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有“学问” “技能”等多种寓意，周代礼、乐、射、御、书、数 六门学科也称“六艺”；多才多能也称“艺”，其中应包括肢体技能。古人 又有“艺者道之所寓”的阐解，所以“艺”与“道”近乎同义。②至于“武” 和“艺”两个字缀联成词，似主要源自孔子，出于孔子对“艺”字的多义应 用和诠释。特别是孔子对擅长武艺的弟子冉求“求也艺”的著名奖评。对 此，古人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这是“言（冉）求多才能也”。也有人认为 “冉求之学未必于六艺皆通，圣人特取其所长而称之耳。故曰赐也达、由也 果、求也艺。……六艺之学全材实难”③。我认为冉求（冉有）是孔门高足 弟子中最为通晓兵事而擅长武艺者之一。《左传-哀公十一年》齐鲁艾陵之 战中，冉求以武城人三百为鲁军左师，最终吴鲁联军战胜强大的齐军。原因

《荀子集解》卷十《议兵篇第十五》：“齐人隆技击。”《集解》：“技，材力 也。齐人以勇力击斩敌者，号为技击。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 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见［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等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271页。

［清］乾隆敕撰：《钦定周官义疏》卷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8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元］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卷一“问孔子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何独称求 也艺”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第353页。

之一是“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①“用矛”二字有着明显的武艺 含蕴，这正是对“求也艺”的恰当注解。此外孔子还有“依于德游于艺”等 语，有人认为这里的“艺”即指武艺而言，如明儒王志长（字平仲，夏山 人）说：

士游于艺，未有不习射御者。夫子亦曰“我战则克”。自文武 殊途，服儒衣冠以武事为耻，而介胄之夫不知义。②

这些都说明“武艺” 一词的源头出自孔子，至少与孔子有重要关联。汉魏以 降，“武艺”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一直被延续到清末才退出历史舞台， 渐渐被“武术”所取代，而这一取代的过程中，还出现了 “拳”字的过渡 作用。

“武术” 一词，虽然古代有用过的例证，但只是孤证，广泛使用似乎相 当晚了。迄今我们在晚清文献中并未找到它的确切出处，暂时只能从民国 初年北洋军人马良所倡导的“新武术” 一词上反证“武术” 一词在民国前就 已存在。但“武术”取代“武艺”并被社会普遍使用，应该是在民国初年。 在我看来，“武术”取代“武艺”，正是古典武艺转化为现代武术的重要 标志。

“武艺”走向“武术”是一个逐步完成的漫长过程。实际这一转披早在 明末清初就已见端倪，至清代中后期渐渐演化成为潮流，开始出现义理与技 艺互为表里、融会发展的拳派，当时多称为“门”。“门”的称谓与明代拳 种或拳派明显不同，有些“门”的名称具有了儒、释、道的哲理特点，如形 意、太极、八卦、通备等；有些则依托民间神秘信仰如白莲教、天地会以及 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少林寺等。传统武艺正是在以“拳”为中心的门派潮 流中，一步步走向现代武术O

明末清初，以“拳”命名的武术门派在南北各地均有所见，乃至于流传 海外。门派规模不一，渊源杂乱，在后来的竞争发展中发生消长起落，有的 兴旺起来了，甚而走出区域，渐渐风行天下，形意拳、太极拳、洪拳等是其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61页。

［明］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卷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7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570页。

代表。有的始终只局促于某个地区，甚至渐渐销声匿迹了，或是泯灭在历史 的长河中，或是汇入其他拳派中去了。“拳派化”是古代武艺走向现代武术 的重要途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认识 其特点：

第一，主要从清代开始，“拳”字的概念升华了，涵盖面扩大，“打 拳，，“练拳，，，，耍拳”等成了宋元明以来一直流行的“玩枪舞棒” “刺枪 使棒”的代名词，传承久远的“枪棒武艺”终于被“耍拳舞棒”或“学习拳 棒”所取代。“学习拳棒”曾屡屡出现在康、雍等朝的官方文件中，表明官 方对这个流行词语的认同。晚清曾经试图以传统武艺打败洋枪洋炮的义和团 运动，史称“庚子拳乱”或“拳变”，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康、乾年间的民间 拳棒活动，与嘉、道年间的梅花拳有直接关系，梅花拳则由河南、山东的 “义和拳”演变而来。①“义和拳”由单一拳种走向混合拳种，除去其中的政 治因素，也清晰地显现了 “拳”的概念的延展变化。

