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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剑有短、长之分，不仅形制不同，而且使用的技术也因之 各异，古代剑术家有善用长剑者，也有善用短剑者。自汉唐以后， 随着剑的日趋衰落，剑的短、长之分似乎也逐步变得模糊起来，但 还多少保存下一些痕迹。但是在当代竞技武术的剑术中，已看不 到任何迹象了。
剑的起源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至今学界无定论.抛开起源 问题不谈，假如从剑的形制的确定和实用的广泛性上说，我以为 剑到了东周才正式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兵器，也才真正进入成熟 阶段；剑技，也就是剑的击刺技术也才真正臻于鼎盛。东周的剑， 又当分为春秋、战国两大阶段。概括言之，春秋之剑较短，主要 是青铜制品，当春秋末期，在吴、楚地区开始出现钢铁剑，如著 名的湖南长沙杨家山六十五号墓中出土的钢剑就是显证夕到了 战国，剑身普遍加长，肯铜剑固然仍占主要位置，但钢铁剑已经 与日俱增。春秋时代的剑一般在50厘米左右，个别也有60厘米 稍长者；而战国剑则常常在70~100厘米左右，个别还有长达100 厘米以上者.长短变化如此显著，非常引人瞩目。
剑身由短而长的变化，原因大致有三个。
春秋以前,作战以军战为主，车战所用兵器以长兵戈、矛、戟 为主；短小的剑对战车上的甲士而言，无直接斩杀之用，主要用 途是“防检非常”，即用于防身，用于弃车后的短兵相接。所以它 可能主要配备给作为“致师”的虎贲（敢死队性质的步战勇士）， 以及随车步战的“徒附到了战国，骑故步战大大发展，迫切需 19
要相应的短兵，剑的位置便骤然提高。这时，为提高杀伤力，剑 体需要加长。这是其一.经过长期实故应用，剑的实用技术趋于 成熟，技术的发展也要求剑身加长，并进而要求剑的形制多样化， 以适应不同技术的需要.这是其二.其三，冶金锻铸工艺的突飞 猛进，特别是铁兵取代铜兵的的大变革，使大大提高其坚韧度以 延伸剑身成为可能。
在我看来.长剑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剑技进入成熟阶段的象征。 从春秋末期到两汉间的数百年间，长剑短剑并世而存，出现了风 行海内的“击剑热”，形成了为士大夫所尊从的“剑崇拜”，这个 时期可称为我国历史上剑的黄金时代。太史公以??论剑”与 “道”相提并论.又产生了名为《剑道》的专著，这两点可以视作 ?'黄金时代”的主要标志产
长剑是短剑的延伸，渊源有自，不成问题。春秋短剑以吴、越 制作的最精，为世人“神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实用技 艺也以吴越最发达，汉代民谚说：“吴王好剑客，民人多剑瘢。”① 就是最好的写照。而《吴越春秋》中越女关于剑技的那一段人所 熟知的议论，乃是先秦剑论惟一传存下来的文字，境界之高妙,至 今令人品玩不已.长剑则似乎最先出现于楚国。楚国的长剑应当 是在吸收了吴-越的冶金技术和击剑技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春 秋末期，越灭吴，楚又灭越，楚国奄有了吴、越广大地区，直接 吸取了吴越的优秀文化，举世瞩目的“越王勾践自作用剑”等吴 越宝剑，不断出土于战国楚翦中，就是这一承袭关系的明证产所 以，及至战国时代，楚国的长剑便独步于列国，成为天下瞩目的 利器。
楚人称长剑为“长铁”.“长铁”就是长柄，是以长柄代称长 剑.屈原所谓“带长快之陆离”，就是指这种长柄剑.楚国的长剑 考古发现了很多，解放初，在湖南衡阳出土了楚国铁剑十四柄，其 中最长者140厘米，几乎是现代一般表演用剑的一倍长.?从一般 格斗原理上推想，长柄剑既可以刺，又可以双手挥杀，在这种铁 质长剑面前，短剑便相形见细了。《盐铁论》卷9《论勇》曰：
“荆柯怀数年之谋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 惮于不意,列斯贫、育者，介七尺之利也
荆轲携带的是长仅一尺八寸的匕首，王利器先生《校注》引 《白孔六帖》云："匕首，短剑也.”其用法主要在“以剑遥击”，~ 击不中，便成空手！荆轲又但凭智勇而疏于剑术，所以掷剑不能 成功，在秦王的七尺长剑面前，无能为力，只有听凭宰割。秦始 皇以长剑自救，使长剑的威力通过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表现 得淋漓尽致。
楚国的长剑是楚国兵力的象征，必定引起列国注意，而最为 注意的是与楚国并立为强国的“虎狼之邦”秦国.
秦昭王与应侯有过一段有名的对话，见《史记》卷79《范睢 传》：
“昭王临朝叹息，应侯进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 大王中朝而忧，臣敢请其罪。'昭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 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吾恐楚之图秦也
这反映了楚国的铁制长剑的确形成某种军事上的优势，对秦 国构成威胁。
善于引进人才并积极学习六国之长，是秦国最终能统一天下 的重要原因。据《吴越春秋》记载，春秋时代著名的“相剑家”薛 烛曾活动在吴、越地区，专门为吴、越国君鉴定宝剑。这位薛烛 就是秦人夕说明早在春秋末期，秦人就通过民间交往熟悉了吴、 越宝剑的优长，并且产生宝剑鉴定专家。
秦国当战国之初的秦简公时期，曾以政令形式要求官吏佩剑， 这就是《史记?秦本纪》所载的“简公六年，令史初带剑J这一 年是公元前409年.相同的记载又见于《史记?六国年表三》： “（筒公六年）初令吏带剑”。另外，《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的 《秦纪》中也有簿公"其七年，百姓初带剑”的记载。《史记》对 同一件事的重复记载，表明司马迁对这一历史事件的郑重程度，说 明对秦国来讲，这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史学界对此记载一向 都比较重视，许多学者都发表过富有意义的观点。但，多数学者 都是在剑的政治象征意义上思考问题，忽略了剑作为武器的军事 价值和提倡带剑的军事目的。我以为秦简公接连令更带剑，令百 姓带剑，着眼点就在剑本身。一个“初”字，说明在此之前秦人 没有佩剑习惯，或是秦的法律不允许带剑。一个“令”字，又说 明这是以政令方式强力推广剑的佩带，是在努力引进吴、越和楚 国的先进兵器和战斗技艺。对秦国来讲，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改 革措施，其意义不亚于后来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所以太史公 才三次加以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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