，还是教法格的实施，都须有专职人员进行传习，“教头”便应运而生。庆历四年，“遣官人陕西阵法分教河北军士”，就是中央派出教头推行教法格的。王安石的《将兵法》更把它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由中央派武艺高强者到各路军中充任教头，“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为了满足各路军中教头的需要，还采取短期培训或轮流集训的办法训练基层教头。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还曾向各路派出巡回教头队。
元丰二年宋神宗颁布的《府界集教大保长法》，规定每两县设一 “教场”，集中保长培训，“每十人一色事艺，置教头一”。受训时由国家供给费用，为期三年，毕业后回乡“立团教”。大保长为教头，以五日为一周期轮番训练保长。按其规定，一百户须有“大保长艺成者十人教:这样便从上到下，形成一个训练网，按朝廷颁发的统一要求，逐级阅习，每岁进行检查。教头只有训练的责任，而无统领军队的权力。因此，他们的主要精力用在研习武艺方面，这对提高训练水平与兵械技艺有着重要意义。
宋军的训练形成了一个有统一的标准、明确的规范、严密的制度和较完善具体的体制，军事训练的规范化促进了军事武艺发展到新的水平。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称宋代“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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