第二，传统武艺自古以兵器为主体，源于“手搏”的拳法地位不高，基 本上属于业余民间的次军事技艺，比之兵刃击刺技艺，伤害较小的拳法具 有更多的游艺性质，是“初学入艺之门也”。是故明清武艺图籍以《耕余剩 技》《手臂录》为代表，都只谈兵器而不谈拳法，唯独戚继光《纪效新书》 有《拳经捷要篇》一卷，引人瞩目，影响深远。但戚氏本人晚年重新编订 《纪效新书》时，竟将《拳经》删除，显然也是因为拳法是“无预于大战之 技”，只有活动手足、惯勤肢体的价值而已。后来火器崛起，冷兵器日趋衰 落，拳法却勃然大兴，兵器不得不逐步让位给拳法而屈居次要地位，二者的 主从关系发生转换。同时兵器的群体结构也发生变化，许多早就被历史淘汰 了的古兵，以及各式各样的民间杂兵纷纷以“十八般武艺”的名义登场亮 相。实际上，其中多数已不再具备兵器特质，只是一种夸示古老与展现新奇 的表演性的“武术器械”。新兴的拳派多用“拳”字概括了属于本门派的器 械，比如名叫“太极拳”，其中就包含了枪、剑技艺，只有单独演练时才叫 太极剑、太极枪。一般来说，拳术的门派特征会明显一些，器械则共性更

① 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年版，第7—9页。 多，特别是枪、刀、剑、棍四门器械，门派特征并不很明显，有些“特征” 只是矫揉造作而已，并无实际意义。我考察过分属不同门派的枪法，基本上 都出自明清的六合枪法，可谓同源异流、大同小异。

第三，拳法的技术核心也发生了变化。戚继光《拳经》讲拳法的几个要 点中最强调的是“拳打不知”，即“迅雷不及掩耳”的疾速效应。先父也 经常提醒我：“疾上又加疾，打了还嫌迟！”毫无疑问“快”是技术核心，

“快打慢、长打短”是中外一切搏击技艺普遍意义上的法则。然而，后来的 多种拳派虽然也讲这些法则，讲速度、力量和灵巧的综合发挥，但往往更侧 重于“劲道”的掌握和表达，甚至强调以慢制快、以柔制刚的特殊效应，把 非普遍的理论提升为普遍原则，本质上是突出门派特点，是突出特殊的“拳 理”。“劲道”的要点是对某种特殊力量运行规律的努力追求和成功表达， 这种追求和表达让练家意趣盎然，在曲径通幽和无止境的探索中感受“练” 的快意和“打”的臆想，对练习者确有很大吸引力。特别对那些早就与强弩 劲弓、金戈铁马相去遥远而又念念不忘“书剑精神” “琴剑情怀”的士大夫 而言，这种含蓄高雅的运动方式很合口味，是故断断探讨，乐此不疲。总 之，“劲道”不以胜败输赢为最高标准，而是以享受演练情趣为主旨，即使 是精心设计的对抗性运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可以点到为止、心领神会的“技击游戏”。各种体质体能的练习者都可以量力而行，或刚或柔，或紧或 慢，在拟似较量中品尝“打”的乐趣，又可以以“内家拳”高自标置，似乎 比“其法主于搏人”的“外家拳”更显高明。尽管许多练家并不愿意公开承 认这一点，总是把特殊的击技功效说得神乎其神，而本质上与真实的搏击毕 竟不是一码事，终究不可同日而语。

