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的武艺到孔子的“六艺”

中国武术，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伴随人类文明的出现，武术亦开 始萌生。面对当时“人民少而禽兽众”的严酷环境，人类为了生存而展开了人与 兽的搏斗，从而武术的技击特征开始表现出来。经过若干万年的逐步积累，原 始武术终于形成一定的击刺技巧、攻防态姿与动作，并逐渐产生了自觉运用这 些技巧的观念。

（一）武术在军事上的历史发展进程

随着社会的变迁，原始战争代替了人兽竞争，大规模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 加速原始武术的形成，人们的战斗意识、竞争意识出现。《晏子春秋》中称：“凡 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淮南子•道应》也说道：“争者，人之所本也。”古籍认为 具竞争意识是血气男儿的本性，相传古时有一猛将刑天与黄帝争神的神话故 事，赞颂的是先民的战斗精神。诗人陶渊明先生也曾歌颂道：“刑天舞干戚，猛 志固常在。''随着人类的进化，工具的使用逐渐发展到武器的出现，使原始武术 如虎添翼。古代历史传说中后羿射日等著名故事，表明原始人类掌握射箭技 术，而当时武艺高强的英雄更是受到民众的爱戴。

随着商周青铜工艺的发展，武艺和兵器在军事中的使用和发展进入了灿烂 时代。从商周的武士教育到春秋战国习武之风，教武为乐蔚成风气。当时著名 的兵书《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军事战略思想不仅丰富了武术 战略思想，同时对以后的战争也有极大的指导作用。直至明末清初，武术在军 事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地，军事谋略、将领士卒的武艺以及先进多样的武器，此 三者成为各国军事强大的三大支柱，加之当时不断的战争使各国统治者对军事 有着较高的依赖，并推崇尚武强兵的政策。武术的成长历史与战争、军事紧密 联系在一起，在统治阶层的庇护下，武术充分发挥着以攻防格斗为主要特征的 技击性，与此同时，以武舞、角抵、手搏和相扑为主要形式的娱乐性武术也在军 队中悄然兴起。此外，涉及武术的制度、兵器武艺、理论和著作等众多方面也得 到了相应发展和创新。如先秦的“胡服骑射”《说文•段注》云：“古有单骑，而不 用之行军，至赵武灵王始以骑射习战耳。”即将车战改为骑兵、步兵，并以骑射为 倡武精神代表；始于唐代的武举制为历朝历代沿袭，武举制的推行实际上是对 武术精练化、规范化程度的提高，而且对武术本身的推广有重要意义；又如明代 的“十八般武艺”各具特点，体现了当时的武术内容已多种多样，而官府对兵器 的创造发明给予积极奖励和推广是兵器武艺种类繁多并朝着多样化发展的重 要因素；从明代开始已出现众多著名的武术典籍，如《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唐荆川文集》和《武编》等十余部作品，均围绕武术各派拳法、器械和兵法等方 面展开论述和图解，是后人研究武术的重要文献。武术在军事中的作为不可泯 灭，以至在近两千年重文轻武的传统文化背景中其依靠特殊的社会地位循序渐 进地得到良好发展。

明、清之际冷兵器在军事上的地位明显消退，火器取代了冷兵器，武术也必 然开始逐步从军事中的重要位置降为次要配角；清末民初新编陆军的成立标志 着中国武术最后从军事中退出，加之武举制的废除，脱离了军事领域的武术等 于失去了统治者的庇护；本应自生自灭的武术却在民间得以延续，并成为健身 防身的一项活动。纵观历史，这与武术曾经拥有的重要战略地位、现今社会的 不安定因素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我们也承认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 相融合一而构架的武术技术体系是蕴含着内在文化的历史性和继承性的。

（二）传统文化下的武术发展

武术不但在军事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在教育上也深得历代名家重 视。先秦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此时的武术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 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深知文武兼备对人培养的重要性，曾以“六艺”，即 “礼、乐、射、御、书、数”作为教育理念的重要内容，其中的“射”、“御”即指武艺， 孔子将自己培养的弟子以“成人”为其理想目标，除“知”、“仁”、“勇”外，还必须 掌握“艺”，文武双全才是“完人”。有许多典籍记载孔子精通军事武艺射、御之 术。在《吕氏春秋•慎大》中：“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的记载，表明孔子还是一 位用力非凡的武士。在战乱频繁时代，墨家也主张以武力反对一切侵略与不 义，崇尚武力。墨子是战国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精通武艺，尤其对 剑有着精辟的论述。墨家弟子，均精通武艺，在墨子的《尚贤》篇中把“重射御之 士”列为诸贤之首，并主张“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 将罪贱之”，以此激励人们习武。当然，重视武勇精神在很大原因上是因为当时 战乱频仍，全民皆兵以保卫自己的国家，随时上阵杀敌，重义轻生。不论是孔 子，还是墨子，古人尚能身先士卒，文而兼武，做出榜样，是为后人效仿之。

