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尚武任侠之风
盛唐气魄，表现在一是政治上较开明；二是不设夷夏之防。中央王朝与内地和少数民族及外国交通联系紧密。这就使得侠客有了活动必须的自由环境。北方少数民族的尚武习俗，也因之得以浸入。隋末和唐代，有普遍的尚武任侠之风。
《旧唐书》载柴绍“幼赶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丘和少“重气任侠”，其子行恭“善骑射，勇敢绝伦”。《隋书》亦云：段纶“少以侠气闻”。《新唐书》说，神通 “少轻侠”。
以上数人，同为唐室元勋，且又同为游侠少年，可见时任侠风习之盛。当时关于任侠的记载，比比皆是：《旧唐书》载：刘弘基“少落魄，交通轻侠”；《隋书》说刘权“少有侠气，重然 诺，藏亡匿死，吏不敢过门"；王顿少好游侠，年二十尚不知书"等等。
在尚武任侠的风习中，唐王室成员身体力行。唐太宗李世民本身就是一员猛将。据说他曾在战场上手刃千人以上。其兄弟建成、元吉等，皆武艺超群，勇猛善战。明茅元仪《武备志》云：“唐太宗有剑土千人，今其法不传，断简残篇中亦有歌诀，不详其说。”唐太宗手下集合的这一批猛士，在其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立下殊勋，“玄武 门之变”，一举消灭了他的对手，从而登上皇位。李氏家族尚武的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载：“汉王元昌所为多不法，上数谴责之，由是怨望。太子与之亲善，朝夕同游戏，分左、右为二队，太子与元昌各统其一，披毡甲，操竹稍，布阵大呼交战，击刺流血，以为娱乐隋唐时期民间尚武之风亦甚浓厚。隋末少林寺僧，助唐王李世民击败王世充便是突出例证。李世民率军向洛阳讨伐王世充时，王世充在距少林寺五十里属少林寺屯地之柏谷筑辑州城，令其侄王仁则据守。少林寺僧配合李世民大军，击溃王世充军，昙宗、志操、惠场等十三人擒捉王仁则，越辕州城献俘于李世民，立下战功。后昙宗和尚被封为大将军；其他僧人不愿受官，均赐紫罗袈裟。又赐少林寺地四十顷、扎碾一具。少林寺从此以武功闻名于世。唐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七月，银青光禄大夫、 吏部尚书裴淮著文并手书《少林寺碑》，详记了少林僧助唐立功，寺以武显的史实。
由于长期存在北方突厥民族入侵的威胁，整个唐代均鼓励民间习武。武则天时，她“恐人忘战”，便“制为土木弓，于里闾闲，教人习骑”。
唐代诗人写侠客事的极多，李白(701-762)便有一首著名的《侠客行》。其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这该是何等的功夫；“三杯吐然诺”，“纵死侠骨香”, 又该是何等的豪迈。李白的诗不仅是他浪漫的想象，也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据说李白曾随名师学剑，剑术高超。魏颍《李翰林集序》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传经宝文集》则称其“性倜傥任侠，弱冠时尝手刃数人”。可证李白诗中所云并非虚构。
唐代武侠小说的繁荣，显然与唐代的尚武任侠之风气盛行密切相关。刘悚《隋唐嘉话》中有一名英公者有这么一段话：“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尚武任侠，显然是一种社会普遍思潮，唐代武侠小说的繁盛，正植根于此。
侠客行侠的工具是刀、佥九行侠的手段是武艺。任侠的风尚，人们对侠客的崇敬，一 自然会大大推进武术的繁荣发展。
第四节角抵复苏兴盛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摔跤活动继两晋、南北朝的衰之后，重新复苏而盛极一时。
隋文帝时，曾一度禁角抵。《隋书•柳或传》云，柳或曾上书称：“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 于是文帝下令遣散伎工乐人，“禁杂伎百戏”。隋文帝禁角抵，一方面是因为角抵戏铺 张奢华，“糜费财力”，与之倡节俭的主张不符合；另一方面，可能也与隋文帝一再颁 布“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人间甲仗，悉皆除毁”的禁武令有关。然而这个禁令不久便废弛了。隋炀帝时，角抵重新盛行，他本人也极为喜好。《隋书•炀帝纪》载： “大业六年（公元611年）春正月丁丑，角抵大戏于端门街，天下奇伎异艺毕集，终月而罢，帝数微服往观之。”角抵的复行而无法禁止，当既与统治者也与百姓的喜好有关。