第四，“拳”的兴起，拉动了 “套子武艺”的发展，使套路成为最广泛 最受欢迎的武术传习模式，从而大大增加了武术的受众面，武术的健身愉情 价值突显出来，套路的结构和风格也趋向多元。套路的出现应该很早，除了 训练、传授等原因外，我相信一开始就有“舞”的因素，有自娱娱人的情趣 追求。但在临战实效是武艺核心价值的古代，“套子武艺”有其显而易见的 局限性，生存空间有限，却能绵延不断，一直存在下来，就因为它有一定的 生存空间，有生存并发展的社会需要。早在宋代，街巷闹市就有武艺表演活动，如“使棒” “使拳”之类，所表演的应该就是“只好看，上阵无用”的 “套子武艺”。军旅中也会有，只是上不了主位，只能依附存在，直至明代 中后期，仍然经常遭到排斥和禁约。古代的“套子武艺”虽经常遭受虚花之 讥，我相信仍然比较质朴，不会完全丧失实用的本色，这从明代拳法资料中 可以看见。当冷兵器快步走向衰微，传统的军旅武艺锋芒不再，“拳”登上 武坛主位之后，“套子武艺”便正大光明地活跃起来。不但一切武艺都主要 用套路形式来表达，最重要的是拳术套路有了理念上的突破，在新兴武学义 理的引领下，套路有了许多创新模式。虽然依旧把技击功效摆在第一位，实 际上“劲道”成为不同拳派最重要的旨趣所在，这就表明古典武艺已经终 结，古老的中华武艺正式进入了 “武术”时代。

需要再强调一下，主要在清代，武术家们从不同的社会本位与武学义理 出发，推动“武艺”向“武术”转化，也就是将以技击功效作为核心的古 典武艺推向以“游艺”价值——即体育娱情价值——为核心的现代武术。我 曾经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古代武艺的“体育化进程”，这不是没有道理，但更 恰当的说法还应该是“武术化进程”。如同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漫长 曲折一样，武术化进程本质是这门古老文化现代化转型进程，同样也漫长而 曲折，一直到今天还不能说已经成功完成，因为还有许多根本性问题没有解 决，理论上也是歧义甚多。所以还需要在继承与创新之路上继续探索前进。

三、国术与竞技武术

概括而言，近代以来，从武艺中脱胎而出的中国武术大致经历了三个发 展时期，即民国的“国术”时期，新中国的“竞技武术”时期，以及改革开 放以来的当代，我称之为“后竞技武术时期”。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化，正如许多传统文化出现了回归传统或传统再建一样，武术也进入 追寻失落了的传统和创新发展的新起点上，发展步履加快了，在国际同类体 育文化的对比与参照之下，对武术未来发展趋向和模式的探索，对过往经验 与教训的思考，都明显活跃起来，特别是民间力量的介入度大幅提高。只是 问题还相当多，首先官方的垄断体制本质上是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的派 生物，虽然已有所松动，但并没有根本改变；其次，官办的“竞技武术”已经相当落寞，但毕竟经过了几十年的垄断经营，仍然拥有很大市场，又有相伴而生的技术梯队和追随者，在当代武坛上仍高居中心位置。是故，改革仍有难度，来自思维定式和机制惯性的阻力还相当大。

当前，“中国梦”正引领着我们进入民族复兴的伟大潮流中，人们期盼着对中华身体文化和体育文化的重新认识和体制再建，核心是对武术的创新 发展。古人讲“温故知新”，“知新”有“为学欲新”的含义，也就是要在 创新中求取进步。因此对“国术”与“竞技武术”做必要的回顾与评价，对 武术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先来简要回顾“国术”的兴衰历程。

清末民初，在蒙受“庚子拳乱”的秽名玷污之后，武术逐步从灰霾的遮 盖中走出来，有了新的气象，有了对新的发展模式的追寻与试验。最先破 土而出的是民国七年（1918年）北洋军人马良推出的“中华新武术”，其内 容由摔角、拳脚、剑术、棍术四“科”构成。其中有些内容早在民国以前就 曾在北洋新军的训练中试行过，有些则是进入民国后马良与一批武术家共同 研发的成果，同时也明显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新武术”的出世曾经风生 水起，光芒四射，很快就被北洋政府教育部选定为全国中学的推行教材，开 武术进入学校之先河。主要基于对义和拳的反感，社会上对新武术争议甚 多，指议之声不绝于耳，其中包括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的尖锐批评。但新武 术使得武术这一灰头土脸的国故有了些许新意，也终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 代化转型大潮中有了一席之地，为后来国术的应运而生做了一定的前期准 备。这是新武术不容否认的贡献。新武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沿袭传统的武 艺结构，将摔角与武术的拳械套路捆绑在一起，使武术实际上成为中国本土 体育——当时称“土体育”——的延续和创新。这一结构为后来的国术所承 接，只是国术在内容上有了较大的拓展。

