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训练，使农民起义军在悬崖峭壁之上，“兽狭部腾，如募马平地”； 作战时非常机动灵活，“官军大至则皆走，少则不敢进，精兵无所施勇，疲卒则 为所乘”②。在与敌军交战时，官军是数十人为一排，数排并进，而苗兵则零零 落落，四面散开。“进无部伍行列，退则鸟兽窜。”③面对上身穿铠甲，戈矛不能 杀伤的清军前锋，起义军就挑选精锐组织突击队，“以大刀手为前敌，分扑官军 营，目不仰视，但以刀砍足，官军死伤甚众”④。起义军还善用地形，埋“伏菁 中”，“内暗外明，猝不及防”⑤。远看无人，近则伏兵四起，难以逃命。“撤藏 洞屋，高山深著，一片芒迷，竞无从搜”⑥、“苗之来也，其战恒依险塞，官军 胜，则揉升兔脱，急不可捕；或闭垒自守，则散伏四出，益焚掠无所忌。”⑦起 义军诱敌深入，设伏聚歼的战术也运用的恰当好处。《咸同贵州军事史》第七十六章中有这样的记载：“苗性狡诈，每当官兵初至，常示弱以诱其深入，前后皆 伏悍苗以迎敌而断归路。”在包大度领导的黄飘战役中，这种战术被起义军应用 得淋漓尽致。

各族群众举行之时或在起义之后的战斗中，武器都比较原始、落后。《平苗 纪略》中见载的苗族使用的武器基本I：反映r咸同前苗族武器的情况。雍正七

年二月在剑河公鹅、鸡摆尾等寨“旬日之间刀、 弩、长标、鸟铳、炮位、盔甲收峙如山”①。六 月，公鹅“缴献鸟枪、环刀、标枪、弩弓无 数”。后来在鸡呼党“获铁盔、标枪、铛牌无 数”。鸡呼党一战之后，宜夭、腊鸟、交鸠、演 农、交甲等六寨便“旋缴枪86门，刀130 □, 标枪170根，弩12张，铁甲5领”。八年正月， “乂陆续缴到鸟枪1495杆，标枪186根，弩弓 1412张，刀151 口，鸟机9位，子母炮1位， 霸王鞭炮1位，铁盔9顶，铁甲17领”。这里 所记载的仅仅是今天剑河县的几个村子的情况， 由一斑而窥全豹，《咸同贵州军事史》第十六 章“军械与军装”较为详细记载了义军使用武 器的情况。书中说“至（于）苗族兵器，则有鸟枪、杆子、环刀、弓弩、兜鳖、皮甲等。苗 图6-1杜文秀领导的回民 生子长大即炼钢以为刀，终身用之。试刀必仰 起义时使用的武器刃牛项，下以肩之一肩即殊者，良刀也。弩名偏架，以一足蹶张，手臂传矢，往往命中。杆长二丈余，用以护弩，战则一弩一 杆，相将而前。执弩者口衔刀而手射人。敌或胃刃迫之，干无所施，弩人释弩， 取口中刀奋击以救最近。”

张秀眉等举行起义时，武器很欠缺，总共不过砍牛刀和砍柴用的砍刀百来 把，装铁砂的鸟枪I'多支以及一些斧头、柴刀之类。战斗中，义军火药、弹丸、 箭头往往很快就被用尽，然后舞标枪冲杀，接着以刀、石头等简易工具相接，直 至最后用匕首、拳头血战到底。《永绥厅志》中写道，两兵交战，“各持长杆枪以进，不胜者则拔刀相接，乂不胜者则匕首扭抱相截”①。《杜文秀帅府秘录》中 也载：“我汉回夷三教男女军民誓死同归，生一代众，浴血柑（钳）敌。刀矛用 尽，弓弩缺矢，剑折枪休，军民以铁锅煮大粪于城垛，敌近则浇；以牛马皮制弹 鞘拉弓射石，远击敌人，死者无数。有岩桑所制软弓弹石射倒敌人，有尿罐泡箭 射及者无药可医。汉人妇孺以杀猪刀、砍柴刀、切菜刀、割草镰刀杀敌。有两名 妇人，用剪刀， 用缝蓑衣铁针戳坏两名敌官之眼珠。夷家男女以老弯刀、月 牙箭、象鼻子刀、火枪、铜炮枪、钩镰枪勇猛杀敌。回民固有之宰牛羊刀、钢草 刀、马棒刀、镰刀等自为杀敌之器。回汉夷一家生死同路，火烬同灰，誓不降 敌。”“回汉夷苗扭成一股，结为一体，站成一线，头是一个，眼是一双，命是 一条。雕弓宝剑、长刀板斧、鬼头搓、钩心镰、木鱼、禅杖、铁罄、戒刀，直打 横不乍（砸），猛刺侧挑。”②从中可以看出起义军武器装备的落后。

