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组织,承担着基层社会中各种政治、社会、经济的职能。”因此 明清徽州社会推行这一国家政府法定制度，依托保甲组织进行职能 开展。早在明代成化年间，徽州地区就有保甲制度的记载。明汪循 《仁峰集》中记载了休宁知县欧阳旦积极推行乡约，建立保甲。而 在明正德年间，休宁的地方乡绅，在遇到农民起义时，组织建立保甲， “力率乡人立保伍法，昼夜侦巡”，目的是维护乡村社会的安定e万历 之后，明清徽州社会普遍推行保甲制度据康熙《绩溪县志续编》卷 二《政治志•保甲》记载，“保甲之法，明季视为泛常、在清代徽州 方志中，如乾隆《绩溪县志》卷四《武备志•捕察•保甲附》、乾隆《婺 源县志》卷十三《兵防志•防守•旧兵防论》、康熙《休宁县志》卷二 《建置志•约保》等中均记载了徽州推行的保甲制度“

梳理明清徽州推行的保甲制，目的是要检视明清徽州社会在推 行保甲制中的具体措施。只有在考察这些具体措施中，才能找到武 术与保甲的关系，从而论证徽州武术在徽州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和功能。

嘉靖间，徽州知府何东序议行保甲，以备防守。令民每十甲作为 一约，于内公选殷实公正，平日为乡党所推服者二人为约正副，率领 众人。每约置有柄大牌,阴书百家姓名，送县标押，仍照牌填写张， 送官类总备查。每十家置锣二面、铳二把，闲暇操演。一遇警报，约 正副牌号召，鸣锣大呼，并力追捕。

万历二年（1574），奉兵道冯明文:每里之中选取有身家德行之人 二名，充为捕诘官，仍于地方选出子弟兵二十名，逢五逢十练习技艺 一次，余日各安生理。一遇有警，鸣锣为号,子弟兵、保甲人等各赴捕 盗官处齐集应援

地方或有盗贼生发，本甲长鸣锣声喊，本甲人户俱要持械齐 出擒捕，邻甲人户同出，并力协拿，坐视者呈究。训练乡兵，保长 会同乡约、里排，将保内各户壮丁堪充乡兵者开报，各自认备器 械，酌量住址远近，就便团聚操练……其有膂力过人，习熟武艺， 通晓火器者，约里、保长具揭开报，以凭录用。

流寇之乱，起于西北，蔓扰中原。长江天堑，新安固无他 虞……为今日计，惟乡自为守，人自为力，舍练乡勇，无他策 矣。……推举大村镇一二百人，小村镇数十人，或附近联络各百 余人，多寡各听其便。十人中举一人为什长，百人立一人为团 长。长百夫即武科庠士。……巡司各令自认器械，农隙之日，随 便习学武艺，团聚操练。有事传呼共应，人人皆兵，无事则有备 安居，家家乐业。

以上是傅岩在推行保甲制过程中的具体措施，涉及保甲和团练 两个方面，由此看出保甲意在防盗，团练意在御寇。而其政策举措 中，既有组织机构的设置，也有组织机构的运行，核心是人员的构成 与训练，而这两方面均与武术关联:一是任用膂力过人者，一是习学 武艺。据此,推行保甲措施的核心在于有武术技艺者及其武术习练“ 为此，傅岩在卷五《纪政绩》“修备赘言条”中进一步阐述道：

国家设立乡约、保甲，此乃圣祖寓兵于农。……总是安不忘 危，即无流贼，亦当严保甲、练乡勇。大则防意外之变，小则驱除 流棍，防守盗贼。赌风不行，壮心齐备，以新安礼义之邦，再加武 勇整饬，岂不是天下第一好处。

在设计武备做法时，他指出：“第一器械要精,则人见之而喜,便 思摩弄;第二教师要高，则人见之而服，便思传授。”在习练武艺场所 的选择上，他指出：“或总厅,或近祠，或明堂天井，闭户可以挽空弓， 斗室可以练脚步。”在练武如何组织上，他说：“今与百姓约:一乡之 中，照保甲各出一后生，每清晨齐执器械，或于空地,或于大路旁立 定，保甲长击鼓三通，呐喊三声，即各归本业。日以为常，则耳闻金 鼓，目见旗枪，不以为怪。”他甚至规定乡兵讲武之法：“乡兵讲武之 法，兼行农隙，每月定期举行。”

这种设计，涵盖了保甲、乡约组织的构成、人员的配备、训练制度 与方法、训练器械的配备、训练场所的选择等等。所以陈瑞指出：“按 照傅岩的设计，团练乡勇，习学武艺成为保甲的重要内容。

徽州官绅对推行保甲制进行社会治理形成了高度统一的认识。 这其中就包括明万历次辅歙县人许国和休宁人吴子玉。许国在《许 文穆公集》卷四《条上弭盗方略》“团保甲”中论述道：