1927年3月，一向热爱武术的西北军将领张之江，以及蔡元培、孔祥熙、 于右任等人发起成立以“国术”命名的本土体育管理与研究机构，经国民政 府批准，于1928年正式成立了 “中央国术馆”。同年10月，在南京举行了第 一次“国考”，即全国规模的国术运动会。此后逐步向全国推广，构成从中 央到省、市、县三级的国术馆体系。国术与国术馆体系的核心是两点，一是 在学理上顺应了当时方兴未艾的“国学”或“国故学”建设，将中国本土体 育纳入国学大体系，参照奥运体制，建立起与西洋体育相对应的中国本土体 育系统。所以国术不但包括摔角和武术的拳械套路演练，还包括了射箭、弹 弓、症子、举重（测力）等传统项目。因此，当代官颁武术教材中长期以国 术等同于武术，无疑是非常错误的。二是积极推动本土体育项目的竞技体制 创建，这是难度很大的事情，特别是武术系统，没有成熟的模式可资借鉴， 套路演练与拳械的对抗性竞赛应该如何协调开展，是国术建设的难中之难。 所以当时的竞赛模式明显具有试验性质，即在套路演练以外，增设了散手、 击剑（后改称“短兵”）、长兵等比赛项目。这一试验并没取得完全的成 功，但试验本身的创新勇气和所取得的经验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在1935年第 六届全运会上，国术被确定为全国运动会的正式项目，这显然是一个重要成 就。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各个项目自身水平参差不齐，国术只选取了拳 术、器械、摔跤、射箭、弹丸、踢镌、测力六个单项。其中的拳术、器械， 分为“单人”和“对手”两种，实际是个人拳械套路的单练和双人对练，仍 属于套路表演，而非散手、短兵、长兵等对抗性项目。可见从1928年到1935 年，历时七年之久，武术的对抗比赛形式仍然没能确定下来，亦见长时间虚 拟化了的套子武艺转向对抗性的竞技比赛，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

中央国术馆在其短暂而狭窄的生存时空里，经费拮据，人才不足，缺乏 高水平的理论创新人才，没有能够完成国术的学科体系建设，没有编写出 可用于大面积推广的多层级教材。虽然建立了自中央到县级的各级国术馆系 统，但体制松散，行政乏力，又缺乏足够数量的人才支撑，许多地方只能听 由自行发展，自行设置项目，运筹和规模都主要依靠地方长官的重视度。于 是，全国的发展状态落差很大，甚至各搞一套，没能形成真正统一有序的全 国赛制。基于人才匮乏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作为最高指导机构的中央国术 馆，不得不把有限的力量主要投入所创办的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上，放在 国术人才的培养上。可以说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央国术馆最重要的成就应 该是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土洋兼长” “一专多能”特点的国术人才，其中不 乏出类拔萃的精英。新中国成立后，其中的一小部分追随蒋氏去了台湾，代表人物如李元智、常东升、韩庆堂、傅淑芸等；大部分则留在大陆，有些人 坚守专业工作，在新中国的武术教育与社会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张登 魁、张文广、温敬铭、何福生、刘玉华、康邵远等。只是这些人不能不受困 于“竞技武术”的体制，顺应时势，削足适履，国术学养并未能得到充分 发挥。

