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侠功夫仓库中，人们生产了武术的新境界。一方面，人们从发 挥功夫的条件增添了武侠功夫新生产的真实性。如段誉的“六脉神剑”、 杨过的“黯然销魂掌”，虽威力无比，但非百试不爽，而是有条件的威力无 比，需要特定的时间、空间和心境而调动。另一方面，人们又为武侠功夫 区分了不同的境界。如金庸在《神雕侠侣》中通过独孤求败由“宝剑、轻 剑、无锋的重剑、木剑”的变化，反映了武功由“物之所倚”到“摆脱物役” 的过程，也折射出主人翁性格由“少年气盛”到“含而不露”的成熟过程。

在武侠功夫仓库中，我们看到了人们对武术身体、人的身体的功能 性开发。在奥林匹克以“更快，更高，更强”建设强健身体时，武术选择 了身心和谐发展之路，在动作发力上，追求六合（心与意合、意与气合、 气与力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跨合)——即在追求力的最大化前 提下，协调肢体动作的局部与整体、整合身体运动的外与内，使每个动 作都是整体运动的爆发（此刻之拳也就不单单是一臂之拳，而有腿之 蹲、腰之拧、肩之顺，甚至气之助、神之注）；在练习路径上,有“内练一口 气，外练筋骨皮”，也成就了武术动功的外练系统和静功的内练系统。 而武侠功夫的生产，不仅将武术内在的身体体验（内力、内劲）“外在 化”，将武术内在修炼之果(精气神、内气)“表象化”;而且在武打片中外 化为如子弹穿透力的“激光”、表象为炮火爆炸的视觉刺激。在此，我们 可以看到，一方面文艺想象与科技进步齐竞攀——科学借助技术手段 实现人类的梦想，武侠世界可以凭侠之内功、展想象翅膀、任意飞翔。 这样，赵焕亭僭用帝王军事功绩的“武功”又回到军事，表现为军事武器 的功效。有趣的是，在武侠用手射出的“死亡之光”中®，我们仿佛重见，

1900年列强用枪炮打破的“义和团神话”，在如今的武侠生产则是将武 术变成了“枪炮”;与义和团不同的是，武打片绕开了原先“入”与“不入” 的拷问，免除了“可否抵挡刀枪”的证明，省略了“降神附体、喝符念咒” 的繁琐；因为，武术本身已经变为“枪炮”、“肉体性枪炮”。另一方面，在 武侠功夫仓库中，我们也解读出文艺对现代化以来工业生产身体异化 的扬弃，他们编织了身体无所不能的神话（以及亦人亦神的武侠），意在 提示人们关注自己的身体、更大程度地挖掘人之潜能、塑造更为健美的 身体。

三、士人的“武”与“侠”

武侠由“侠”而“武”的过程，既为人们对武侠角色合理性、理想化的 期待，又有周之士的历史渊源。

《说文》之所以把“士”训为“事”，是因其历史发展;无论是有职(仕） 还是失职(不仕），“士”都是凭才能，如文士的笔端、武士的锋端、辩士的 舌端(《韩诗外传•卷七》），而非籍世袭讨生活的人群。从金文看，“士” 作斧形或战斧形；斧在远古时代是成年人用作生产的工具和作战的武 器，是成年男子的象征。因此，甲骨文表示成年男子称呼的“父”也作手 持斧形。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甲骨文与金文的“王”字也作斧钺 形，与“士”相类。在原始社会末期，“王”用以称呼当时的军事首长， “士”用作王身边的亲兵；以后，“王”演变为阶级社会的君王，“士”演变 为阶级社会的长官。西周时代，“士”指称贵族阶层的下层贵族，处于大 夫之下、庶人之上，成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和有职位的统治者。李 根蟠认为，周代士人由宗法性武士向新型文士的演变，始于春秋晚年、 完成于战国时代。①周之士“有禄于国，有赋于军”(《左传》昭公十六年子 产语），他们从禄田中食其租税,在战时为国提供战车、充当甲士。随着 贵族支庶繁衍，总有部分疏族不能全部得到禄田，成为小块土地的耕种