尚武轻死的侠士精神

滇黔各族人民是在官府沉重的经济掠夺、政治压迫下被迫掀起武装起义的。 当有人振臂一呼时，群众往往一呼百应。他们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为民族的尊严 而战，所以一直保持着激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他们那种勇敢勤劳的传统精神，在 起义过程中往往转化为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战斗精神。他们“无重衣装，耐 饥渴，耐寒暑。”③“不畏雨雪，不间昼夜，不虑恺阻，裹粮而往，吹角而来。”④ 他们无论迎击官军的进攻、袭击，或者主动攻击夺城，都是以高涨的革命斗志冲 锋陷阵，挥抡着简单的武器刀矛等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官军对阵厮杀，显示 出勇敢的精神、浩然的正气与顽强的意志。如在嘉庆元年（1796年）平陇保卫 战的最后关头，石柳邓带领义军万众一心，英勇杀敌，献出生命，苗民起义军战 士大部战死，部分转移，没有一个投降，充分表现了苗族人民坚贞不屈的高贵品 质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同治六年（1867年），陶新春等领导的猪拱晋保卫战 中，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陶新春、周国瑞、熊万顺、梁八大等奋勇杀敌，均力 尽被俘。⑤张秀眉与杨大六也是“持短刀殊死战。战良久，扑地被俘”⑥，宁死不屈，最后就义；马敏功“为了免除男女老幼的痛苦，甘愿一人就义”，最后被 施以极残酷的滚钉板毒刑，宁死不屈，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为了阶级和民族的利 益血战到底的光辉史诗，表现了滇黔各族人民伟大的革命气节！

滇黔民族酷爱和平，也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这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 有着鲜明的展现。在起义的过程中，滇黔人民手持刀、矛、棍、棒等比较原始的 武器，各族起义队伍互相声援、并肩战斗，谱写了一个乂一个可歌可泣的英勇篇 章！给予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影响I-分深远。这样的斗争从商周到民国，一直 延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千年来斗争不息，显现出滇黔被压迫民众威武不 屈、坚韧不拔的尚武情怀。

在斗争中，以习武、布道组织和发动农民起义，起义的领导人和主要将领多 武林高手、重视武术训练活动、武技在战争中得到灵活运用、武器装备比较原 始、尚武轻死的的侠士精神、敢于冲锋陷阵的妇女是这一时期农民起义的显著特 征。他们习武练兵、锻造兵器，各民族间进行武术交流，客观上促进了武术的发 展。在革命斗争中涌现出的一个个义薄云天的农民起义英雄，更加凸显了滇黔各 族劳动人民伟大的革命气节。

在进行反封建斗争的同时，滇黔农民也肩负着反帝国主义侵略和文化入侵的 任务。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滇黔各 民族地区的全面入侵，给各民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面对英、法等列强的侵 略，1840年以来，滇黔各民族人民掀起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反抗侵略、反教会 活动。在“马嘉里事件”、“片马事件”、“洱源教案”、“青岩教案”、“开州教 案”等重大事件中，滇黔民族用原始的刀矛和弓弩，用自己的鲜血捍卫了西南 边疆领土的完整和中国人民的尊严，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塑造了一个个不朽的 丰碑！