1937年抗战爆发，国难当头，中央国术馆陷于极度困窘的境地，但在张 之江领导下，师生在大后方艰难生存，精神感人。一些地方国术馆的人员， 如山东国术馆副馆长窦来庚等，勇赴国难，壮烈殉国。相比于沦陷区那些追 随汪伪政权的武术名人如褚民谊、马良、吴图南之流，个人品节判若泾渭。 今天，我们回顾张之江将军勤勉谦恭和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唐豪勇于开拓 进取的一系列学术成就，至今依然光耀如烛，让我们不能不有高山仰止、肃 然生望慕之慨！历史是公正的，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努力，国术馆及其成 就也一定会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术仍然受到国家的重视。1953年11月在天津举行的 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规模宏大，项目众多，而且充分体现了新中 国多民族团结和睦的博大气象。许多民国时期的国术名人都踊跃参加了这次 运动会，包括张之江、徐致一、王子平、佟忠义等，大家热切期盼以国术馆 的经验与教训为基础，建构起更加具有民族特色的新中国本土体育体制。曾 积极参与创建了青海、甘肃两省国术馆的先父马凤图（字健翊，1888-1973 年），以“国术名家”的身份出任甘肃民族形式体育运动选拔大会“选拔委 员会”（类同后来的组委会）的副主任委员，兼领表演竞技项目的裁判长， 具体主持了参加天津大会的省级选拔工作。我家兄弟四人分别参加了省、区 和全国的比赛，二哥马贤达最显荣光，他代表华北区夺得全国短兵冠军，此 前他勇夺天津市的散手冠军，显示了马氏通备武学的实力。张之江先生在见 到贤达时情不自禁地说了声：“老子英雄儿好汉！”又谆谆告诫贤达：“跟 你爸爸讲，该出来了，不要老窝在西北。”这反映了那时国术前辈们的欢欣 心情，他们深感民国时代并没有完成的国术建设一定会在新中国成功完成， 中国人一定会在拥有奥运体育的同时，也拥有自成体系的本土体育，并将它 推向世界，真正做到“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



然而，一切如同昙花一现。

天津大会后，民间武术势头很好，以兰州为例，我家宽敞的院落成了本 市最活跃的练拳场所，每逢周末，总有许多武术爱好者赶来练习，有我的 师兄们，也有慕名而来的外地客人。父亲乐于亲自指导，一会是拳，一会是 枪，大家练得非常起劲，气氛轻松欢快，尽管当时的物质生活并不宽裕，但 精神上是欢快的。然而这样的日子未能长久，随着一个又一个严酷的政治运 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自1955年起，全国武术被迫转入“收缩和整顿”状 态，各地的民间拳社之类被一扫而光，许多民间拳师和武术名家遭到打击， “国术”逐步成为禁忌。1957年，一篇题目为《武术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 文章赫然出世，将武术的学术讨论彻底引向政治斗争。①紧随其后，由某些武 术工作者借用所谓“查、华、炮、红”为基本风格的新编“长拳”体系被隆 重推出，以等级运动员制度为依托，挟“国家规定”为旗号的所谓“竞技武 术”阔步走上武坛中心。其核心，一是以套路表演为唯一的“竞赛”模式， 排斥一切对抗性的比赛，理论上则公开倡言“武舞”的合理性，批判莫须有 的“唯技击论”；二是套路演练必须以“规定套路”和规定动作范围内的 “自选套路”为主体，其他的只能在“观摩交流”中向隅而存，登不了 “国 家比赛”的大雅之堂；三是规定套路和自选套路又必须以号称源于“查、 华、炮、红”的长拳为主要风格，其他少数几个拳种也被纳入“规定”范围 作为陪衬，如太极拳、南拳等，聊以显示“百花齐放”。通过行政力量的强 制推行，靠全国比赛的拉动，多数省份建立了武术专业队，又建立了业余体 校和专业体校的武术班，直至编写统编教材，统一高等武术教学，使“竞技 武术”在不长的时间里一统天下。不但全国武术都不得不沿着新式长拳的方 向发展，表面上是比功架，比劲力，本质上主要是比跌、仆、滚、翻的花 样翻新，更重要的是有教育体制的紧密配合，后继有人，形成所谓“学院 派”。一段时间里，全国武术比赛实际就是为几百个省级专业运动员举办 的，与广大的民间武术爱好者并无关系。多年后，一些优秀运动员水到渠成 地走上艺坛，成为武打明星而风光无限，而很少有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武术

