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武术的教育化生产先是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1952)将武术 列为推广项目,随后教育部(1956)颁布的第一部全国通用《中小学体育 教育大纲》编写了武术方面的内容,1961年规定了每学期武术课时数(小 学6学时,中学8学时);一些体育学院和师范学院体育系(1957年)把武 术列人教学计划;改革开放以来,在1999年正式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于2000年7月至2001年2月间形成的课程标准初稿中,也对武术做了 明确的规定。但是,从武术教育现状看,中小学生对武术课的热情不高, 教师也多以其他内容取代武术教学,学生喜欢武术但不喜欢武术课,一 些大城市学校和学生热衷于跆拳道、空手道等国外武技。

可见,在解决了认识性问题(论证了武术教育的必要性)之后,武术 的教育化生产面临着实践性问题(即“教什么、如何教”问题)。首先,课 程改革“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要求,将学生对武术的需要作为选取教 学内容、确定教学方法、决定教学组织形式的根据,对此,我们可以借鉴 跆拳道、空手道经验对武术教育进行技击方式的教育。在教育内容上, 我们可以将学生喜爱的项目,如幼儿的象形拳、少年的双节棍、青年的散 打等,作为教学内容;在教育方式上,从动作规范的技术教学延伸到文化 传播的文化教育(如结合武打片、武侠小说等进行武术教学,从武术解读

中国哲学、军事、文艺、医学等文化);在教育途径上,我们也可以利用青 少年喜爱的动漫拓展武术教育的阵地(让学生在玩中学,在动作库的组 合中体验套路的创编,在武术动漫游戏中接受武术“拳练千遍”与“冬练 三九、夏练三伏”的执着精神、“转学他师”与“道法自然”的求知历程、身 心和谐发展的武德修养),扩大武术文化的传播渠道。

(二)“进社会”的健身性生产

武术的体育化生产又以“进社会”的形式改造国民身体,进行武术的 健身性生产。第一,人们为武术成为社区体育活动的内容之一和机关的 工间操而呐喊。在1932年全国体育会议《各省市县应以人口为标准限期 成立及添设公共体育场、简易体育场、儿童游乐园,并确定其经费设备以 利民众体育之进展案》议决案中,武术不仅成为(甲级,公共体育场)体育 场运动项目,而且武术教师与体育教师一起兼任简易体育场的指导员①; 张之江在国民体育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的提案《为增进国民体育效率计 势须积极提倡固有体育奠定建国建军万代永固之基础案》中提议,“一、 全国各级学校及全国社会教育机关团体,应列国术为必修课程;二、全国 各级党政军机关团体,列国术为公余运动之主要项目之一”②。第二,人 们规划了社会武术的时间与空间。近代社会精英从时间与空间的纪律 化,描绘了全民健身的蓝图。1943年国民体育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 议《拟定国民保健运动体育部分第一年度实施计划请讨论案》(附件2“运 动项目及标准表”)中,对国民武术活动的标准和时间作了规定,“至少熟 练拳术一套及剑刀或枪棍一套”,“一月一日,骑乘或滑冰或行猎;二月二 日,龙灯及舞狮;……十一月十一日,拳术、摔角”③。他们也从空间上规

划了国民的武术活动,如杨希尧在全国体育会议提交的《请注重全民体 育以救国难案》提案中提议在规定时间里“各界服务人员”须“一体到 馆”,“每日至少以一整时为限”。①通系向人们展现了街头巷里全民体育 的画卷——以巷为单位,“群列户外”;以家长为“组长”,“严格嘱其家长 监视家众”;以闻鸡起舞为考勤,“晨操不到者有罚”。②他们的健身化生 产,并未停留于议案层面,还进行了大量实践推动。上海青年会于1936 年发起“夏季千人游泳大召集”(实际参加者超过千人),1937年发起“储 力运动”(即储心力、体力、智力、物力),其中的“储体力”提倡每日一小时 运动③;上海青年会体育部1939年向民众发起每天早晨7时到7时半的 “晨操运动”,有两千余人参与其中©。第三,人们试图在社会武术与行政 领导政绩之间建立联系。他们不仅提出“各机关长官或首领”“亲自督 阵”并“同操演”;而且还提议将武术的发展与地方行政长官的政绩相挂 钩,“地方行政长官之考成,地方体育亦为最要成绩之一”⑤。

