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剑道的历史

(一）二元历史观

要学习一门技艺，首推的第一步，当莫过于了解它的历史轨迹，从而，可以客 观地确立其在当今各种学科中的地位及发展趋势，找到学习的正确路径。

剑道的起源与发展，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对这种在长时期中影 响一个民族，为一个民族所代代相传的文化现象，我们所做的任何轻易而下的结论 和偏褒之言，都将会与事实相佐。

人类使用刀剑的历史，因其和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休戚相关，因而，其成长过 程，无一不是伴随着本民族的发展历程而发生。这其中，维持一个民族生命的精神 内核®,则从根本上决定了刀剑使用的形式，并严格地框定了刀剑发展的大体空间。 刀剑的历史，几无可选择地要深深受到这种民族传统因素的制约，而成为不同民族 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历史上，从冷兵器时代，直到现代的信息武器时代，在文化人类史上，曾有过 三个特别崇尚武力，而又“强焊”的异特民族。一个是受尽欺凌颠沛，而后又凭“旧 约”所示，居然于二千多年后重新复国的犹太人；另一个是曾骑在马背上，金戈铁骑

“育径” 一词，可参见《突变论：思想和应用》，[法]勒内.托姆著，第一章“形 态发生的动力学理论”。“育径”即chreod。

指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和独创精神。详可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篇和 “历史的地理基础”二节，以及[德]兰德曼著的《哲学人类学》。

横亘欧亚大陆，而现在却以近二分之一的人口生活于乌兰巴托和其他都市市区，安居 于漠北戈璧一隅的伟大民族蒙古人；还有一个，即是别着长短两剑，长期斗杀不绝的 岛国民族日本人。刀与战争，几乎与日本民族的成长历程同生共息。地球上还没有过 哪一个民族，能够如同他们那样，经得起如此长久的战火煎熬，并依然繁养生息得如 此强盛。

随着历史的脚步，大元帝国的辉煌因投入中华民族的怀抱而被明王朝湮灭，仅留 下大漠一片；生性坚韧顽强的犹太人，因为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依然在面对着持 续不断的、激烈的矛盾和冲突；惟有日本民族仍一如既往，在二战的废墟上，依靠自 己，又再一次重新变成了强盛的经济大国。与此同时，他的最本质的民族精神的代表， 剑道，也一跃而走出国门，成为了世界的剑道。

三种代表性的刀剑史，可以进一 步说明，“精神内核”在支配一个民族 的文化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对此类民族的完全不同的结局，

若以历史的观念来平静地审视，可以 看到，在古代日本这样一个长期纷 乱，而又以封建武士政权为主流的社 会中，剑道的发展，实际上已远远超 出了刀剑的技术形式范围，而与社会 形态及社会伦理道德耦合成了一个不 可分割的统一体。支配该统一体根基 的生命力，并不是为日本民族所广泛接受的某一宗教和信仰。古代的日本，共有二 百多个神及各种形形色色的原始宗教，并为不同的部族所信奉。在它的“内核”中 以单纯而又复杂的形态生长着的精神，是始于七世纪时方形成的一种代表国家和皇 族的神道。纯真的、阳春三月举国城乡盛开的短暂而绚丽灿烂又凄凝高洁的樱花， 既是国家的象征，又标志着年轻武士生命的化身。



即使明治后，从封建领主制一跃而进入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跨级跳跃，也不但 没有使日本社会形成普遍的民主和人权意识，相反却使得它的深处充满了一种内心 的冲动、不安、扩张和血腥的躁乱。在看似成功地超越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后，以儒家忠勇为核心的武士文化并没有消失。在冠以民主政体的社会中，古代武 士的形象依然牢固地占据着民众的精神世界，给本来就至为封建的剑道内涵又增添

了帝国的侵略色彩。由于外力的激活而产生的制度嬗变，不仅没有改变整个民族精 神的根基，在天皇的光环下，反到使得它的内容变得更加繁纷和复杂。

二战的战败，对日本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是封建文明对现代文明 作愚昧无知的挑战的最后归宿。当大获成功的日本，不合时宜地试图输出它的秩序 模式时，对它施以惩罚的复仇女神也就降临了。它既是一种分配世界资源的传统方 式的结束，又是一种文化的痛苦终结。现实对“不可超越阶段”的补课，使得日本 民族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也使得他们开始学会了第一次正确地面对世界。这也 是剑道的一个历史性转折时期，现代剑道，在摒弃了旧的武士之道后得以产生，并 成为体育。

遵循以上这一历史线索，根据剑道技术的发展，及其文化精神的内涵，本书试 把剑道的历史分为六个时期：大和时代、镰仓时代、江户时代、明治时代、二战时 代和现代的剑道。本节对这一脉络的探究之本意，旨在力图从文化人类现象和唯物 主义历史观这两种方法的耦合上寻找到客观的过程，从而能给出较为清晰的结论， 以期尽量避免学习中产生的偏见。