① 伍绍祖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综合卷）》第三章第一节《“左”倾思 想想对体育事业的干扰》,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家。大势如此，主要以农村为生存空间的传统武术彻底被边缘化，甚而遭受 蛮横打压，导致传承断裂，很多流传有绪的古典武艺悄然失传了。

显而易见，“竞技武术”长时间的偏向发展和一花独放，背离了武术的 传统文化特质，背离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追寻和秉持的身体理念，也有负 于党和国家对武术一如既往的重视和期许。这种专断局面的形成，除了确实 受了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外，不能排除某些主管者个人的消极作用，某些武学 肤浅而又襟怀狭隘的人长时间居于武术管理和理论权威的位置上，一意孤 行，听不得不同意见，以致中华武术总体上的分裂和衰变。直言之，“竞技 武术”徒有武术之名，实际上越来越成为舞蹈加体操的混合体，是以“高、 难、新、美”为目标的新式武舞，或是以“弓马歇虚仆，旋子加跟头”为主 要风格的中国式体育舞蹈。与之相配套的理论同样浅薄浮露，没有厚重的文 献根基和历史学依据，谈不上深刻的理论思维，东拉西扯，牵强附会，大失 古意。及至“文革”十年中，“竞技武术”被蒙上“样板拳”的红色外套， 在“语录拳” “忠字拳”以及“板凳破步枪”之类的“对打”中，将政治阿 附和胡编滥造演义到了极致！就是到了 “文革”已成强弩之末的1974年，还 有人抛出《彻底批判武术界的孔孟之道》等垃圾文章，坚持极“左”立场， 力图置传统武术于绝地。

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 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竞技武术” 所推出的长拳，恰恰就是无视“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以毫无传统渊源的一些肤浅说辞为理据，以某些流行武术为模式“创 造”出来的。因为有官颁的显赫地位，竟一跃而引领天下，成了穿着红马褂 的“钦定”武术。这是长时间反传统的文化谬误带给武术的误导和伤害，使 武术尊严扫地，使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变成了装腔作势、哗众取宠的花哨噱 头。我清晰地记得1972年冬季，久违了的武术恢复了，在山东济南“全国武 术表演大会”的研讨会上，一位北京体育学院教师提出武术发展应考虑练与 打“两条腿走路”的建议，这居然引得某武术官员火冒三丈，他站起来声色

① ［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

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页。

俱厉地说：“这是国术馆的观点，张之江的观点，国民党的观点！”当时气 氛紧张，我们很为这位教师担心。岁月不居，时过境迁，近年我曾与这位对 散打的崛起有重要贡献的老师谈起当年场景，觉得一切恍如隔世，而今只剩 下了 “可笑”二字。练打并行是千百年来中国武艺的传统，被戚继光总结为 “既得艺必试敌”的武学原则，张之江等人只是想参照西洋竞技体育的模式 把“必试敌”规范化、制度化而已，这怎么就成了国民党的观点，国民党管 得如此之宽吗？正是这位经常把戚继光挂在嘴边的官员，不但是竞技武术 的主要推动者，而且始终对中央国术馆深恶痛绝，言必批“唯技击论”，这 固然出于政治上的偏执，但也有特殊的个人因素，这倒是值得深入研究一下 的。显然，这种态度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也与中国人不以菲薄先贤来自 炫高明的人文精神相去甚远。