唐代的君王，大多对角抵之类有着浓厚的兴趣。唐玄宗“每赐宴设酷大阵山车、旱船、寻椁、走索、飞剑、角抵”诸戏。唐宪宗曾于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二月乙亥，御麟德殿大宴群臣及公主、郡王等，“观击鞠、角抵之戏、大合乐，极欢而罢”。唐穆宗曾于元和十五年二月癸酉朔丁亥，“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日戾而罢, 不仅这次从早看到晚，而且“自是凡三日一幸左右军及御宸晖、九仙等门，观角抵、杂戏”。每隔三天就要观看一次角抵。唐敬宗曾于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六月丁酉朔甲子，“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明驴鞠、角抵二唐文宗曾于开成四年（公 元839年）二月癸酋朔戊辰，“幸勤政楼观角抵、蹴鞠”。会昌元年（公元841年）， 唐武宗“颇好田猎及武戏”。唐僖宗、唐懿宗、唐昭宗，都对角抵戏感兴趣。
五代十国的国君亦多有好角抵者。吴越武肃王钱穆，史称其“少拳勇，喜任侠二唐末曾以相扑技艺知名的蒙万赢，唐亡以后便投奔钱谬。钱穆对蒙“待之甚丰这 时蒙已年迈，“然犹出场累胜，王令指教数人另有一叫李青州的人，角力赛中“殊 无敌者”，后来也投奔了钱谬。这充分说明了钱穆爱好相扑，也爱护相扑人才。前蜀顺正公王衍，曾致送“相扑人述”与凤翔李茂贞，以为“通好”。不言而喻，李茂贞也对相扑有所偏好。南唐统治者李升、李璟、李煜“皆好此戏:五代十国的沉迷于 角抵的统治者中，最典型的是后唐庄宗李存勖。《册府元龟•帝王部•宴享》载，同光三年（公元925年）二月，“帝（李存勖）在邺，业已击球于行宫之鞠场；诸皇帝从臣等供奉，赐定州王都金鞍御马，鞠罢。宴王都于武德殿之山亭宣教坊，乐阵百戏，俳优角抵，夜漏一鼓方罢”。李存勖不仅观赏摔跤，而且亲身参与。同光二年，“帝（李存勖）尝与右武卫上将军李存贤手搏，存贤不尽其技。帝日：“汝能胜我，当授蕃镇存贤乃奉诏，仅仆帝而止。帝以存贤为卢龙行军司马，旬日除节度使。日：“手搏之约，吾不食言矣《旧五代史•李存贤传》也载有此事，其文云：“存贤少有材力，善角抵。初，庄宗在藩邸，每宴，私与王郁角抵斗胜，郁频不胜。庄宗自矜其能， 谓存贤日：“与尔一搏，如胜，赏尔一郡,即时角抵。存贤胜，得蔚州刺史。”两文所载，在授节度使还是刺史上略有出入，但与以官职作赌注的说法却是一致的。这虽荒唐，但由之可以看出当时统治者对角抵的喜好程度。
隋、唐、五代民间角抵活动开展亦很普遍。《隋书•柳或传》载：“京邑外州，每以正月望夜于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角力记》云：“河南有庄宗之遗俗，故人多习焉又云：“五陵、鄱阳、荆楚之间，五月盛集，水嬉则竞渡，街房则相损为乐又有所谓“蜀都之风:由此可见观众情绪之激烈及角抵竞赛持续时间之长。
隋、唐、五代的角抵，多为在节日举行的一项喜庆观赏活动。《酉阳杂俎》云： “荆州百姓郝惟谅，性忿率，勇于私斗。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寒食日，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角力记》亦载：“文宗开成中寒食节，御勤政楼，观角抵《旧五代史•钱穆传》云：当时“每值八月十八日，浙江潮水大至，谓之看潮”。这 一天，钱“必命僚属登楼而宴，及潮头已过，即斗牛，然后相扑”。由《角力记》所载可知，“蜀都之风”的摔跤比赛，是在“上元节”举行。五陵、鄱阳、荆楚之间， “五月盛集”，除相扑外，还有“竞渡”，看来这是端午节。《吴兴杂录》云唐时“七月中元”也举行角力相扑活动。《隋书•柳或传》则称都邑百姓“作角抵之戏”，在正 月十五日，是元宵节。
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相扑场面。《续文献通•乐考》云：“角力戏，壮士裸袒相搏而角胜负。每群戏既毕，左右军擂大鼓而引之。”《唐音癸载：“凡陈诸戏毕，左右军槌大鼓，引壮士裸袒相搏较力，以分胜负。”这两段文字可以说明：一、 当时角抵比赛是以擂大鼓开场的；二、角抵时双方均裸露身体的一部分。这从敦煌藏经洞旧唐代佛幡绢画上亦可得到证明。这种装束，与今日本大相扑装束相似。《角力记》记载了为一幅摔跤壁画所配的诗，诗云：“愚（黑）汉勾却白汉项，白人捉却愚 （黑）人交，如人莫辨输赢者，直待墙陵始一交（跤）。”一人勾颈，一人抱脚，相持不下。《角力记》又载，前蜀相扑高手石彦能，曾与相扑人述比试，结果述为石彦能 “伺机入腰而倒”。看来，当时角抵等仍是以摔法为主的。
