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文对镖局兴盛一节中阐述了现在有记录的清代镖局的数量和地域，从中可以看到 清代镖局的繁荣昌盛，镖局之产生始于商业、兴盛源于商业，虽说镖局活跃在历史舞台 的时间并不长，但它对清代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商业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在票号未产生之前，镖局是清代商业经营中货物、资金、人身流动中的主要安全力 量；在票号产生之后，镖局又和票号结合、通过为票号及其他商号坐镖等形式服务于商 业。清代经济的繁荣带动了镖局的兴盛；而镖局的兴盛又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清康熙乾隆年间，当时国内政治安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 较活跃，商品流通量和货市流通量已经相当可观。城填间的资金调拨、货物的转 运、商人的流动都需要镖局的参与。对清代商业的诸多商帮进行研究发现，都有与 镖局交往的资料存世。其中晋商和镖局的联系非常紧密。
对镖局社会价值进行研究是一个新的课题，清代镖局众多，所处地域遍布全 国，与其进行商业合作的机构涉及清所有商帮，各有各的形态、各有各的经营方式、各有各的对社会贡献的角度、各有各的社会价值。要对镖局社会价值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还需许多专家共同努力。限于能力，笔者只对和镖局有最密切关系 的晋商入手，通过镖局与晋商的互动关系研究，探讨镖局与商业的互动关系，本研 究试图重翻历史画卷，探析镖局在晋商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为晋商研究拓宽思路。
第一节镖局对晋商经营安全的作用
山西商人的历史悠久，早在两汉就已有了记载。但真正兴盛起来，则始于明 代，鼎盛于清代①。清代晋商以其资本最雄厚、经营项目最多、活动区域最广、活 跃时间最长而饮誉海内外，盛极一时。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②。今人对晋商的研究方兴未艾，从历史、经济、文化、民俗等各个角度对晋 商进行深人地研究，成果斐然。但对在晋商商业经营中起重要作用的镖局的研究却镖局是以武术为基本手段，以保护商人人身、经营场所安全和商品、现银长途 运输安全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机构，具有一定的保险性质。就性质和功能而言，镖局 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支持。在晋商这一著名商帮的迅速发展期和鼎盛期，镖局 不仅在票号产生之前为晋商的发展提供安全运输现银与货物的社会服务，而且在票 号产生之后晋商仍保留甚至加强了与镖局的联系与合作。票号的经营过程体现了镖 局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在特定历史时期回溯了镖局顺应时代要求，借助地方民风优 势，以己长补己短满足晋商发展需要的历史。在回味晋商辉煌，借鉴发展地方经济的今天，重新认识镖局在晋商历史中的作用意义犹为重要。
—、晋商发展的不制因素
（-）货物贩运和资金运输困难
由明至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方商人愈加活跃，常常远离家乡，到各 城镇去经商或开设店铺。“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全国出现了区域性大市场，“天 下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商业的这种大发展导 致商业流动比以前活跃，这就需要更多的货物贩运和资金的流动，尤其是资本的流 通，是商品经营中的第一要素。在清代票号产生以前，资本流通中几乎全部是金属货币的流通，“十两银子的铜钱（约一万枚），或一千两的银锭，就得车载马驮。”② 商人经商资本远超过千两、万两，而商业流通量就更大了，“单进出口商品形成的 国内贸易量就是很可观的，中俄恰克图贸易在1796年（嘉庆元年）510万卢布的 基础上，1810年（嘉庆十五年）增至1316万卢布，15年翻了一番半多。”晋商 与其他商帮比较，晋商的资本最雄厚、经营项目最多、活动区域最广、活跃时间最 长。晋商的足迹南起香港、加尔格达，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德 堡，东到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喀什嚼尔和阿拉伯国家。在 当时的全国对外贸易中独占鳌头。清道光年间（公元1820 -1850年），仅山西商 人垄断的恰克图一处之贸易额，即占有俄国全部对外贸易额的40% ~ 60%,最高 时达60%以上，而中国对外输出商品的16%和输入商品的19%则通过这里进入欧 洲和我国市场。晋商对外贸易的重点在陆路，但也没有放弃对海上贸易的竞争。清代介休皇商范家曾垄断中国对日本的生铜贸易达七十多年。在国内市场，从蒙古草 原的骆驼商队到长江□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呼伦贝尔草原的醋坊到贵州的茅台酒,到处都有山西人在经营。规模空前的商业经营，积聚了大量钱财，仅祁县乔 家、渠家、太谷曹家，榆次常家的流动资金即达500-1000万两白银。雄厚的财力 又为晋商从事国内、国际金融活动创造了物质条件。为了满足商人汇兑的需求，晋 商经营的钱庄、票号不只设在山西本地，而是将更多的主要活动遍及于全国；不仅 垄断了中国长江以北的地区，而且在长江以南势力也很大。据苏州全晋会馆碑刻， 清朝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山西人仅在苏州一地设立的钱庄就有81家。并且，晋商的钱庄、票号甚至扩展到了俄国、日本和南洋等地。如此庞大的货币额在城镇间的调拨，资本流通的难度可想而知，既使当时康雍朝时社会相对安定，如此 大量现银的运输也不安全，何况社会治安状况还不安定。可以推断晋商经营中的货 物贩运和资本流通量是巨大的，其运输任务的艰巨性不言而喻。
（二）社会治安混乱对货物贩运和现银运输构成威胁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始终贯穿于整个清王朝的始末，各种民间的秘密结社、反清势力和外国列强，对清政权不断进行冲击，流寇猖獗。道光二十一年（1841）, “胡咏芝前辈扶柩南归，行李家眷，雇一大船，颇挟重资。闻昨已被抢劫，言之可惨;”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闻说：前任提督广东学政戴大人回京。于十 月二十七日，行至韶关上南雄附近地方，被贼匪百余人，劫去行李什物;”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初七，“前任顺德县鹿钟之及谢牧之，于四月初一日，在省起程回于初七日，在英德县地方，遂将所有衣箱强行抢夺，计失金叶、珠宝、衣物等赃，约值银五十余万两。”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地方高官尚且如此，普通商人就更觉路途险恶、行旅艰难。八国联军侵入京津时：“蔚盛长票号伙友携账和 银两在逃回平遥的途中，至保定银两账簿被完全抢去；蔚丰厚票号“起巨万现银回家，行至彰仪门，全行覆没；而有的资本家事后忆及“迁京津东省一带，失款之状，更令人毛发森竖。”在如此严酷的治安环境下经商，要流通大量的资金， “非有特殊武艺之人一路护卫，势难保行旅平安。”
镖局的产生并非偶然，在残酷恶劣的社会环境生存的晋商向社会提出了货物贩 运和资金运输安全保障的要求。但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形势下不可能产生专门为 商业运输提供安全保障的政府职能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组织的作用凸现出来，镖局正是为迎合商业发展的要求应运而生。现有史料尚不能证明镖局是由晋商的发展而产生的，但是由于晋商的发展与繁荣使得镖局在三晋历史上留下了沉重而辉煌的一页，至今在平遥古城仍保留着昔日镖局的旧址。

浏览368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