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宣称经过一整天的排刀排枪练习就可以达到刀枪不入的境 地。如此愚昧而具有诱惑性的口号着实吸引了一批没有安全感的民众,但是① 路遥.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0 15.②③ 路遥.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0 200. 这种迷惑民众的手段因为其欺骗性注定了不会持续太久。一旦哪一天的表演 没有配合好,导致在表演排刀排枪时受伤或者在与敌人真实的战斗中火枪伤害了人,于是骗局就被识破,也就丧失了大家的信仰。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 根本分不清义和团中的杂技、巫术以及武术的界限,当他们认为义和团运动 中鼓吹的这些东西不能达到他们保家的目的,武术并不是如他们所宣传得那 么强大时,也就放弃了对武术的信仰与追求,从而影响到武术在民间的传 播。

清政府在面对外敌侵略的时候,也曾奢想利用义和团运动,对抗外国的侵略。如李秉衡、毓贤、慈禧太后、端王、刚毅、庄王等都不同程度地支持义和团运动,这种支持进一步刺激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使其传播的范围更 大。义和团运动的武术在对抗外国侵略的过程中最终被认为是无效的,清政 府从最初的支持义和团运动习武走向了与外国列强协同剿灭义和团的道路, 并从此禁止民间习武。著名的美国体育家麦克乐就此说:“庚子之变,实中 国各种事业革新之一大关键。惟古有之武术教育经此一变,反趋衰微。盖因 义和团起事。全恃刀枪棍棒各种器械,且其平时操练亦系武术,故政府即以 为民间自由存置武器,为厉之阶,遂严禁民间存置武器,因之武术遂大受影 响。当时凡人民之存有武器者,一被觉察,即由地方官严加重谴。一般莠民遂恃此互相陷害,为挟嫌之报复,其无故被害者甚多。当时社会人民,颇以 武为危事而咸怀戒心。”①因为清政府禁止民间习武,禁止私藏武器,使得 民间习武活动一下子从地上转向地下,“北京一隅,仍多各派、各门武术专 家,但传授生徒不能如前之自由,须经绅商担保,方准成立。武术场教授普 通人民,而在某巨宅秘传三五者,仍复不少,但较前之盛况相去远矣。”② 无疑,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民间习武活动大受限制。另外,义和团运动破坏了武术在社会精英心目中的形象,武术成为拳匪与拳祸的代名词,并且是与


  •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文选体育 史料:第17[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

  •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愚昧和迷信紧密相连的社会动乱因子。这种对武术的误解使很多社会精英、 知识分子排斥武术,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义和团运动阻碍了武术向社会上 层的流动,使得武术徘徊在下层民众手里。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传统的冷兵器已经屡屡被证明无法与列强的洋枪洋炮对抗,但是清政府在无力对抗外国侵略的情况下,竟然支持义和团运动的神拳,奢望通过义和团的神拳打败外国侵略者,这是武术在战场上的最后挣扎,其结果最终打破了对武术的幻想,武术已经彻底失去了军事上的价值。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民间禁武又使得武术在走向民间后举步维艰。


(二)武举制度的废除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捻军战争、甲午中日战 争后,传统的武举制度已经无法与当时的战场需要相适应。1895年,荣禄 首先提出废除武举考试,但是在1898年,清政府还是举行了最后一次武举 会试,“舍船炮而专注弓马”。魏源也认为中国必须改革旧的武举取士的制 度,培养新型军事人才。晚清翰林冯桂芬曾是李鸿章的幕僚,对李鸿章的影 响较大,他也认为中国传统的武试已经与实际战争相差甚远,因此建议停止 一切大小武试,后来其建议终于被清政府采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清政府正式下旨废止武举,其谕旨云: “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既久,流弊滋多,而所习硬刀弓石及马步 射,皆与兵事无赦,施至今日,亦无所用,自应设法变通,力求实用。嗣后 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著即一律永远停止。所有武举人进士,均令投标学习,其精壮之幼生及向来所学之童生,均准其应试入伍。”①至此,延续 了几千年的武举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武人传统的晋升之路就此封闭,传统武术被迫淡出军营,走向民间。其功能作用也就不能以军事为目的,必须寻求新的立足点。武术发展岌岌可危。清政府废除旧的武举制以后,对原有的军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1901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M].转引自:

马振东.义和团运动与日俄战争前后的武术活动[J].体育文化导刊,2010, 12 123. 年7月朝廷颁布谕令:“所有各省原有之绿营防勇,均限于本年内裁去十之 一二,及上年有事时所添募之勇营,亦一并酌量裁撤。”①“传统的科举制度 与绿营军等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益集团支持,而且由于传统而获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②清政府能拿神圣的武举制度与绿营制度动刀,说明了这些制度的确不能适应新的国防的需要。清政府在裁撤绿营的同时开始编练新军,而新军的编练办法一律按西法办理。西方新的练兵方法在军队中逐渐代替了传统的冷兵器训练,也为西方体育的引进创造了条件。

二、军国民教育思想影响下的武术体操化改造 (1902—1915)

中华新武术对武术的体操化改造

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禁止民间习武,使得民间武术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是幼年时期就开始习武的马良对武术向来情有独钟,他认为武术就是最好的体育,且与各种运动规则并不相悖。马良希望考究中国数千年的武术,编订武术教科书,以振兴中华尚武之风。同时他也意识到在清政府专制体制之下,推行武术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因此他决定,把自己所编的武术教科书首先在军队中推行,为以后的推广打下基础。1900年末,马良在山西陆军学堂充任教习,以所编的拳脚科、率角科教授学生,并受到山西巡抚赵次珊的奖励,被称为马氏体操。后来马良任直 隶陆军学堂教习,也以拳脚科、率角科教授学生,但是学成的人很少,再后来马良充任陆军第三镇辎重营管带及本镇参谋官,官兵也没有学成者。单纯依靠马良的自身努力去推动武术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直到1905年,国 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统治第六镇,马良在北京第六镇任正参谋官,段祺瑞很欣赏马良的新武术,因此要求马良以率角科教授士兵。这才是中华新武

  •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M].转引自:


马振东.义和团运动与日俄战争前后的武术活动[J].体育文化导刊,2010, 12 124.

  • 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上)[M].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术广泛传播的开始。

有了段祺瑞的支持,马良邀请平敬一的学生马庆云、王维翰专任第六镇 摔跤教习。很快第六镇的率角练习受到了其他各镇的赞同,并邀请教习,训 练近畿陆军各镇。马良的中华新武术在北洋陆军被广泛关注。后来凤禹生派 马庆云、王振德、沙金才、孟国春转教第一、三、五各镇。于是摔跤在北洋各镇迅速传播。摔跤在北洋各镇传播后,当时的陆军讲武堂总办蒋宾臣将摔跤定为讲武堂兵营体操专科,并特调王维翰充当各镇官长目兵摔跤科教习。数年以来, 北洋陆军各镇官兵精通率角的不下万人。后来吴受卿统治第六镇,马良担任第六镇步兵第二十一标兵第六标标统,他命马良速编各门专书,并将所编摔跤科命名为柔术。但是马良认为柔术与实际不符,所以仍然称为“率角科”。

1911年,马良担任陆军第九协统后,驻扎在山东潍县,在商学各界的支持下,创立体育社,并在各学校实行此术,广招武士,编辑参考强种教科之专书,并且随编随教所统官长目兵,研究教育上实际之经验,发起编辑中华新武术。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蔡元培担任了中华民 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他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说:“夫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僻驰,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且军人革命以后,难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则如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①蔡元培虽然看到了军国民教育的弊端,但在中国当时内外交困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实施军国民教育是为社会形势所迫。在蔡元培的提倡下,中华民国提出了 “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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