这一时期的摔跤活动名称有角抵、角力、手搏、相搏及相扑等。由史籍所载分析, 它们应是同一活动的不同名称，或在不同时间或地区的不同名称。《角力记》载：“后唐庄宗性多能，癖好俳优并角抵戏，或云自能此戏。”尝诏王门关，与其角抵斗胜, “又先约之日：“卿不可多让。”门关退谢者数四，又谓之日：“卿一拳倒者与节制。及出手，果一拳下而仆，事除幽州节度使”。这表明在角抵中亦用拳法，已不纯是跤法了。《资治通鉴》齐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载，南汉殄帝刘玲“好手搏”，晋王 弘熙便投其所好，”令指挥使陈道庠引力士刘思潮、谭令桂、林少强、林少良、何昌 廷五人习手搏于晋府。汉主（刘玲）闻而悦之。丙戊，与诸王宴于长春宫观手搏。至夕罢宴，汉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汉主，因拉杀之”。“拉杀”应是跤手惯伎，习手搏者用“拉杀”之法，看来这手搏亦不纯是拳法了。角抵、手搏之类，在隋、唐；五代已经混称并用，所以新、旧唐书中有关“角抵”的记载，在《资治通鉴》中便多作“手搏” 了。如《旧唐书•穆宗纪》所载穆宗“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资 治通鉴》中则为“上幸左神策军，观手搏杂戏:又如《旧唐书•敬宗纪》载敬宗曾 “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工《资治通鉴》则为“上御三殿，令 左右军、教坊、内园为击球、手搏、杂戏”。
摔跤再加上拳打脚踢，比赛便相当激烈。唐敬宗时观角抵，“有碎骨折臂者，至一更二更方罢”。《新唐书•宦者列传》载：“内籍宣微殿，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隶卒 或里间恶少年，常与狎习殿中，为戏乐，四方闻之，争以研勇进于帝。尝阅角抵三殿， 有断臂流血廷中。”流血断臂，看来是角抵中常事。
唐代有专门的摔跤组织。如当时著名跤手蒙万赢，“僖宗咸通中，选隶小儿园，蹴鞠步打球子过驾幸处，拳球弹鸟以此应奉，寻入相扑朋中，方年十四五”。昭宗李哗时，仍有所谓“相扑朋”之类的组织。“小儿园”显然是培养包括角抵相扑在内的杂戏人才的班子。“相扑朋”，则应是聚集专门人才的机构。前面引用过的《角力记》 中叙述上元节角戏比赛，其记载就有，“会于学社山平原作场”，“赢者社山出物赏之” 等。这个“社”很可能就是民间角抵相扑组织。唐代的摔跤手可能已职业化。
《续文献通考•乐考》记，唐代摔跤表演曾评曰：“岂亦古者习武而变欤！”《角力记》载吴越王钱谬在观看相扑比赛时曾云：“为军家出力而激勇也都注意到了摔跤可习武技，激励尚武之勇风。《新唐书•兵志》载，天宝以后，由于兵制的“变废”, 原来的兵士只好随其所长而改行，“壮者为角抵、拔河、翘木、杠铁之戏”。《唐语林》 亦载：“李相绅督大梁，闻镇海军进健卒四人，一曰富仓龙，二曰沈石，三曰冯五千， 四曰钱子涛，悉能拔檄、角抵之戏。翌日于球场内犒劳，以老牛筋皮为炙，状瘤魁之,坐于地茵大样令食之。万石等三人视炙坚粗，莫敢就食。独五干瞑目张口，两手捧炙，如虎啖肉。相曰：“真壮士也！”又令试角抵戏，仓龙等亦不利，独五千胜之由此可知，军队中能出这么多角抵能手，说明唐军训练可能有角抵科目，士兵有相当时日练习角抵。
除了练兵、娱乐、表演之外，当时人们还认识到了角抵活动的健身功能。唐时“七月中元节，俗好角力相扑，云秋瘴气也古人以为秋有“瘴气”，参加角力相扑，可以强身健体，抵御这种“瘴气”侵害。
隋唐五代时期，出了不少摔跤高手，如前面提到过的蒙万赢。《角力记》云：“时辈皆惮其拳手轻捷。及长，擅长多胜，受赐丰厚，‘万赢’呼号自此起。”本名反而不为众人所知了。《角力记》中还记载有不少好手姓名，如幼受父训、性尚儒学的王愚子；除有勇力并有文才的石彦能；一生未遇敌手的李青州；发誓扑遍天下好手便出家 为僧的姚佶耳；身材高大、膂力过人的谢建等。据《续高僧传》载：隋朝时，有个叫法通的著名僧人精通跤术，“身力雄勇”，曾将重五百斤的石臼从南山负至庙中。隋文帝时，“有西番贡一人云大壮，在北门试相扑无得者，帝颇感之，云：“大隋国无有健 者？”召通来，令相扑。通日：“何处出家人此事，必知气力，把手即知。”便唤彼来, 通任其把捉。至通后捉，总揽两手急搦，一时血出外渍，彼即蟠卧在地乞命。通放之 日：“我不敢杀捉，恐尔手碎，去！”以是大伏，举朝称庆。京邑弄力者闻而造之，通为把豆麦便碎，倒车，牛却行”。法通天生神力，握力尤大，他的胜利居然“举朝称 庆”，可见隋王朝朝野对相扑的重视，已上升到国家荣誉的高度。从西番人大壮之例 可见当时少数民族中亦有善跤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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