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道教养生文化的展开中民间拳法的发展

一、道教团怖养生活动与武市的关联

(一）道教团体面临的社会环境

我们在前节中已经论述过，到宋代（公元960—1210)时，金丹养生法 已经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以呼吸方法和肢体运动等运用自身的身体元素进行 养生的养生方法。其中，内丹法发展成为一种在民间普遍存在的生活方式， 即使在皇家贵族间，也开始以身体的“内养法”取代了借助矿石或药草等外 力作用的“外养法'例如，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27—976)关于养生法， 就有以下的阐述：

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全系人之调适，卿等亦当留意，无自轻 于摄养也。

宋太祖引用老子所言“我命在我不在天”，表明当时的皇帝已经明白了性 命不是天定，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这种对自己性命的所谓掌握，实际上 就是“全系（各）人（自身）之调适”而非“摄养”，是一种靠自己调节的 养生方法，其实就是前节所阐述的“内养”之法。所谓“摄养”就是指摄入 药物之养生，其中就包含了前朝（唐代）皇帝们服食金丹大药而亡之事。宋 太祖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在告诫群臣所谓养生应当自我调适，而不要像唐 代皇帝那样去服食金丹大药，不要去用那种依赖于摄入外在药物而养生的方式。能够看出，在宋太祖之时，“内养”之法已经备受推崇了。

在这样的社会状况变化中，以养生为中心教义的道教团体，究竟又是在 进行怎样的养生活动呢？

(二）道士的养生活动与武术的关联

道教发展到南宋初期发生了重大的教派分化，主要分为全真教派（又名 全真道、全真教、全真派等）、太一道与大道教（或真大道教）、天师道（汉 末五斗米道，后又改称为正一道）等。宋、元以后到明朝初期，道教基本都 以全真教和天师教为中心继续发展。由于“天师道”中的“天师”二字，容 易被理解为“天”之“师”的意思，这对自称为“天子”的明代皇帝而言是 颇为忌讳之事，于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天师”就被改为“正一嗣教真 人”，而“天师道”则被改为“正一教”“正一道”。最终，至明代初，道教 就主要分化为全真道与正一道两派。两大道教流派各有自成体系和特色的宗 教活动，但总而言之，全真道与政治、养生的关系较深；而太一教、大道教 和正一道更注重斋戒、辟邪和符水等宗教活动。并且，全真道的活动中心主 要偏于中国北方，而正一道的活动中心则偏于南方，二者各有特色各守一方。

虽然这些道教门派都有养生活动，但正一道毕竟还是以斋戒的宗教礼仪 为中心，而全真道则是以个人独自的“清修”较多。全真道不仅以个人的 “清修”为重，而且自明代以来以“武当山”为中心，成就了与佛教“少林 寺”的声誉相匹敌的建筑规模和宗教文化地位。同时，“武当武术”也取得了 与“少林武术”南北相呼应的声誉和地位。因而，要考察道教的武术与养生 的关系，以武当道教、全真道为中心的考察当然就必不可缺了。

全真道是由道士王喆（1113—1170)创始，经由钟离权、吕洞宴等继 承和发勝而来。王喆号“重阳子”，所以又被称作王重阳。王重阳传道统 于马钰（或名马丹阳、1123—1183)、孙不二（或称孙清静、1119一1182)

谭处端（又名谭长真、1123—1^]85)、刘处玄（或名刘长生、17—1203)、 丘处机（又名邱长春、丨M8—1227)、王处一（或称王玉阳、1142_1217)以 及郝大通（又名郝广宁、1140_1212)等七大弟子、即著名的“全真七子”。 王重阳率领“全真七子”成功地发展了全真道。

从开创了全真道的王重阳曾经参加过武举考试这一点来看，王重阳在早 年就具备了相当的武术基础。然而，在其成为全真道士后，关于王重阳的武 术活动资料却几乎难觅踪迹，但是，关于养生却有比较明确的记载。这大概 是因为相较武术而言，养生才是道教最重要宗旨之一的原因有关。关于养生, 在他的《重阳立教十五论》中有比较清晰的记述，节选与养生相关内容如下：