建国后,政府将“增强人民体质”作为己任,除构建举国体制的竞技 武术之外,还于社会武术取得了重大成就:先是国家武术的简化太极拳 取得了成功,后来则有武术社会组织(如木兰拳协会)再铸辉煌。

(三)“聚个体”的国家化身体生产

武术的体育化生产又将国民身体的改造“聚焦个体”,进行身体的国 家化生产。第一,在社会精英为民族发展和国家富强寻找到个体身体之 终端,在国家与个体身体之间建立起新联系的同时,也将国民身体的改 造提升为政治行动的纲领。这样,原先对国而言征丁与纳税的身体,现 在与国之存亡和富强有了关联。例如,梁启超将国家比拟成人的身体, 同时将新民的身体建构视为解决国难的根本之道。杨度则说:“国也者,

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欲其国之安 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新民说》)。①第二,国家作为家长,接管 了个体的管辖权,直接干预个体身体型塑。如杨度在资政院两次演讲中 提出,国家应作为个人身体的主导者与经营者,而个人应以国家,而非一 己的家族,作为忠诚与顺服的对象。第三,国家视野下的身体也就有了 新的美学标准,原先“各美其美”的私事被引导到“共美其美”的公共话题 和国家大事之中,其美需经受国家康强和复兴的检验。在美的性质上, “袅袅亭亭,文文雅雅”之美让位给“躯体魁梧,生气勃勃”,传统的“美”被 看成了“亡国之艳”而遭唾弃;在美的内容上,过去美在脸上的标准转向 了身体;在美的方法上,胭脂香粉的装点被身体锻炼所取代;在美的评价 上,不思进取地改变自己的身体还被视为未尽“应尽之本务”的不道德表 现。©他们如是说:

诸位实在已经有了麻斑,但是这个麻斑,不在诸位面部,乃在诸 位的身上!……背驼就是麻斑!……平胸就是麻斑!……凸肚就

是麻斑! 太肥太瘦,也是麻斑! 现在美的标准,已经改变

了些:那袅袅亭亭,文文雅雅,虽也算美,但是这种美的结果,将来定 是要弄到柔弱不堪;要躯体魁梧,生气勃勃,才算是美,因为这种美 的结果,能使人精神向上。所谓理想的美人,既不在流行的月份牌 上,也不在坊间的名画集里,请从体育的照片和体育历史的当中找 去罢!凡我国目下诗歌之所吟咏,小说之所描摹,都是违反自然,有 伤体育。俗人眼中所谓美人,真乃亡国之道,弱种之由!……你如 将来拿起小镜子照你尊容的时候,也请走到大镜之前照一照尊身, 拿起擦面粉擦的时候,拿起雪花膏搽的时候,也请想一想,你的身体 要不要擦?要不要搽?能从擦面搽面的功夫之中,抽出点来,锻炼 身体,使身体健康,姿势正确,方才算得真正好看!(蒋希曾:《我之

体育观》,《体育研究》1921年11月,栽《中国近代体育文选》,第96— 97页)

我国女青年的身体,不消说得,自然比男青年的更不如了。她 们是纤小,她们是怯弱,她们是矫揉造作。(如昔之缠足,今之束 胸。)但这也难怪她们。因为国人心目中所公认的“美人’’的标准实 足以使她们陷于这个“万劫不复”的深坑啊!(杨贤江:《青年对于体 育的自觉》,《学生杂志》第十卷第四期,1923年4月5日,栽《中国近 代体育文选》,第119页)

我国对于人体美的意义,似嫌太狭,而尤以偏重女子面部具“柔 美”者,为代表身体全部美的一观念最为荒谬,此因我国人对于美之 观点不同,而以未研究体育之故,不知人体之真美何在,故有此谬见 也。(陈奎生:《约述体育主义之诸说》,《学生杂志》第十卷第四期, 1923年4月5日,栽《中国近代体育文选》,第119页)

第四,在尚武身体话语中,不仅形成了与民族国家联系的新的身体美,而 且也改变了传统身体的“身/心”关系。曾经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 人”的“心”对“力”(体)的统治,被扭转为近代“力”的主宰;曾经与“文”的 优雅相联系的文质彬彬,被赋予“羸弱”之意向,指称为“亡国之道,弱种 之由”;人们也从中国人的身体上、文化中看到了女性化特征(如吴怡、林 语堂语)①,并欲以“武”的身体掩盖“文”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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