批评竞技武术的一花独放以及技术和学理上的种种弊端，不等于全盘否 定它。我曾经说过竞技武术的大面积推行，在青少年武术爱好者的基础训练 上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些至今仍有一定参考和应用价值。所以当年组织编定 的一系列“规定套路”中，包括最高层级的“甲组套路”，大部分已经烟消 云散，而其中的某些初级套路，如初级拳、青年拳、五步拳之类还都依稀存 在，仍不失为简便易行的启蒙教材。至于当年经过精心选材、严酷训练和频 繁比赛所产生的一系列高难动作，还有一批批优秀运动员，他们是竞技武术 的具体成就和荣耀，浸透了教练员、运动员的辛劳和心血，仍然在记忆犹新 中值得我们敬重。遗憾的是正如古人所言：“花拳入门，错了一生！”许多 跌、仆、滚、翻的高手，以高难动作闻名一时的运动员，一旦年龄稍长，跳 不起来也翻不动了，武术生命便随之结束，侥幸不留下伤痛就算不错，能另 辟蹊径通过影视演艺卓然成名者又有多少呢？我参加了 1959年3月在北京举 行的“全国青少年武术运动会”，这是竞技武术的首次大展示。国家体委武 术处处长、一手推出竞技武术的毛伯浩亲自担任总裁判长，参赛运动员190 余人，其中很多后来都成为竞技武术的技术骨干。不觉间数十年过去了，现 在回过头看看，这批人中还有几位继续坚守在武术阵地上呢？还有几位还在 为武术的兴衰存亡不懈努力着呢？我曾经说过，竞技武术有特殊的身材和素 质要求，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练的，像我这样一米八以上身高的人就极不适 应。所以1959年3月以后，我马上知趣地转向击剑运动，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 的男子花剑比赛，居然还打进了决赛圈。如果还留在武术队，要么被淘汰， 要么伤痕累累，一败涂地。竞技武术又有特定的年龄要求，不是一个人可以 相伴终生的运动。总之，它是专门为身材矮小、灵敏快捷的特定人才量身定 制的小众武术，不可能推广普及，不具有大众受益的社会功效。所以尽管始 终得到官方精心呵护，却无可避免地走上衰落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武术的发展状态有了明显改进，长时间遭到禁锢的散手 （现在叫“散打”）得以恢复，运动水平迅速提高，见证过民国散手的武 术老人都承认，现在的散手水平比民国时高得多。短兵也曾做过试验，只是 投入力量不足而终于只能在民间微弱生存。长期居于灰色地带的民间武术勃 然兴起，民间拳社和拜师收徒的传统传播方式恢复了，各种拳种纷纷如雨后 春笋般重返武坛，官办“长拳” 一统天下的局面不攻自破。至20世纪80年代 中期，武术出现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高涨势头，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超乎寻 常的重视下，习武群体急剧扩大，武术读物风起云涌。广州的《武林》杂志 发行量曾达百万之多，即使如此，在边远地区仍然一册难求。正是在这样的 形势之下，迎来了轰轰烈烈的传统武术“挖掘整理运动”，民间拳家奔走相 告，乐不可支，纷纷捐献自己珍藏的各种抄本和拳谱。这项工作有助于武术 科研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对深藏民间的武术遗产的宏观认知，曾经让我们兴 奋不已，真切地感受到武术的春天。

但必须得指出，当时的主管部门里多是竞技武术的推行者和受益者，虽 然曾经有具备一定新思维的领导人主持其事，但习惯势力顽固存在，不学 无术日久成风，致使整个武术界并没有对“左”的危害做深刻反思和检讨， 没有经历拨乱反正的思想清理。理论上仍然因循守旧，原地踏步，因此也就 没有能够真正从“左”的泥沼中脱身而出，也没能脚踏实地走出浅薄化的误 区。社会实践中没有就如何建构完整的武学体系进行学术研探，没有解决练 打分离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从而导致练套者不打，打者不练套，名字都叫 “武术”，实则南辕北辙，各行其道，完全谈不到三大元素的协调发展，看 不到古老武艺的文化根脉。从制造了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的分裂之后，又再 一次制造了套路与散手各成领域的现象，实际上是百年来中国武术的第二次分裂。还有民间拳派无限孳衍，使门派拳种大量增殖，奇怪的是这正是主管 部门喜闻乐见的，主管部门始终以拳多为盛，似乎门派拳种越多就越显得中 华武术博大精深。就连太极拳这样理论和技术都相对严整的拳派，如今也有 了许多新的流派，有些名号诡异，听了莫测高深，使太极拳遭遇了碎片化的 伤害。器械套路则完全丢掉了古典武艺的器械品质，手中的兵器实际沦落为 表演“满片花草”的道具。经常看着运动员手拿一根细细的“棍”，在舞台 上蹦蹦跳跳，嚅啪乱摔，如同在给地毯打土，真让人有不忍目睹之感，难道 这就是中华武术？这就是曾经名扬海内的少林棍法？不能不为之叹息：竞技 武术积弊很深，绝不是短时间能够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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