保甲之法，今有司固有行之者矣，然率虚文鲜实，又其行者 去而继者未必行也，故其效罕睹焉。今诚宣布朝廷德意以明示 有司，稍定其约，而兼假其便宜，令十家为甲，各乡为保，大乡折 之小乡，并之保，具栅堑，户籍壮丁，丁备衣粮器械，时自校阅，而 有司督之。且第令其籍在各保，而不在官，官第洽以法，而不与

其事。寇至，甲则互相策应，保则甲相策应，邑则保相策应，而有 司第以游兵椅角其间，一甲被掠，则旁甲连坐，一保被掠，则旁保 连坐，寇入掠而能夺其所掠者……又保置楼守望悬鼓，其中见寇 则鼓之，旁保闻鼓则应之，众鼓则集，邻鼓则援，四起环响，寇安 所逃，暇则分曹角射，有司者课以给赏、赎罪。此二策者，古人已 试之，明效。故乡有保甲，即比屋皆兵，无异父子兄弟，相与励力 而守者也。

制止消除社会中的盗窃现象，许国从“先抚字” “明节制”“ W保 甲”“散协从”四个方面加以推行。其中“团保甲”策略，先是从组织 上予以规定，明确职责;然后从组织内成员的器械配备与习练予以规 定。显然武术器械的配置与习练是推行保甲的具体落脚点。

明代徽州知县何东序为应对徽州社会的民间盗贼现象，曾问计 于休宁人吴子玉。《大郭山人集》卷三十二中，记述了何东序问计的 背景及吴子玉的对策。当时的徽州及其周边区域矿寇日炽，“今者矿 寇啸聚，所在而是,徽宁衢太之间为之骚然”。当时有提出结兵布武、 扼险据要、招募义兵、保甲诘奸等办法。吴子玉针对何东序的问计, 提出六实来应对盗贼纷起的社会问题，即练兵之实、守随之实、足食 之实、募兵之实、行乡约之实、行保甲之实。其中在练兵之实中阐述 道:“使兵有常数，于是三令五申，日阅月简。”这样兵卒“有武毅之技 得矣” O在募兵之实中说道:“今闻智谋材武挽强蹶张之士，皆已罗之 幕下。”吴子玉在治理徽州社会问题的策略上，沿用了保甲制度，重点 是如何落实保甲制度，使其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在具体措施上，强调 武术训练，使用有武之人。因而其推行保甲制度的核心还是与武术 有关①。

明清徽州社会保甲制度在推行的过程，以保甲组织为纽带，以有

吴子玉《大郭山人集》，四库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 武之人为重要组成人员，以武术训练为手段，形成了落实保甲制的具 体举措，在对明清徽州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内忧外患开展的社会 治理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此从社会治理理论出发，武术成为明 清徽州开展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

第二节武术与徽州宗族

明清徽州社会是典型的宗族社会。徽州大姓中有“南吴北许、东 叶西郑”以及“天下汪、四角方”之说。这些大姓族氏能够长期发展， 形成大族，与宋以还的徽州社会注重儒学，明礼诚信有关，也与徽州 宗族形成的宗族治理体系有关。徽州大族在宗族治理中，强宗固族 的方式有族规族训、联宗结族等。而运用武术进行宗族治理，也是明 清徽州宗族治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武术在明清徽州宗族治理中主要运用在宗族内佃仆制上。关于 徽州佃仆的形成，叶显恩在《明清徽州佃仆制试探》一文中进行了 系统的梳理。他认为，徽州佃仆制由来已久,农民由“种主田” “住主 屋”“葬主山”而沦为佃仆。徽州有着严密的主仆之分。嘉靖《徽州 府志•风俗》称：“其主仆名分尤极严肃而分别之，臧获辈即盛贤富 厚,终不得齿于宗族乡里。”康熙府志于此条后附注：俗至此今犹然。 脱有稍紊主仆之分，则一人争之，一家争之，一族争之,并通国之人争 之，不直不已。所以唐力行在《明清徽州的家族与宗族结构》中认 为，明清徽州多佃仆反抗，而鲜见农民起义。在这种严密的主仆名分 下,佃仆反抗是宗族发展中必须应对的问题。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徽 州宗族运用了武术的手段进行宗族治理。

叶显恩《明清徽州佃仆制试探》，《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唐力行《明清徽州的家族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叶显恩在《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著中研究认为.徽州佃仆 中有一类为郎户，又称“拳斗庄”，是充当家兵使用的。根据其调查， “解放前，祁门查湾汪氏祠堂拥有拳斗庄121户。郎户凡16岁至45 岁体魄健壮的男子,都要进行武术训练。一般地说，这些拳斗庄一个 人赤手空拳可敌八个人，如手持一齐眉棍或火叉，则可敌十二个人。 他们中的一些人即被用以充当徽商的随从保镖、。据此，叶先生推 论，新中国成立前尚且如此，明清时期当可想见。关于拳斗庄习练武 艺，叶显恩研究认为，拳斗庄是绅衿地主用以炫耀武力于乡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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