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武术》的发起者马良为河北保阳人，早年习练武术，1901年在山西 陆军学堂任教习时，他以自编的“拳脚科”和“率角科”教授学生，之后在其任陆 军第九协统时，邀请一些武术名流将自己所传习的武技，进行整理并编成教材， 定名为《中华新武术》，并在1904年再次进行有组织的修订。此后，在他的努力 下，《中华新武术》不断向社会进行推广、宣传。两年后，陆军部咨行训练总督和 警察总监定“中华新武术”为军警必学之术。同年，全国中学校长会议及北洋政 府国会通过决议，规定“新武术”为全国学界的正式体操。马良创编的新武术在 内容上打破旧武术的门户之见，以传统武术为素材，形式上借用兵式体操的操 练特点，分段分节地配以口令，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单练 到对练的循序渐进训练原则。新武术的这种传授方式比较适宜团体教学与操 练，因此为它进入学校提供一种较为可行的形式，并为传统武术的近代化转型 作了有益的尝试。

马良致力推广新武术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强国强种”，“使碧眼黄发者流，不 敢以'病夫，二字为四万万同胞之私谥”。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在近代武术史上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次，虽然马良编定《中华新武术》是抱着“华尊夷卑”文化 心态和“考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动，未有愈于我中华之武术者”的观点，但面 对自身文化的相对封闭和西方文化的快速渗透，西洋体育与本土体育的较量随 着中国的经济、政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选择中出现“部分西化”的倾向而导致 失衡状态，所以改良后的现代武术是在传统武术基础上形成的与西方兵操为效 仿对象的运动，是中西文化融通的产物。

二、社会舆论对“尚武”的回应

在名人志士倡导“尚武”精神的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给予积极响应，民间 的呼唤和官方的支持使尚武思潮形成一定的声势，国内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 如《东方杂志》、《警钟报》、《时报》、《时敏报》和《中外日报》等纷纷摘录或转载各 类有关“尚武”的文章，一夜间这种思潮在人们之间传递，唤起了国人的民族精 神。同样，在体育和国术类期刊中，论述国术、国技，重振中华武术的文章比比 皆是，挖掘武术新的生命意义，成为武术工作者的时代使命。

（一）社会舆论“尚武”思想的升级

在“尚武”呼声的作用下，诸多犀利的文章不仅明确坚定地述说了国之存亡 于尚武之关系，而且还从不同侧面更细致深入地分析尚武的真正意义，以及对 救国途径进行多重探讨。仅从《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年（1904）第11期刊载的篇 中就有《退化论》、《驳退化论》、《论中国人才之自然退化》、《论救中国之真豪 杰》、《论近日民变之变》等多篇文章以此中心进行讨论。其中在《论尚武主义》 一文中总结各国或强或亡的“尚武”原因后，更进一步提出虽名曰“尚武”，实则 亦存其形式和精神之分，其形式为“习洋操”、“购炮舰”、“兴海军”等，其精神为 “不屈不挠”、“小敌不悔，大敌不惧”、“有冒险进取之性质，独立不羁之气概”。 形式和精神两者有异，又互相依存，关系密切，“欲求有尚武精神，必先具有尚武 之形式而后可此文将单纯在物质和身体上对尚武的追求，提升到精神层面， 并将此与呼唤“吾祖国之魂”归来相联系，足以说明人51对“尚武”的迫切和渴 望。在《论国家之竞争力》一文中，作者将国家之竞争力作了阐述外，还罗列影 响国家竞争力的各要素，这些观点在当时实为新意，较客观地将体力和经济实 力作为当时国家真正竞争力的根基，指出“体力者，国民身体之能力也。有雄健 尚武之风，临敌而不惧，是之谓有战斗力”。同时，其还以“斯巴达恃其武力，而 称雄希腊”为例，提出“国民之体力，故为国家竞争力之一端，不可徒恃之”。中 国欲救亡，必须倡导尚武和兴实业，这也是作为非政治层面的国人在当前迫切 需要走的救国路线。

在这种国情国势下体育思想带着特殊的意义传入中国并被传播，此时的体 育思想主要以批判中国两千年来的柔弱文化、宣传国外体育思想、倡导尚武主 义救国兴国为目的和内容，在社会舆论的积极传播下为中国体育思想的萌生起 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至此也形成和敦促了由先知先觉们的尚武、论武升级至以 爱国爱种为情结的全民族之潮流。

