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的行为是与自身的品格相匹配的。韩非将侠客的基本特点概括为: “讲信用；愿舍己而救人；施恩义于人而不自矜、不图报”；《而司马迁也有 类似的总结，即“见义勇为；不求闻达；舍己为人；恭廉修行”。这些品 格是以当时社会所出现的诸多“侠客”行为为依据的。如先秦时期的乡曲 之侠豫让，以扶弱济贫，不爱其躯为品格、游侠聂政，以行侠仗义，浪迹 天涯为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盗侠展雄，以劫富济贫，盗亦有道为特征; 匹夫之侠的侯赢，以为国捐躯，智勇双全而认同；汉朝的董卓，以刚勇猛 烈，亦谋有义而得名；季布以打抱不平，负气仗义而著称；唐代的李白以 书剑风流，正气浩然被称为儒侠；郭元振以矫若神龙，杳如云鹤为隐侠。 他们的行为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构成了武侠小说的基本素材。 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早期作品，描述了包公、展昭、白玉堂的故事， 从不同侧面大肆渲染了侠客的言行举止。如刘若愚在《谈中国的武侠小说》 一文中强调：侠客“公正；助人为乐；自由；忠于知己；勇敢；诚实，足 以信赖；爱惜名誉；慷慨轻财。”而也有人认为：施不受报；不贪财物；不 矜德能；不守国法；不妄杀人；不分是非；不爱其躯；不一定用武；以闾巷为活动背景。还有人这样总结：侠客“尚气任侠，急人之急；恩怨心 强，特别是报恩；自信心强，一击不中，飘然远行；有是非心，能从谏如 流；独往独来，不沾不滞；名利之心或无或极为淡薄，常为隐士或士隐; 千里户庭的飞行术，至少登高如履平；能杀人于不知不觉中的剑术，一定 用短武器；常能先知，至少能望气观色，知所趋避；可以有时代背景，甚 至历史人物，但主要人物必属虚构。”e以此为依据，人们归纳出了文学作 品中的“古代十大侠客”和“现代十大侠客”。

在古代生活中，最具影响力和感染力的莫过于“荆轲刺秦王”，这一惊 心动魄的场面在《战国策•燕策》中有生动的描绘。在此不做重现，关键 是要通过此事更加称道侠客的英雄气概。司马迁在叙述荆柯的事迹后赞叹 道：“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 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从魏晋至隋唐，荆轲都被咏侠诗人作为体现侠义精 神的英雄，作为最高尚、最值得模仿的典型规范模式反复颂赞。诗人阮瑀、 左思、陶渊明都有咏荆轲的诗作，“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者便是。荆轲已成为一切崇尚侠义精神的人们心目中的精神偶像。刺客荆 柯，可谓中国侠客第一人矣。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在2012出版 的新作《我们的荆轲》中特别强调：每个人想心中都藏着一个荆轲。处在 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可以评头论足。

上面司马迁提到的“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指的是“利剑出鞘”的五位 刺客，如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侠累；荆 轲刺秦王。五位所用利器均为宝剑，而非其他兵器？这个有趣问题在陈平 原先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中找到了答案：大刀、板斧虽比宝剑更利于 实战，但“扛大刀或持双斧是在难以‘远行游’，且未免过于杀气腾腾，不 像‘负剑’形象美观大方，也不失壮士风度——‘书剑飘零’，起码在文学 作品中是个相当高雅的‘意象’。这种意象代代相传，久而久之，似乎扛大 刀持斧的就成不了第一流的侠客，武侠小说中头号侠客非使用宝剑不可。” 查侠客负剑这一传统是从春秋战国佩剑习俗而来。而从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中看，最有影响力的首推《水浒传》。表1中 所列“古代十大侠客"多为《水浒传》人物，可见，人们对崇尚武侠的心 理状态。《水浒传》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早接触影响最大的重要文学作品之 一，对中国人人格塑造的影响只有《三国演义》可比。而对青少年尤其是 男孩子来说，《水浒传》的影响更大一些。民族文化心理正是通过家庭、社 会和文学艺术作品的逐步形成与传递的。某些带有严重缺陷的民族文化心 理如果不加分析，甚至以错误为正确，就好比基因排序出了混乱，染色体缺损，免疫系统就会被破坏，人就会得病，而且往往都是重症。”今天， 我们倡导“侠义精神”，并不仅局限于古代背景下的“行侠仗义”、“劫富济 贫”，更要与时俱进，见义勇为、主持正义、和谐相处，并成为实施尚武精 神教育的内容之一。

