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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借助意义重组和社会谱系重组的文化转换 历史。近代以降，武术文化转换的社会发展背景使武术人处于不得不转 换的痛苦境地。对此，老舍在《断魂枪》中通过沙子龙“不传”的失望，描 写了当年在野店荒林享尽威风、“没遇见过敌手”的“五虎断魂枪”终由刺 扎他人之魂转为断己命脉之悲①;冯骥才以《神鞭》描写了近代以来武术 人的痛苦转换，并从傻二祖上及他“头功——神辫——神枪手”的功能性 变化中，告诉人们问心拳问心无愧的文化生产精神以及当代武术文化生 产的出路②。
近代以降，当中国人不得不以西方他者认识自我时，我们的形象经 历了“由高大而渺小、由完整而破碎”的转变，并于“技不如人、制度不如 人、思想不如人”®之后，将近代的衰弱归因于身体，寻得“身体不如人”之 新解，渐成自我反省的“病夫”意向，终于彻头彻尾的“百不如人”之结论， 中国现代化也由“变器”、“改制”、“改性”转移到“身体手术”。®换言之，
老舍:《断魂枪》，载曾广灿编:《老舍代表作》，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傻二祖传佛门绝技——问心拳——需仿效和尚剃光头，专修头功;在清军人关“留 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留辫子规定后，傻二祖上创造了辫子功；到傻二这里，在神鞭般的 辫子被洋人的子弹打断、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行强制剪辫法令之后，他剪掉了“鞭”，又以 “神枪手”保留了“神”。正是傻二祖上及他将头功变为“辫子功”，又由辫子功变为“神枪 手”，致使问心拳问心无愧、屹立武林。参见冯骥才:《神鞭》，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将近代中国发现自己不足、学习西方的历程分 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 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梁此说也开后来从器物、制度和思想心理文化三层面和三阶段论 述中国现代化之先河。
参见戴国斌:《武术的文化研究》,上海体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26页。
代社会精英“操刀一割，为自己和中国寻找出路”①的过程中，也就有了以 体操(体育)作为手术刀对国民身体的改造，有了他们对武术的联想，以 及以国术表征②为主线的武术现代化。
第一节“身体不如人”的尚武
“东亚病夫”常常被视为列强对中国人的嘲弄和侮辱，但究其历史源 头，将中国人称作病夫的并非全是外国人，也无嘲弄、侮辱之意，而是人 们运用国际惯用概念对晚清中国的定位，散发着他们对中国振拔求强的 希望，透露出他们对疗治中国药方的寻找。
一、病夫的号脉
根据杨瑞松2005年考证，国外人关于中国的病夫说始于1894年12 月《万国公报》所载《法国时报》的评论，“今东方又有一病夫矣，日本虽 小，竟将摇动其本根，摧伤其枝叶”(《万国公报》第71卷，1894年12月， 14885页）。英国泰晤士报1895年4月23日在“中国与日本”的分析报 道中，以sick man比喻日暮西山的清中国；Chirol于1896年在关于亚东 事务的论文集中以sick man形容甲午战争后躺在濒临死亡之床上的清 末中国形象。“病人”(sick man)是近代西方国际关系公共论述之方式， 是国际社会用来形容长期衰败无力改革的落后国家的惯用词，前有“土 耳其、波斯和摩洛哥、墨西哥”，后有“英国、意大利、德国、俄国、日本”被 称作sick man。《时务报》1896年转刊《字林西报》将中国、土耳其、波斯 和摩洛哥并称天下四病人。（《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第
陈旭皰:《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
在访谈中，蔡龙云先生说，建国后他们建构的新武术，并非哪一门武术（如华拳 等），而是国家武术！本书认为，民国武术现代化的文化生产，也非某一门户武术的生产，而 是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生产。故一同称之为近代以来“国家武术”的生产,简称为 国术表征的生产。
918—919页）当时主张中国“变法国强”的传教士李佳白（Gibert Reid)也 于1896年在《万国公报》发表《探本穷源论》之文时指出，“非独中国有病， 西国无病也，特轻重分焉耳”，“土耳其介于七和八之间，俄罗斯为五六之 间，英国则为一二之间”，而希望中国“翻然醒悟，力自振拔”。®
国人首用病夫说,则始于严复。1895年3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 发表题为《原强》的文章，将中国比拟成重病在身的“病夫”，“盖一国之 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 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 病夫也耶? ”严复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病夫比喻，不仅被广大有识之士接 受，也成为当时人们分析中国问题的框架、认识中国国情的关键词。 例如：
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纸《字西林报》于1896年10月17日 登栽一篇英国人所作《中国实情》之文，梁启超将其中一句话翻译 为：“夫中国'~一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
蔡锷在《军国民篇》(1902)中说:“显而言之，则东方病夫气息奄 奄，其遗产若是其丰，吾辈将何以处分之?”
梁启超在《新民说》（1902—1906年间）的写作中说：我以病夫 闻于世界，手足以瘫痪，以尽失防护之机能，东西诸国，莫不磨刀霍 霍，内向而鱼肉我矣。”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刊文《今日之教育方针》（1915 ): “艰难 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力，非吾国今曰之现象乎？人字 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 族，将何以图存？”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K1917)中写道，“国力茶弱，武风不振, 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甚至作为唤醒国人的惊醒剂(于1900年到1903年重病一场的曾朴在《孽 海花》小说的出书广告便以“病夫国之病夫”为笔名，在1905年出版时改 为“东亚病夫”笔名）①。
在人们对“病夫”的运用性解读或者说对“病夫”的消费性生产中， “病夫”也由“国家贫弱”的判断转向了“国民体质强弱”的刻画。日本人 菊井丛于1901年7月在东京《国民报》上发表了《东方病人》和《历史上有 名之尚武国》二文，将“病夫”与中国人的体质联系起来。
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 而偻，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慚形秽。西人行路，脚步无不急 者，一望而知为满市皆有业之民也，若不胜其繁忙者然。中国人则 雅步雍容，鸣琚佩玉，真乃可厌。在街上远望数十丈外有中国人迎 面来者，即能辨认之，不徒以其躯之短而颜之黄也。西人数人同行 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西人讲话，与一人讲，则使一 人能闻之；与二人讲，则使二人能闻之；与十人讲，则使十人能闻之； 与百人、千人、数千人讲，则使百人、千人、数千人能闻之。其发声之 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坐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 堂，声或如蚊。西人坐谈，甲语未毕，乙无儳言；中国人则一堂之中， 声浪稀乱，京师名士，或以抢讲为方家，真可谓无秩序之极。（梁启 超《新大陆游记》，1904年）
未受教育的人，身体还壮实一点，惟有那班书酸子，……痴痴呆 呆的歪着头，弓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 中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2卷2号，1916年10月）
一说到中国的“读书人”，便可不假思索地在脑子里活画出一个 模型来：惨白的脸色，萎黄的肌肤，窄狭的肩胛骨，平的胸，鞠的 “躬”！ 一张黄皮裹了一副枯骨，瘦损了的筋肉，和逃走了的血气（杨
贤江《青年对于体育的自觉》，《学生杂志》第十卷第四期，1923年4 月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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