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级授课制、师生制逐渐成为一种时代潮流。适应这种新的形势，王芗斋开始 对师徒制进行思索。

王芗斋认为，“师徒之制誉为美德，然往往极美满之事，行之于我国则 流弊丛生，丑态百出，而拳界尤为甚焉”。为此，他提出了“解除师徒制”的 “商榷”意见。他本人“身体力行”，“从不喜有师徒之称，以期逐渐扫除门 派之观念”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 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拳分内、外家之说，就源于清初 著名学者黄宗羲为浙东武术家王征南写的这段墓志铭中。

1928年，张之江在南京创办中央国术馆，初设少林门和武当门，将查拳、 弹腿等划入少林门，而将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等列在武当门下。自此，武 术内外家之说更是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另外，加之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的渲染， 武术内外家之分更是家喻户晓，成为武术之常识。然武术内外家之分并不符合 武术的实际，该观点对武术习练百害而无一利。民国时期，孙禄堂、陈公哲等 均对其有所批判。

孙式太极拳创始人、“能集拳术之大成而独造其极者” 的孙禄堂认为武 术“名则有少林、武当之分，实则无内家外家之别”，传统武术的修炼一则可

从“柔练而致刚”，一则可“刚练而致柔”“刚柔虽分，成功则一”，最后所 追求的都是“刚柔兼备” “内外合一”，因此，今天我们把武术或分为内家拳 和外家拳，“或称少林为外家，武当为内家，在道为内家；或以在释为外家， 其实皆皮相之见也” 。

精武体育会创始人之一的陈公哲“发明刚柔一元论”，对武术的刚柔问 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谈论。陈公哲认为，“凡事物有阴则有阳，有刚则有柔”“刚 柔相济，原为一元” “各派同源”“刚柔之分，乃在动作之缓急，而非动作之 形象。故刚拳可以柔用，柔拳亦可以刚用”。他还分析了不同的年龄段、不同 的性格特点练拳时“刚柔”有所不同，从而得出“刚柔之用，取舍由人”的观 点。

需要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武术内外家之分并没有销声匿迹。为此， 蔡龙云先生对其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蔡先生首先对“内家拳”和“外家拳”的 言论进行归纳，把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归结为三点：一、“以静制动”，“后 发制人”的拳术为“内家”，“主于搏人” “先发制人”的拳术为“外家”；二、 “以柔克刚”，主柔的拳术为“内家”，主刚的拳术为“外家”；三、讲究“内 功”，善于调理内在气息运行的拳术为“内家”，主于锻炼外在形体素质的拳 术为“外家” _s然后，蔡先生一一对三点区别进行了分析和谈论，最后得出了 “古人和贤者” “在武术‘内家’与‘外家’之别的说法上”“带有片面性和 局限性”的结论。中国第131个武术门派创编人少北拳宗师张荣时亦认为“内、 外家之论，并不可取。其实少林亦有阴柔之功，武当亦寻阳刚之力”

现代武术史突出地表现为武术向“体育范式”的转化。该时期武术的发 展主要表现为竞技武术的完善、养生武术的成熟两个方面。另外，李小龙在学 习咏春拳的基础上，在美国的社会环境里，创造出了“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 为有法”的截拳道体系，该体系将西方的训练理论和中国传统武术讲究内涵的 优点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为我们进行传统武术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资鉴。

“国术”是民国年间对民族体育的总称，内容包括武术套路、长短兵对抗、 散手、射箭、弹弓、毽子、测力等，因此，我们说“国术与武术有渊源关系， 但并非一码事” 。另外“‘国术’ 一词创自中央国术馆，其字义含有浓厚之 国家主义色彩，兼有排外之意味甚浓” 为此，新中国成立后，“国术”改

名已成为历史的趋势。

1953年，曾任在天津举行“首届民运会”副秘书长兼竞赛部部长的吴江 平（后任新中国第一支国家武术队领队）认为在中国可以称为“国术”的技艺 有很多，如中医、国画等，武术被称为国术不确切，再说国术是旧中国、旧时 代的名称，故他提出国术改武术，并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得到全国体总领导 的认可，从此开始普遍采用武术这一专有名称。