滇黔武术是指千百年来在滇黔地域内形成或流传的武术拳种。滇黔武术历史 悠久，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并在武术史研究上占有一定地位。云南沧源新石器 时期的崖画中所描绘的棍棒、矛、盾牌、弩、弓以及类似杵棒和狼牙棒兵器的武 舞图，向我们展示了史前原始状态的武术形式。滇黔地区大量新石器时期石矛、 石斧、石刀、石镑、石镰、骨匕、骨镰等的出土，则进一步证实了流行于当地少 数民族中的武术已初具形态。滇黔民族尚武，“佩刀挟弩”之风久远。在云南晋 宁石寨等地出土的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刀、剑等兵器，“战争场面贮贝器”盖上的 摩战士兵，则反映出了当时已具有较成熟的摔、打、击、刺动作。同时，《史记 •西南夷传》有夜郎“可得精兵十万”的记载，兴仁汉墓出土的摇钱树上有擒 拿、格斗的形象，可乐汉墓出土的摇钱树上也有持械相斗的场面，《后汉书•西 南夷传》则记载了掉国向东汉献乐的历史。其中记载的“舞象”，乂叫”象戏”， 在秦汉时期被统称为“百戏”，是一种深受宫廷和百姓喜闻乐见的，包罗有马 戏、杂技、武术、幻术、角斗、滑稽戏和音乐舞蹈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形式，而幻 人则指秦汉时期表演这类节目的艺人。

唐代南诏的“武举制”，促进了滇黔朝野内外习武弄棒之风。“武举”中的 马军必须做到骑、射、枪法娴熟。南诏实行兵民一体的乡兵制度，寓兵于农。 《蛮书•卷九》载：“务田农菜圃，战斗不分文武，无杂色役。”①当时滇黔的铸 造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新唐书》载“南诏三宝”的铎鞘、郁刃、浪剑，十 分锋利，“所指无不洞也”②。唐“天宝之战”中，南诏军队更使唐军“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朝，元帅 沉江”①。宋代，“吹毛透风”的“大理刀”和为西蕃之最的“大理马”享有盛 名。记录云南军事武艺的兵书宋代邓嘉猷的《西南备边志》与唐代李德裕的 《西南备边录》及傣族古籍《挡答普》、《沙帕滚》和《腊禅真》为地方军事、 武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元代以来，武术技艺日趋成熟。中原到云南拓边屯垦的军队、充军发配到云 南身怀绝技的“犯人”、躲避追捕到境内的农民起义军人员和流落境内的武师 等，成为当地民族民间武术的传播者。

明清是滇黔武术大发展时期。朝廷提倡“文童习武，武童习文”。许多地方 设武场、演武厅，供武童习武、演武比赛。每年到秋季还举行骑马射箭比赛。据 云南省云县县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曾出现过武术馆”，但没有说明是什么拳 派的。明代，中原内外家武术传入昆明。一些城市中，汉族有耍大关刀、耍棍 棒、耍大刀、舞剑、打拳术、举石撤和哑铃、骑马射箭等体育活动。②明末清 初，昆明女武术家杨娥刺杀吴三桂而扬名天下。同时期出名的还有昆明北城外名 为殷姑娘的女子，武艺精湛；晋宁人吴金州臂力过人，武林人称吴重手；此外还 有精通剑术的黄纯之女等。③期间武术的大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密切关系。

明清两代，滇黔地区多次爆发农民起义，滇黔各族人民肩负着打击侵略者和 清政府封建统治的双重任务。动荡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地方大户都组建起地方武装 以防患未然。《滇志•兵食志》载：“近日人情所向，渐修武备，以安人心，以 实内地，以备招募，以禁盗贼，今使民自保家，人心欢从，精壮子弟，必有喜事 技击，而轻行阵，呼吸间万人毕集。”④《永历纪事》⑤中也说当时的地方武装 “能跣战，不畏矢，执标枪、大刀，常以少胜众。”其悍勇可见一斑。并对武术 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铜仁地区志•体育志》中记载：清乾隆、 嘉庆年间，松桃苗族人石柳邓领导遍及黔、川、湘三省边界的起义失败后，余部 散落民间，成为苗拳的传播者。清末咸丰、同治年间，沿河县境内爆发了刘永 宽、田母苟等领导的土家族人民起义，给土家拳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⑥侗族的“白马将军”起义，对侗家武术的创立与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清代，盛武举，设武庙。竞取功名有志之士习于弓马刀石外而习技击之术， 如清朝雍正二年（1724年），景谷设义学14馆。在馆内设置“尚武”的教学内 容①，武勇者颇不乏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贵州贵阳府人曹维城武举殿 试进士第一名，时年20岁，成为贵州历史上最早的一位武状元。曹维城可谓是 名家传世，其父曹元肃为康熙「二年（1673年）癸丑科武进士，其子曹石则是 雍正二年（1724年）甲辰科武进士，雍正御前带刀侍卫，曹氏祖孙二代都是武 进士，其中还有武状元，算是贵州历史上最有名气的武术世家。据有关资料统 计，清代，云南全省有武举4211人，武进士 140 A;贵州有武举993人，武进 + 104 Ao期间，南来北往的武术名家在滇黔地区传授武术。精通南派少林武术 的福建少林寺嫡传弟子陈占英，1867年就在昆明南校场挂牌教授徒弟②。清末， 云南总督唐继尧在昆明建立通晓武艺的卫队“做飞军”等。这些活动在客观上 促进了武术的传播和发展。