者;再加上军役繁重、贵族兼并斗争，更多的贵族(包括卿大夫和士)下降 为自耕农，士族也就有了“仕”与“不仕”区分;这些士人也逐步走上求学 以干禄的道路。同时，农民也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取得充当甲士资格， 成为军赋主要负担者。①周之士人集团的解体，从外部和结局看是由武 士而文士的过程，从内部和起点看也是士阶层分流为二的开始（“善长 于诗书礼乐”的“游儒”与“善长于武术技击”的“游侠”）。冯友兰受傅斯 年“诸子不同，由于他们的职业不同”的启发，在《原儒墨》和《原儒墨补》 二文中论证贵族政治崩坏时，下层贵族流人民间，成为以出卖技艺为生 的游士，“文专家”即儒士，“武专家”即侠士 (《三松堂学术文集》）；鲁迅 也有言道:“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流氓的变迁》），顾颉刚则 称我国士之兼修至此而分为二。“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惮用文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所业既专，则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各作 极端之发展耳。” © “张仪的故事可以代表典型的新兴文人，……这种人 只有三寸之舌为惟一的法宝，凭着读书所学的一些理论去游说人 君。……他并无军事的知识，个人恐怕也无自卫的武技，完成是文人。 另一种人就专习武技，……如聂政与荆轲。”③另外，韩非子所说“儒以文 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也间接透露了士人解体后“儒和侠”一分为二的 现状。

在失职之士于才能和教育上由兼备兼包而分歧的人格裂变中，并 不完全如雷海宗所言，“士族阶级已被推翻，文武兼备的人格理想也 随着消灭”④，不论是“好文者为游士”还是“尚武者为游侠”（吕思勉 《秦汉史》），他们又都从不同层面继承了西周六艺⑤兼备教育理想所

塑贵族精神①，并且作为社会管理者(官吏）和保卫者(军人），他们也形 成了林同济所言的“刚道的人格型”——“以义为基本感觉而发挥为忠、 敬、勇、死的四位一体的中心人生观，来贯彻他们事业的抱负，守职的恒 心”(《大夫士与士大夫》，见《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 士人也通过两条路径向后世讲述他们才能之兼备和贵族之气质，一是人 们对他们的记忆，二是文献对他们的记载。他们的气节和武功，也以“影 子”的形式(或是脑海之影或是眼前之影），影响后来文士和武士的成长 以及教育的实践活动。从人们对士的记忆来看，农民与士的交往，不仅 发生于代耕士之禄田，而且也出现于随士征战的徒卒角色扮演之中。@也 就是说，“有禄于国，有赋于军”之士给所属之民的印象是“平时肆力于耕 耘，有事则执干戈以卫社稷”，民众不仅有他们对士人平时管理、国家和 社会责任担当的记忆，而且也有士人战时指挥之镇定、身先士卒之精神、 御射之武功等视觉映象。这样，士之气节和武功，也就经过与士耕战农 民的记忆，通过民间的传说和想象，以口述的形式将个体记忆社会化为 集体的记忆，逐渐转化为大众的集体无意识。从文献记载来看，在孔子 将周之武士教育的“老六艺”转换为文献教育的“新六艺”后，士的气节和 武功又通过历史记载的文本阅读浮现于读者脑海、跃现人们的眼帘：拨 动他们的心弦、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升华他们的灵魂、推动他们的实

践，并于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消费与生产中得以传唱。①也就是说，在文本 解读之实践和潜意识运动的共同作用下，人们保持着对士族人格“气节 和武功”的大致概念。这样看来，按照“气节和武功”创作的“武侠”形象, 可谓周之士的回归，也是人们对春秋以来士之人格分裂症的医治。当 然，人们对士人历史记忆的唤醒，也与人有“缓急”、遇害不能自救、寄希 望于“赴士之厄困”的侠客(《史记•游侠列传》)的现实生活有关，具有现 实生活之诱因。也就是说，武侠形象的生产，既有陈平原所说的现实需 要，也有人们对周之士族美好记忆碎片的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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