但两晋以来，士人多崇尚柔弱文雅，武风不振，尚武精神逐渐消失，如《颜氏 家训》所述：“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设既不能穿札，举则才记姓名”； “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虽有不少有识之士饱经家国忧患，勤奋练武，但整 个社会风气已成崇尚文弱之态，直至延续并影响着两千多年的旧中国。当帝国 列强用大炮打开封建王朝的大门时，国人已是“体魄之弱，至中国而极矣。人称 四万万，而身体不具之妇女居十之五，嗜鸦片者居十之一，埋头窗下久事呻吟， 龙钟惫甚而若废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聋者……又居十分之一二。综合 核之，其所谓完全无缺之人，不过十之一而已」①偌大中国葬于鸦片、缠足和八 股试帖之下，更是葬于文弱之社会风气下。

二、习武之德社会价值形态的形成

（一）“武德”的释义

关于“武德”的理解是一个广泛谈论的话题，查阅相关资料，说法不一。如 在《左传•宣公十二年》、《国语•晋语九》等均出现了“武德、武道、武节”等字 样，但究其原文，并非指武术文化意义上的道德，作为习武者行为规范的要求， 而是指开拓疆土、稳定江山的政治功能，即军功。又有人较早见于司马迁的《史 记》中，《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 接着又写道：习武练剑，“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矣”。有书认为这 是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武术文化中有关对习武者信廉仁勇的“德”的要求，并将 “德”放置于“道”的位置上。又有一说是商周时期战争频繁，促进军事武艺的巨 大发展，射术业在此时得以广泛使用。至周代，习射成为武士的重要标志，是人 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所以，随着射术的进一步发展，其与礼乐相结合而 形成“射礼”。周代极其重视“礼”，所谓礼，本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共同遵 守的一些规矩、准则，以规范人们的行动，维系社会的正常关系。射礼作为体现 社会等级观念的礼仪活动，说明其已经贯穿了道德礼仪观念和规则。《礼记• 射礼》所述：“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 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说明射礼与德行教化紧密结合，西周已萌生 武德，这也是最早武术被赋予的原始道德的等级观念。

（二）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武德价值

在武术的发展长河中，以武比德的文化观念被后人秉承，不论在任何时期， 武德价值的赋予与当时的社会形态和道德规范有着紧密联系。

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已不满足于在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他们需要一种方 式来决定相互的社会地位和战争之外的自我实现，所以，他们通过武术、武艺的 较量，以追求战胜对方的欢乐满足感，同时在这种公平竞争中强者被崇敬，被认 为是英雄。武术的这种竞技观念满足了社会需要，同时竞技意识也反映了武术 的伦理观念，这种以公平竞争为前提，信与义竞技意识是武德的充分体现，也是 武德伦理道德观念的价值体现。

先秦时期文化繁荣，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辉煌时代，伟大思想家孔子创 立了儒教学派，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汉武帝实行“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文化政策提出后，孔孟儒家思想更是确立了中国两千年封 建文化的核心。同时，儒家的“仁爱”观念也深刻影响了武术思想，崇尚伦理、讲 求仁义忠信成为当时武德的价值取向。当然，这与当时社会对人的培养目标和 需求有着重要关系，崇尚礼让、宽厚、平和的另一方面是服从、保守、自安，强调 尊卑有别的等级性。所以武术因汲取儒教文化而得以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文 化中循序渐进，形成独有的价值体系，同时也因此而滞后了武术发展的脚步。

两宋时期，统治阶级提倡儒业理学，斯文柔糜之风熏染朝廷内夕卜，导致虽有 庞大军队但武备十分羸弱，加之边患不绝，使得入侵者大肆进犯，严重影响社会 秩序。为了自保御敌，各类民间结社组织广泛开展习武活动，如“弓箭社”、抗金 组织“忠义巡社”等组织的兴起，成为下层社会对抗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重要 手段。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流传于民间的武术更多了一层保家卫国的神秘色 彩，而且，这种现象屡禁不止，秘密结社及武术活动活跃在乡村山寨。直至明清 时代，各拳种门派大量涌现，不仅推动武术的普及，而且扩大了武术体系，丰富 了武术文化结构，为武术今后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资源。当然此时的武术活 动是适应民众自卫、反抗的需要，其有着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的英雄一面，同时 也有着封建小农经济固有的陋习，将武术涂上了浓浓的宗教迷信色彩，导致在 武术的价值理解上出现偏颇。

武德是习武之人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其“德”是指道德，具有历史性，其 赋予的内容和形式受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从而形成不同的道德历史 类型。同样，武德属于道德范畴，也具有道德的特质。在不同社会形态和历史 时期，武德与中国传统道德一样具有鲜明的矛盾性和两重性。“它既有民主性 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 的一面。而且在有些情况下，精华与糟粕又互相结合、良莠混杂、瑕瑜互见」① 这些不同的社会价值形态，组成了武德从先秦到明清时代的伦理思想以及道德 实践活动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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