棍是以木制居多，兼有金属制的长兵钝器。北方称棒或杆，而南方习 惯称竿或条。因受地域和习惯的影响，还有“殳、棒、杆、杆、竿、白梃、 金吾、车辐、掊、杵、长剑、棍、杖、把、杠子”等称呼。无论如何称呼， 它的产生，与生产、生活、狩猎、战争密切相关。从战争中由“五兵”到 “十八般兵器”的发展过程来看，便知一二。“五兵”之“殳”的地位“五兵”，又称为“五刃、五戎”，泛指夏商周时期兵械的总称。在此之 前棍都是以生产生活工具出现的，“五兵”的出现则开辟了棍的军事价值。 考察认为：《世本》有：“蚩尤作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这是“五兵”的最早记载，其中“殳”就是后期的“棍”。又在《周 礼•夏官•司兵》郑玄注中：“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此乃为“步之五兵”。《释名》进一步解释：“殳，殊也。长丈二尺无刃，有所 撞桎，与车上使殊离也。”《司马法》中又有记载：“弓 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 五兵。五当长以为短，短以 救长。”从两本兵书的说明 看，殳即是长兵，分离工具，又是攻防皆能的击打兵器。在秦穆公率军攻打晋国的时 候，被晋惠公的士兵用长殳 击中，结果秦穆公身着的六层铠甲竟然被穿透，可见其威力惊人。“五兵”中的兵器变化无非是长器械和短器械的变化，由于作战环境和 条件的限制，其作战半径也受到了影响，所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五兵内容 就有了不同的记载。如“车之五兵”：《谷梁传》中的五兵为：“矛、戟、钺、盾、弓矢”；《公羊传》中的五兵为：“矛、戟、剑、盾、弓弩”；《周书》中的五兵为：“弓、戟、矛、剑、盾”；《国语》中的五兵为：“刀、剑、矛、戟、矢”；《汉书》中的五兵为：“矛、戟、弓、剑、戈”。上述“五兵”主要包括长兵与短兵器两种类型。研究认为在长兵器中 如戈、矛、戟等都是用棍棒作为柄，这样在军旅中携带方便，作战时使用 灵活，技法于棍也有相似之处。如刺法就是棍法中的点，挑法就是棍法中 的揭。短器械如刀、剑等中的劈砍就与棍法中的抡扫技法有相似之处。另 外，“五兵”的众多说法之中并非尽有“殳”的记载，说明“殳”使用时 间较短，就被其他兵器所代替。这与当时战争的现实条件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十八般兵器”中“棍”的价值“五兵”孕育了上千年，出现了“十八般兵器”，它是兵器的总称，忽 略不尽。最早出现“十八般兵器” 一词，要算元末明初，施耐庵在《水浒 传》第二回中描写九纹龙史进从王进教头习武时说：“哪十八般武艺？矛、 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钺、戈、戟、牌、棒与枪、 扒，一一学的精熟。”这些兵器是该书记述的主要兵器。后来又有多种说 法，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约有15种说法，大同小异。就“棍”而言，最靠 前的为第3位、第5位、第6位，而靠后有第11位、第14位、第17位。 这其中棍、棒、槊有时同时出现，相互收录现象严重，所以重复率自然较 高。按照逻辑学的分析，棍的排序体现的是这种兵器在战争中的重要程度 和实用程度，实际它体现了“十八般兵器”相互之间生与克的关系，不断 完善和丰富着武术的内容，推动武术器械形制的变化。武谚有：古人制艺， 必立一意。如刀类，长于破斩；枪类，利于挑刺；棍类，易于抽打；斧钺， 重在压劈；锤类，讲究敲砸；鞭涧，妙在绞拦；盾牌，用在遮挡；弓箭， 能在标射；流星，意在追袭。