凡出家者先须投庵，身依心安，气神和畅云游访师，参寻性命。

精研药物，活人性命。调和五行精气于一身，以生配五气。修炼性命。

养身之法在于得道多养所谓立教，就是指创立全真道的基本教义教理王重阳设定的基本教义 一共有丨5条，如上所述与养生相关的内容实际上就有调制药物的医理、行气 (内丹法）养生等共计6处，这表明初期的全真道对养生是非常重视的。

王重阳以后，全真七子也倾力发展全真道，特别是丘处机的活动对全真 道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贡献在全真道历史、乃至整个道教史上都是堪称巨 大的。由于丘处机的杰出贡献，全真道乃至整个道教都迎来了空前的兴盛。 王重阳时代，全真道的宗教活动主要是强调个人修炼，如上所述，就像佛教 僧人一样道士也是被要求“出家”的。但到了丘处机时代，全真七子在重视 内丹法修炼的同时，把王重阳所提倡的另一重要理念即“三教合一”加以了特别的重视，其中的救世方针成为了他们入世的象征所谓的“三教合一”，是指我国历史上儒家（儒教）、道教和佛教的融合 走势，三教各自发挥儒教的伦理道德、道教的“清静无为”^[1]与养生、佛教 的救世观等思想特色而且相互认可的一种文化合流现象。由于丘处机等大力 宣称“三教合一”思想，因而获得了不同宗教信仰民众的广泛支持。丘处机 还最终作为中原民族代表北进并西游蒙古，辗转数万里拜见成吉思汗并与其 进行了政治交涉，确立了全真道在宋末元初时代极高的政治及社会地位。丘 处机时代，正值金、元力量完全压过宋朝之时，是丘处机所言“十年兵火万 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2〕，是战乱不断的乱世之秋。全真道的成功原因主 要就在于以丘处机为代表的全真道士们以下救世活动的开展：

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

这是丘处机目睹万民为战乱所害、又听闻成吉思汗欲率大军杀奔中原之 时，决意去到“帝”即成吉思汗所在之地“河上”，拜见成吉思汗，劝其以 生灵为重、不以屠戮方式人主中原的劝和决心的写照。其实在这种对和平的 热切愿望和献身性活动的背后，就有儒教及佛教的救世和慈悲观念等不同宗 教文化思想的融合包含在内。

可以说“济世”思想是全真道在战乱当时的最大理念，正是在这个理念 的支撑下丘处机才决意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历尽千山万水去求见成吉思汗的。 关于这一段劝阻蒙古军不要妄动杀戮的史实，《元史》中有如下记载：

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 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

根据这段记录可以清楚看到，全真道士丘处机劝阻蒙古大军不要大动杀 戮、不要屠杀普通民众的勇敢行为。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一言止杀” 的由来，意思是说因丘处机之进言而最终止住了蒙古大军可能会以杀戮破宋 的惨象，这是对丘处机及全真道的最大i区歌_a正因为全真道的这种以天下苍 生为念的思想与行为，所以他们既获得成吉思汗的认可也获得了宋朝民众的 爱戴，这是全真道后来取得重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成吉思汗除了问询丘处机治理天下之方法的同时，还询问了“长生久视之道” 及养生长寿之道。这不仅表明当时的蒙古领袖和汉族权贵一样希求养生长寿， 而且还印证出当时的全真道是以养生之道而著称的事实。