1979年1月27日，国家体委发出了 “关于发掘整理武术文化遗产的通知”， 武术被当作“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之一”而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随后 20世纪80年代的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基本上摸清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家底，为武 术的继承、保护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世界范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也提到了议事日程。2004年8月，经全国人大批准，我国正式加入《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除积极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外，还开始建 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传统武术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 目名单”的501项中有7项是传统武术项目，传统武术被当作非物质文化遗 产、“文化资本” 而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术”作为“中国民族旧有的体育”是“目前开展 新民主主义国民体育，增进人民体能的一个很重要的形式”，但它“数千年来 被反动统治者收买利用，作为压迫人民，麻醉人民的工具，为少数人服务，根 本没有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发展，传习间染上了许多迷信、炫奇、空谈、各离宗 派等封建成分，传习者本身思想也不正确”，为此，改造国术成为“当前全国 国术工作者所应当全力以赴，刻不容缓的事” 。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积极的 探索。如李仲锼在分析了 “旧国术失败的原因”“旧国术本身的一些缺点”后， 提出了“关于我们国术工作者怎样来下手改造旧国术”的三点意见：一、国术 工作者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提高政治认识；二、国术工作者

加强学习科学知识；三、国术应当面向工农、为工农服务。

当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后，“国术”和国术工作者也基 本完成了自身的改造，武术的性质是什么、武术如何发展成为时代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

1957年，蔡龙云在《新体育》杂志上发表了《我对武术的看法》一文， 由此引发了关于武术性质以及武术发展方向的讨论。

蔡龙云认为，“我国武术从创始到现在，始终是循着‘击’和‘舞’两 个方面发展的。这两个方面传统地构成整个武术运动”，他认为武术运动的发 展应当在积极吸收外国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本着自己的规律和基础在新的思想 指导下向前继续发展”。如推手、散手、劈刀、刺枪等应注意“吸收外国好的 竞技方法来补充其不足”；武术“舞”的一面是“击”反映在“舞”中的表演 艺术，可以看作一种“古典艺术体操”，它“应该学习和揣摩芭蕾舞的腰腿训 练方法，这会加强武术的艺术性” 。

该论甫出，.争论即起。吴高明看了蔡龙云的文章后，主要从如下四个方 面进行了 “商榷”：一、他认为把武术的发展分为“击”和“舞”两个方面和 原来有人把武术分为“武术”和“武舞”两个部分是一致的，这样划分忽略了 武术的重要方面——体育意义；二、吴高明认为“击”和“舞”构成武术运动 的说法似乎把“舞”的地位摆得高了，实际上“击”是内容，“舞”则是表演 形式，两者不是并列的关系。关于武术的艺术性问题，吴高明认为不能为“舞” 而舞，把武术引向舞台；三、吴高明对蔡龙云认为的武术在古代谈不到“医” 这个作用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这种说法未免有点武断”；四、吴高明还认

为蔡龙云“五禽戏、易筋经和武术丝毫联系不上”的观点是一种一刀两断的说法。

一波未平，数波又起。马辉不同意吴高明的意见，他认为“武术是我们劳 动祖先与凶禽猛兽斗争，与大自然斗争，与压迫我们的强暴种族斗争，积累下 来的一些技击经验，它有几千年的历史，内容自然丰富多彩——可以抵御攻击， 可以健康身体，可以陶冶性情，可以美化身体，它有民族形式的固有风格，和 其他体育活动有所不同。我们不能将它四肢切断，拿着一个头或脚就说它是武 术，也不能拿着胸腔或两只手说它是武术，那样会抹杀了武术的全貌，贬低了 武术的价值”，为此他认为蔡龙云所说的“我国武术从创始到现在，始终是循 着‘击’和‘舞’两个方面发展的”虽不够全面，但“大体上说来，还算八九 不离十，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而“吴高明同志过分强调武术健康身体的一 面”，“忽略了武术的本质” 。

徐哲东亦参与了这场讨论。他认为，现在的武术可分为射掷（射箭、弹丸、 打镖）、角斗（摔角、推手、散手等徒手实对和刀、枪、剑、棍的竞技性对打 等器械实对）和演练（艺术型、功力型、柔软型）三个部分，“这是武术的整 个体系”。今天，武术能保存下来，“就是因为它具有体育运动的属性，为人 民所喜爱，这是它最本质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徐哲东就“与蔡龙云同志见 解的异同”“与吴高明同志见解的异同”两个问题进行了论述。他大体上同意 吴高明的意见，但认为蔡龙云“对武术认丨只得不全面，不了解它过去发展的历 史，因而对它的广度深度都估计得不足，按照他的看法来对待武术，会使武术 流于浅狭化，失掉许多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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