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产结果是文化形态重组后生成的一种“杂交文化体”。“杂交 文化体”是不同文化交织、互动、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的发展状态，是两种 或多种文化在内容和形式融合后派生的表现形式。虽然，全球化加剧了 文化的交融性，使文化的杂交现象越发显著;但是，本书认为，杂交与“杂 交文化体”是文化发展的普遍现象，如福柯所言，“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没有一种文化是独有的和纯粹的，所有文化都是杂交的、 异质的、千差万别的和多元的”①。与生物杂交具有优势一样，文化交流 与融合也促进了不同文化的取长补短，增强了文化的活力，推动了文化 的发展。

首先杂交文化体”是文化界限的变化。文化形态重组常常通过文

化界限的改变而进行，文化界限的移动是文化发展的要求，也是文化转 换的结果。如原先军事性的田猎之射，通过礼仪、教育、娱乐向度的延伸

或移动），在“主皮”之上增添了礼，像军事工业民用化，使军事之射和平 化为射礼;这种“跨文化”的新文本，综合了多种文化要素，延伸了新意 义，附加了新要求，产生了新技术，也衍生出新形态(详见第一章）；再如， 武术与文艺界限的突破，形成了武戏、武侠小说、武打电影等新的综合性 文本(详见第六章）。可见，“杂交文化体”是原先文化界限的突破，新界 限的圈定，是一个开放的生产过程，也是文化界限“改变一固定一改变” 循环变更的过程。

其次，“杂交文化体”也是“传统/现代”、“中/西”混杂的结果。文化

形态重组形成的“杂交文化体”，既可以是传统的现代建构，也可能是借 鉴外来文化的新产物。以传统旧材料进行的文化生产，在马克思看来， 每个时代的文化生产“不是自己选定的条件”，但是，这些对新一代实践 的预先规定，又是“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并“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 来改变旧的条件”。®如杨露禅根据武术习者的新变化（晚清贵族成为他 的徒弟或武术的练习者之后），对陈式老架的运动方式进行了改造，减去 原先发劲、纵跳、震足等刚性动作（披以柔之外衣），转换成柔和平稳、均 匀连贯的运动;并经过第二代传人杨班侯的小架和杨健侯的中架、第三 代杨澄甫的大架，遂定型为现在流行的杨式太极拳大架运动风格。在传 统再生产的同时，人们也会运用外来文化的新材料，进行借鉴性改造式 生产。如中国刀、刀剑之法与角抵、相扑活动，自汉代以各种方式传入日 本;而日本在吸收中国刀剑之法发展起来的刀法，又通过明代抗倭战争 影响中国军队刀法的改革。©再如近代以来，武术借鉴外来体育文化进行 的军事、教育和竞技化新生产(详见第五章）。

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einseitig)，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uni- versell);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 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 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 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97页）。

人的全面的生产，不仅再生产了整个自然界，而且也从“人的生产（即人 的生育），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等方面生产了人文世界。①武术文 化生产的全面性，首先体现为“文/武”的理想。《礼记•杂记下》所说“张 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的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作为周文王和周武王治理国家方法的总结，塑成 周代六艺教育的文武张力，发展为孔子的“中和”观(《中庸》有“喜怒哀乐 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之语），以及调和“文/质”两端的君 子人格。对此，费孝通以“多元一体”加以归纳©，刘东将其提炼为“阴阳 调谐” ®，李幼蒸则视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二元对立”原则®。虽然，在 中国文化大环境，“舜舞干羽，有苗乃服”的文化力形成了“偃闭武术，阐 扬文令”(南朝宋延年《皇太子释奠会》）以及雷海宗所说的“无兵的文 化”，但是，平衡文武之张力仍然是中国人文化生产的理想。虽然，在武 术文化小环境中，与军事保持适当距离，使武术常常身置技击“真/假”的 矛盾之中，但是，从军事母胎分娩、进而文化独立宣言的武术一直与军事

保持着若即若离、甚至后来想象性的联系。第二，武术文化生产的全面 性，通过二元对立的形式而运作。以对立面的统一、重组进行文化意义 的重组，延伸新的文化意义，不仅从生理上生产了武术身体，而且从文化 上生产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方式；不仅生产了对立的活动方式（如“打/ 演”），生产了对立的文化形式(如“散打/套路”），而且试图统一武术功能 的“技击、审美、健身、伦理”等诸多方面。①第三，武术文化生产的全面性， 生产的是对立统一体。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武理想、二元对立的运作形 式、对待矛盾的经验，不仅使武术文化成为异质的集合，而且也使文化的 形式和意义具有对立的两重性(如实战性与审美性），并带来文化生产的 矛盾:既突破原先界限、延伸新向度，又想保持本义与延伸义的合理张 力;这种“本义/延伸义”合理张力的理想在于防止文化转换中的“自我截 肢”，维持武术意义的整体性，守护传统文化的文武理想。如闻一多“戴 着脚镣跳舞”的总结，武术的文化生产也是对矛盾的处理，它生产了“散 打/套路”文化形态，扩散为武术动作和拳理等方方面面的“阴阳相济”理 想。②而阴阳相济的两可性，正是中国人之本性的表现。

第一章文质彬彬：狩猎之射的文化转换

作为“百兵之首”的弓箭，有“言武事，首曰弓矢”之说。“弓箭对于蒙昧 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 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弓箭的发明和使用，对人类社 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食足食也，妇人 不织，禽兽之皮足补也”(《韩非子•五蠢》)，蒙昧时代人使用的弓箭(《说 文》谓:“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标志着人类制造工具的质的飞跃，不 仅提高了征服自然的能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况。

原始社会为了生存的狩猎活动，在畜牧、火耕之后，于“诗经时代”渐 被农业替代。狩猎不再是生产活动的主要内容，其中获取食物功能的田 猎也逐渐转化为贵族的嗜好、训练兵力与检阅军队之法。如《幽风•七 月》透露出集体狩猎的训练和备战之意。此外，人们还在猎手高超射艺 之外看到了谦逊人格和君子之风。如《齐风•还》描写的猎手相遇互相 夸赞的彬彬有礼，《齐风•卢令》将猎手“外美”和“内仁”并列，《齐风•倚 嗟》和《郑风•大叔于田》对猎手“淘美且仁”、“淘美且好”、“淘美且武”、 “抑若扬兮”、“仪既成兮”等风度与性格之美的赞美。®西周则将“射”转化 为“国家大事”，礼仪化为射礼，不仅用作“平时肆力于耕耘，有事则执干 戈以卫社稷”（吕思勉语)©的士的教育，而且还使射(宗教性的射牲仪式

和娱乐性活动)进人天子、诸侯及贵族的政治生活。①总之，在射的文化转 换中，人们为射添加了新的要求、衍生出新的作用。®

第一节周天子“养诸侯”之法

作为政治生活的射，射礼也成为周天子权力操作的新工具。周天子 手中的“射”，既是天子与诸侯交流的技术，也是天子对诸侯的控制技术， 还是生产“诸侯”的技术。这样，“射”也由原先的生存技术转变为权力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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