成吉思汗深为丘处机的言行所感动，为了表达对他的欣赏与赞赏，把丘 处机曾经住过的“天长观”赐名为“长春宫”，这是因为丘处机的道号为长 春子。而长春宫一直留存到现在，这便是现存于北京的“白云观”。可以说, 历经近千年历史风雨的“白云观”正是全真道在当时汉蒙冲突中所做和平贡 献的见证者和铭证。包括丘处机的努力在内，成吉思汗最终没有对汉民族进 行大的杀掠，用相对和平的手段统一了中国，众多的庶民也因此能够从“死” 里逃生出来。也正是丘处机在取得了成吉思汗的信任与欣赏和帮助庶民免于 杀戮之故，全真道很快就在全国推广开来。关于这种盛况，有记录如下：

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万，虽十族之乡，百家 之闾，莫不有玄学以相师授，而况通都大邑者哉。

“翕然”，忽然突然之意。“宗”，尊崇之意，在这里可作信仰解。意思就 是说突然之间，百姓都开始尊崇信仰全真道了。以一传百、百化千、千而万， 不管是“通都大邑”之城市，还是“十族之乡、百家之闾”的乡村，都有全 真道玄妙之学的传授。全真道不仅盛行于大城市（主要为统治阶层的元蒙所 在），而且也渗入了十里八乡的普通乡下（更多的是汉民的聚居地），这个现象也暗合了上述丘处机所做贡献与全真道被普遍认同的因果关系。全真道由 此进人全盛期，关于全真道的盛况，《修武清真观记》中也有类似记载：

夫全真教之兴，由正隆以来，仅百余栽……今东至海，南薄汉淮，西北 历广漠，虽十庐之邑，必香火一席之奉。

正隆是金代海陵王完颜亮的年号（1丨56—1161年），正隆至今百余载， 正好就是元代（1271—丨368年）的中后期全真道到了元初，影响已扩大到 全国各地，但从“东至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不难看出，向南主要传 到了汉淮一带，这实际上相当于我国现在的江汉、中原及中原以北地区。影 响不仅广大，而且深人民间，因为上文特别清楚地指出就算是“十庐之邑” 即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都一定会有全真香火的“一席之奉”的事实。

如上所述，全真道使得民众突然开始信仰且几乎是全民信仰。那么，到 底是什么原因才能使得百姓们“翕然宗之”即突然开始信仰，且几乎全民信 奉全真道了呢？不难推测，可能就是因为全真道干出了轰动天下，能让百姓 信服的伟业。而这个伟业，应该与前述之“一言止杀”以及全真道本身教义 有着莫大关联。

全真道如此被全国各地所推崇信仰，除了它做出了 “一言止杀”的政治 贡献外，它在道教本身的宗教活动方面的贡献又是什么呢？上述广传于天下 的全真“玄学”，是否包含了王重阳作为立教之本的“内丹”养生法呢？

从王重阳宣扬的全真道立教之本和成吉思汗问“长生久视”之道于丘处 机等史实都不难看出，全真“玄学”之一正是道教一直的核心教义之一即养 生之道。而且从王重阳的立教之本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行气说的养生方 法即内丹法正是其主要内容之一。

那么，我们为什么就可以说全真道的上述政治贡献和养生之教义最终促 成了全真道的大发展呢？

前述论证无疑阐释了全真道于政治紧密结合、在统治层和普通民众中的地位与作用。作为被统治阶层认同的基本特性就是——政治上的从顺，而这 一点无论从全真道的社会活动还是其宗教信仰活动上来说都交出了可谓完美 的答案：首先，在全真道“一言止杀”的目的上，本来就是为呼吁蒙军避免 杀戮尽可能和平入主赵氏宋朝，这自然是一种从顺；其次，在宗教理念中 “三教合一”的温和地进行宗教文化融合的态度上，也可谓从顺；再者，在和 平的保养生命的养生“玄学”上，也体现出了这种“从顺”的态度。这种从 顺的态度，正是保全道教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因为在古代中国，不仅对 于民间武术这种暴力、武力形式的力量，即使是对道教、佛教等意识形态上 的宗教团体，都是要严防死守，要保证其从顺性和不反叛性的。在同一个王 朝时代内必须如此，在王朝交换的时候，更是如此。例如，元朝灭亡后，明 朝就对包含全真道在内的各种民间宗教团体从法律上在人数及认可制度等方 面进行了严格管理与规制，没有得到认可的宗教团体，其群体性质的宗教 活动就遭到了禁止^[25(3 3。