倘若侠客与镖行的镖师相比，侠客多以“独往独来”、“时影若现”的 隐蔽性和神秘性为职业特点，而镖行是一种商业经营机构，它要求镖师们 精诚团结、师徒配合，以武艺保护好人身和商品的安全，其职业特点是经 营和管理。客观地讲，“镖局的兴起，对稳定社会秩序、保护商业繁荣、铺 户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起着很大的作用镖行在清代历史中存在的时间虽 然十分短暂，但却影响深远，清代镖行不仅是一个商业机构，从事着商业 经营活动，而且其经营的“商品”是中华武术和诚信守诺的文化，客观地 促进了武术的发展和传承了中华武术的优秀品质。武术是镖行运营的核心 技术，对镖行生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镖行在武术传承中发挥了淋漓 尽致的作用。

诸家的综合评价自古以来，对侠客的评价就褒贬不一，但赞赏者仍占主流,据《孔子家语》记载：“子路戎服见孔子，拔剑舞之，曰：‘古之君子, 以剑自卫。’子曰：‘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不善则以忠化之， 寇暴则以仁御之，何必恃剑？’”自孔子以后，儒家大致对侠客持排斥的态 度，认为“尚武行侠”是小人所为，君子应当“尚文行礼”，这对我国的侠 客文化一直处于非主流文化的角色，而形成一种平民文化的传统，起了决 定性的影响。而墨家因其学派的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平民社会，它与侠客有 共同的源流，因而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很自然的。墨家对侠客现象 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提出了“任”侠观念和主张。《墨子•经上》所言: “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其实践方式：“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这正是侠客的行为准则。对侠客进行了较为客观评价的是庄子。他在《庄子•说剑篇》中提出 了划分为“天子剑” “诸侯剑”“庶人剑”一说，提倡以德御剑、匡诸侯、 服天下、利苍生的“天子剑”，而反对“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 用国事”的“庶人剑”。这首开了将“武”伦理化的先河，清晰地预示了侠 义精神的发展和演变趋势。同时，庄子又首次提出了 “盗亦有道”的观点， 借盗跖之口，表述了盗侠的道德观念体系，实际上也是当时侠客行为规范 的主要内容,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正面颂扬侠客的人，是汉初的大历史学家、文学 家司马迁。他首先肯定了游侠的高贵品质，指出虽然“其行不轨于正义”， 但“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身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 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是十分可贵的。司马迁所总结的一诺千 金、杀身不悔、救危济困、不图报答等品行，成为后世侠客们自励的铭言 和行为准则，也成为文学中侠客现象的基调。同样是历史学家，班固对待 侠客的立场、观点与司马迁截然相反。班固认为游侠有两方面的罪责：一 是私义重于公职，以致“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二是“以匹 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穿于诛矣”。但他也承认侠客们的品行确有许 多可敬之处，如“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等，只是不行正道， 不合统治阶级认可的道德规范，所以杀身亡宗，也是咎由自取。

镖行是以“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 手持长枪，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盗贼，看 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  —般情况下, 镖行走镖有三种形式：一是威武镖；二是仁义镖；三是偷镖。而途中所盗贼有三类：一是占山为王的职业盗贼；二是流窜作案的专业盗贼；三是 饥寒交迫的业余盗贼。这些盗贼各有特点，多寡也不同，对镖行的威胁也 不同。由于威胁的存在，就要以武术加以保护。因此，镖行是以武术为基 本手段进行的商业经营行为，实际上是将武术作为商品，用武术来实现赢利的。武术被镖行赋予了商业职能后，直接影响了武术技术体系的形成, 促进了武术的传播，是武术市场化的先驱，也是武术社会化的表现。作为 一种商业经营机构，镖行在实现商业利润的同时，对武术的技术完善和广 泛传播起到了积极性作用。镖行既然是一种商业性的机构和行为，诚信是 第一位，如不失镖、按时将货物送往目的地。而对于镖师来讲最重要的品 质是忠诚和信用，最重要的技术是武功和江湖经验。如拜访途径的武术名 家、喊镖号、讲行话、重礼节等。倘若武艺不精，镖行就会关闭，镖师就 会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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