每种兵器都有自身的功用，若再与另一种兵 器相交，都是以制约与反制约、进攻与防守、防守与进攻的相互转换。实 用主义决定了凡事有利便会发生兴趣，正是“利之所在，人必趋之”。而 这种实用主义思想，也就是武术器械不断推陈出新的内在动因。研究认为, 清代以后的民间说法反映的是军事武艺向民间武术的转移，更多表现的是 武术器械，这有别于之前的战争兵器，棍的佛教灵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为安顿印度高僧跋陀传 教而建，后有邺下寺武僧稠成为跋陀的第一个弟子，稠习武参禅，使得寺 院逐渐成了习武、修禅的双重重地。佛教的核心就是慈悲为怀，积德行善, 普度众生，见性成佛。而武术的本质就是徒手或手执兵器格杀的方法，置 对手于死地。这一“格杀方法”与佛教的“不杀生”教义是相违背的，所以“少林尚棍”不至于致命，以制服、致伤、致残为目标。禅武的有机结 合，开创了武术史、佛教史的里程碑，在历史上有两件重要的事件与少林棍术密切相关，现加以分析。

十三棍僧救唐王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李世民出击王世充，军屯北邙山，连营逼 洛阳。李世民知道少林寺僧武艺高强，为了迅速挫败敌军，次年四月十三 日，写信邀少林寺僧参战。后来僧兵大败王军，王仁则归唐，王世充坐困 洛阳城。据《通鉴记事本末》记载：“甲子，王世充偃师，巩昙皆降。丙 寅，世充军率其太子群臣两千余人诸军门降，于是部分诸军先人洛阳，分 守市肆，禁止侵掠，无敢犯者。”在两军对垒，李军处优势，王军为劣势的情况下，身为三军统帅的李 世民，绝不会只身人敌，扮演“侦察兵”的角色。由此判定：“十三棍僧救 唐王”是不存在的。另据裴漼《少林寺碑文记》记载：“太宗文皇帝，龙 跃太原，军次广武，大开幕府，躬践戎行。僧志操、惠场、昙宗等，审灵 春之所往，辩讴歌之有属，率众以拒伪师，抗表以明大顺，执充侄仁则认 本朝。”这条史料谈到李的军威、少林参战、活捉王仁则和亲自统帅等四个 问题。从“率众以拒伪师”句分析，这个“众”至少有几百人，甚至几千 人。因为前面提到“世充军率其太子群臣两千余人诸军门降”，何况李军处 于优势，其人数也不会少于王世充军，单靠十三棍僧是难以直捣轘州城、 活捉王仁则的。另外，上述记载没有丝毫“李世民孤军深人和被围困”的 痕迹。根据古时期皇宫的规矩，对于皇帝的遇难常常是忌讳的，特别是崇 武的唐皇被人救护，更有损于“龙威”，即使有这个史实，也必须保密，很 难被后人知晓。至于“躬践戎行”一句，似乎可以看出李世民有“孤军深 人”和“遇险被救”的可能性，这也正是民间传说的“十三棍僧救唐王” 的出处。可见，这些都缺少权威性依据再者，最有代表性的石碑，要算唐碑刻，这是由唐武德四年太宗文皇 帝为十三位立功僧徒所立。排列顺序如下：上座僧善护、寺主僧志操、都维那僧惠场、大将军僧昙宗、同立功僧善惠、明蒿、灵宪、普胜、智守、 道守、道广、智兴、满、丰。我们认为不止十三名，可能二十三名，甚至 更多。那么，为什么得出了“十三棍僧”呢？曾有人做过研究认为，“十 三”是少林寺的吉祥数字。北少林寺原有十三座殿堂、现存主殿有十三级 台阶、寺中的宴席有十三道菜，在少林寺内还有十三空、十三落、十三进、 十三佛等记载。至于“十三棍僧”是李世民武德四年十三日这一写信之日 与少林僧参战吉祥数的契合,实际绝不止十三僧，唐王为了感谢少林寺僧，封僧人做官，赐少林良田，为少林寺题碑。 少林寺棍法以此扬名。至于少林棍法的起源有三种说法：一是少林寺僧自 创说；二是紧那罗王显灵创棍说；三是俞大猷创棍说。本讲暂不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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