论及此，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宗教团体与民间武术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及 所遭受处遇，大同小异，即：是否从顺而不具备反抗精神与实际的反抗力量， 是否满足统治阶层的需要。因而，在这样的条件之下的武术修炼，其目的当 然是要受到统治阶层的质疑的。而且，这种环境下的武术目的，不管是道教 内外，至少在外在表现上，是不可显示出强烈的攻击性、斗争性的。因而在 武术的表现形式上，比起两人的对抗攻防，个人的“套路武术”更加符合这 种要求₃并且，即使在“套路武术”中，与武器武术相比，徒手的拳法更加 符合这种社会环境的要求。因而，可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政治、社会背景下， 对于武术而言，道教的“清静无为”思想，至少可以作为掩饰民间武术杀伐 特性的一个生存借口（这种思想倾向在其后陈王廷的拳法思想中也能得到确 认，关于此，我们将在第三章中加以详细论述）。于是，不与人相争的、只是 为着保养个人性命的“内丹”养生思想方法，作为一种确然的“清静无为”

思想和身体运动方法，在与武术共同拥有“身体的”“运动的”共通特性之 外，还能作为至少是掩护武术（至少可以掩盖目的，弱化暴力抗争的外在特 征）进行正常开展的一个恰当借口。例如拳法习练者在遭遇统治阶层严格管 制时可以说：我这是养生的方法，不曾使用武器，不过是用来保养身体的养 生手段而已。诸如此类的说法（关于这一点，同样可以在陈王廷的拳法思想 中得到确认，参见第三章），完全可以使得道教的导引、内丹养生术成为武术 习练者的解释理由和借口。

换言之，这样的社会环境，可以认为是促使武术与养生进行融合的最大 理由之一。因而，如果说信奉黄老之道养生之法的太平道、五斗米道等原始 道教的兴起及其武装起义活动的出现，为武术与养生提供了在同一个基盘内 共存的接点，是一个使得武术与养生进行大面积接触的开始时期的话；那么， 以呼吸、肢体运动为主要手段的“内丹法”的大流行时代，即宋及全真道勃 兴后的宋末至元朝时代，则可能是武术与养生开始融合的一个时代。

既然原始道教时期五斗米道、太平道的教众，构成了一个数量巨大的 “武术•养生”的主体，那么在这个宋（末）元时期，能够承担“武术•养 生”的主体又是谁呢？是个人，还是群体？显然，前述我们对全真道的影响 及其传播养生文化的论证结果，就能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此时承担着“武 术•养生”的主体，应当认作是道教（从元代开始主要是全真道）团体和受 教于道教文化的一般民间庶民D

既然如此，那么当时的教众及一般庶民所习练的武术，特别是拳法，究 竟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武术呢，是否具备了养生的动作特征和目的呢？遗憾的 是，关于此时的民间拳法的具体历史资料至今还未有发现。

然而，因为宋元时代关于武术与养生是否已经融合的具体历史资料无所 发见，所以我们就否定二者融合的可能，这在文化学研究上是否太过于武断 了吧？如前所述，无论是从拳法与养生所面临的政治文化背景及社会环境而 言，还是从二者所具备的共同的主体和共通的身体运动文化特性而言，拳法 与“内丹法”“调息”等身体运动性质的养生方法，都有着十分的相容可能， 因而，我们绝不能因为史料的欠缺就武断地否定。那么，我们的论证出路又 在那里呢？

众所周知历史的发展不仅会存在断裂但是更有延续。令人欣喜的是，我 们发现其实我们能够从比宋元时代稍晚的一些资料中，寻找到支撑以上假设 的证据。我们继续在下一项论述以及本章第四节中进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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