民国初年，省外部分武术拳师在昆明、个旧、蒙自、开远等地带徒传艺，如 王树章、田官成、“尹铁头”、毅海池、“双刀李”、“侠手刘”、“金枪”杨顺亮、 “石锁”吴兴龙等。③境内的民间武术，经历了漫长的传播、发展过程，各种门 派互相渗透，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武术内容。部分农村仍沿袭效古习武操练， 在空场、庙、祠等场所练武，有时还在伴有锣鼓、颐呐等音乐节拍中演练丢举石 担、石锁、练枪棍、舞大刀等传统武术。

1914年在昆明承华浦运动场举行的武术擂台赛上，昆明讲武堂学员龙云打 败法国大力士，轰动昆明。1932年春，傣族武师思洪贵在腊戍以精湛的武艺将 缅拳王击倒而获胜威震边疆。20世纪20—30年代云南省在昆明举办的6次全省 运动会上都设立了武术表演，这期间不少武林名人在滇黔传授各门派技艺。

20世纪30年代初在“国术救国”的口号下，各类武术社团纷纷成立，著名 的武术社团有云南国术团、英武社、昆明市国术团、振武社、太极拳研究社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内地很多武术名人及中央国术馆相继迁入滇黔昆明，将全国各 种武术流派及拳种带到滇黔，极大地推动了滇黔武术的发展，很多优秀拳种在滇 黔流传。

抗美援朝期间，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昆明的武师们举行了联合义演。体现了武术家们的报国之心。1955年，大理三月街期间，滇西各族体育表演大会隆 重召开，武术为主要表演内容，促进了武术在滇西的发展。1980年，全国武术 表演赛在昆明举办。云南省武术队的胡宝林、李海燕、吴云华等分别荣获通背 拳、八卦掌、形意拳3个项目的冠军，使云南的武术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滇黔众多的器械中，刀术和射弩无疑是很精湛的。刀在滇黔各少数民族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阿昌族的户撒刀很有名，素有“东有龙泉剑，南有阿昌 刀”之说。刀术在滇黔各民族中都是很精湛的。弓弩在滇黔各少数民族生活也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弓弩仍在独龙族、怒 族、基诺族等很多少数民族中使用。

摔跤运动深受滇黔各民族人民喜爱。其中彝族摔跤被誉为“彝族体育之花”。

在滇黔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着苗拳、傣拳、布依拳、布朗拳等异彩纷呈的少 数民族拳种颇具地域特色。从总体上来看，接受汉文化越早越广泛的民族，其民 族武术套路的内容越丰富，技术体系也越完整。从腿法较少，腿不高踢，拳架低 矮等演练风格来看，滇黔武术拳种多属南拳系列。

滇黔的武术器械种类独具一格，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棒术在民间较为常 见，有白族的霸王鞭、苗族的“打花棍”、土家族的“打飞棍”等。苗族的双环 刀，景颇族的平头长刀，阿昌族的户撒刀，侗族的月牙翼齿镜、勾林，彝族的钩 懂、链锤、链条、流石它、链夹、古杆、钉耙、铁齿，傣族的铁齿，德昂族的袖 锤，壮族的古杆等也是滇黔特有兵器。

据20世纪80年代滇黔两省武术挖掘整理的统计结果，云南共有拳种58个、 拳术套路650项、稀有功法2项、稀有拳种2个。贵州共有拳种39个，各族套 路、练功方法800余项。汉族流行拳种有八极拳、八卦掌、通臂拳、太极拳、形 意拳、查拳、少林拳、象形拳、地躺拳等，主要分布流行于昆明市、贵阳市、黔 南州，黔东南州、黔西南州、遵义地区，安顺地区、毕节地区、铜仁地区、六盘 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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