（二）国人对倡导国术救国的回应

当时各体育刊物对武术的言论可以说涉及各个方面，涵盖面广泛，所以从 另一个角度讲，武术在此时期是一个涅槃的过程。如《体育月刊》、《精武丛报》、 《求是月刊》和《精武创刊号》等，其中有许多言论和文章从揭示现有中国的柔弱 文明和被动境况为基础，积极提出以国术作为吾人立身立家立国的基本，并将 国术同民族之精神紧密相连。其中在《体育月刊》中的一篇《国术将来所负之希 望》写道：“以中西俗谚比较观之，无健全之体魄，则无充足健全之精神，无充足 之精神，则无美满之事业。是故欲健全体魄，非锻炼身躯不为功。”然而，“舍固 有与国民有关之国术，则亦不能期应养成仁爱义勇国民性之希望。既以仁为出 发点，以义为目的地，仁义为体，义勇为用，体用兼备，则刚柔相济，而国民不强 而自强矣。是修养仁爱义勇之国民性，舍国术不为功者一”。同时其还认为用 武术的无形力量可以使国人纠正奢侈、懦弱、懒惰和自私等陋习。所以，国术救 国不仅仅是因为其能锻炼人之体魄，成就攻防技击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拯救国 人的封建陋习，激励习者的意志，保家卫国。在《提倡国术武德与武技并重》一 文中还刻意提到武德的重要性，文中讲到国术二字虽以专门之武技，而冠以国 字，但国术一名词，“实包含武德以武技也明矣，若无武德之修持作基础，则武技 愈精愈足以危害国家社会及人类，能修武德，而不锻炼武技……”先人还用心良 苦地以古人为例提出以国术兴国的想法：“盖以明代鼎革后一般故老遗民，忠烈 侠义之士愤国家之灭亡，痛种族之沦丧，……藉国术以磨练，庶无可枕戈待旦， 而后故国有重兴之望，观此条之立意已证练习国术不仅为个人设计而已，亦包 含国家主义及种族主义的深渊的意志。

在这个脑力体力相维系的民族盛衰抉择之时，提倡国术，其第一要义在于 促进全民之健康。而欲全民之体格健康，势非使国术普遍化。国人认为只有不 管老幼，不分男女，一致起来，继续不断地晨夕练习，方足以健全国人之身体，一 雪东亚病夫之耻，发扬民族之精神。

三、以外族尚武为鉴——铁血主义与武士道精神

面对当时中国的“国势之一统”、“儒教之流失”、“霸者之推荡”、“习俗之濡 染”②的传统之柔弱文化，中国人不倡尚武和不重体力而导致弱民，进而引致在 近代挨打被侵，实为我们民族之大辱。③所以，一批思想家和改革者把目光转向 外域，目的在于借鉴他人的发展经验,达到本民族的“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愿 望。同样，社会舆论也纷纷顺应当时形势需要，发表于1907年《东方杂志》第8期 刊文《论中国社会之缺点》这样写道：“德人以铁血为主义，故其兵力于大陆称雄。 日人以武士道大和魂为国粹，故其国崛起于太平洋，为东方之一等强国也。”

（一）德国之铁血主义

19世纪中叶，德国因资本主义发展迫切需要统一国家，结束封建城邦割据。 当时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一条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推 翻各邦王朝，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另一条是容克阶级领导的，通过王朝战 争，自上而下地建立统一的君主国。面对这样的抉择，作为普鲁士首相的俾斯 麦冲破层层阻力和重重障碍，在宪法和议会面前，他强烈地主张：“要对这个作为普鲁士容克家族一员的奥托•冯•俾斯麦，用铁血政策作为完成德国 民族统一大业的有力手段更多的是源于其身上流着普鲁士民族的文化和精神。 法国政治家米拉波曾说了一句话来描述这个国家：“其他西方国家有一支军队， 普鲁士军队有一个国家”，“军国主义”就成为普鲁士王家、普鲁士国家统治者的 “精神创造”和“精神传统”。在普鲁士崛起时期，著名的弗里德里希大王树立了 创建一支军事力量、一支征服军的榜样来供近代德国仿效，它的作用超过任何 其他德意志统治者。他说:“没有武力后盾而进行谈判，如同没有乐器而演奏音 乐一样。”当然，他对军事力量的崇拜和在军事上获得的胜利实例，成为后来俾 斯麦统一德国的仿效。可以说，扩军一备战一侵略充斥着是这个国家的思想、 政策和制度，成为了生活的全部内容。从进步面理解普鲁士的尚武精神，例如 荣誉、忠诚、服从、勇敢或者勤勉、节俭、守时、清廉等要素在不同历史时代或阶 段中曾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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