(二）剑道的起源

最初的剑道，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三世纪大和时代和中国。至于这两个民族 的交往，远在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就有了久远的关系。而自东周至三世纪，其绵 延五百余年的日韩移民大迁徒所给予的影响，则更是渊源流长®。《前汉书》记载， 乐浪海中有倭人，国王世袭，大倭王居邪马台国，男子黥面纹身，已使用矛楣，弓 箭有铁镞，以岁时来献见。时，倭国奉贡朝贺，自称大夫，往来甚洽。嗣至公元57 年，两国朝廷开始了密切的交往，汉光武帝曾授予日本使者以“倭国王”金印紫绶。 当时的日本分成百余国，攻伐无常，战争连绵不断®。迤至北魏景初二年（公元238 年），日本雅马台女王卑弥呼，使臣来华朝见，魏明帝封与“亲魏倭王”，并赏赐五 尺刀二口和大量丝、缎、锦、绸、布匹和马。此后，汉刀经民间商人由朝鲜大量传 入日本，而成“扶桑”刀制祖形的一主要源流。



在没有形成武士社会之前，剑道只是一种战斗的技法。最早的剑被称为“太刀”， 其剑法被称谓“多知伽伎”和“多知宇知”。®通常的说法，多认为它是由汉代时从 中国传过去，由手柄带有环首、直身窄刃的单、双手平造型“大刀”仿制而成。有 的学者并附而据此推定很长一段时期中，日本社会都是以这种中国刀作为主要的战 斗器具，使用的剑法，也几乎全以中国刀法为内容。

从日本民族融合形成的结构过程来看，却并非完全如此。约自公元一世纪前后开始， 从爪哇、马来、南太平洋诸岛，及中国岭南、闽瓯、云贵高原地区，陆续辗转海上，迁徒 而至的大量“海幸”居民，也已带去了他们自己的已相当精良的长刀和治铁技术®。在土 地富庶而人烟稀少的日本岛,这些多为被迫漂洋过海的南方民族，在这里结束了他们自古 沿袭的刀耕火种的历史®。然而，几乎没有多少矿产的贫瘠岛国，又迫使他们为了生存， 必须要不断地向海外寻求资源和技术。这促使尚处于蛮荒文化状态的古代日本，迅速地接 受了近在咫尺的中国和韩国的铸刀 技术和刀法，并对原有战刀的改良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是，历史上新大陆的开 拓，总是带着暴力的过程而展 开。由于先民们大多是从被深谷 山沟隔绝的热带、亚热带丛林中 走出来的落后山地民族，一旦踏 上了这块有着大片平原地带的新土地后，骤然而至的频繁交往，必然引发出了不可避免的剧烈碰撞。各种民族迅速集聚，所带来的不同宗教、文化 的对抗及对土地的争夺，遂造成了激烈的、长期延续不停的种族冲突。

不仅如此，在这种冲突的背后，还因有比之更早，从外贝加尔湖、朝鲜和中国 北部地区而至，具有先进文化的北方民族的庞大队伍的加入而演变得更加剧烈。他 们与后至的南方民族，在文化和血缘媾合上的天然差异所带来的巨大裂痕，在众多 民族之间埋下了几乎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历史，让这块横贯太平洋西海岸板块接缝 的岛国土地，以极大的悲剧色彩，沉重地背负起了在短时期内形成的，以人类最复 杂的远缘文化板块结构而组成的国家。

剑道的形成与剑的发展，也就是随着国家社会形态的诞生，在这种多民族漫长 缓慢的痛苦融合中产生的。而它得以生存的土壤，构成武士制基础的领主制和被马 克思称为以部落色彩极为浓厚的乡村形态形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之所以能够长久 存在，从其历史根源而言，这也应是其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长期的、野蛮的部族仇杀中，迫于这种人类原始的生存竞争形态，各部落的 武士，为了本民族的利益，潜心致力于剑法的研究，日本工匠们精湛的技术，也为 刀剑的改进，提供了最新的工艺。日本刀和剑法，遂就在战争的实践中，不断地向 前发展着。



三世纪中叶，地处本州中部奈良（朝鲜语“京都”的意思）和大阪的一些源自 朝鲜南部倭族的夫余国百济后裔部族，联合组成统一的“和族”。①五世纪约中国东 晋朝时，大和族统一日本。经过大化革新，日本开始步入封建社会®。随之，工商业迅速兴起，日本刀的制作技术也日臻成熟。当时，刀剑制作工艺已开始采用折叠锻 打和夹钢工艺，淬火技术尤处于相当领先的地位。著名工匠作成之刀，每每寒气逼 人，龙形纹精美绝伦，享誉东亚。其时，倭王也以倭刀贡进大唐，遣唐使所献之刀， 形似晓月、剑刃如霜，寒光如雪，湛湛然黑色如墨展，质地锐利无比和实用，已远 非中国、韩国刀剑所能比及。

其后，到了平安时代中期（10世纪），随着工艺的进步和实战的锤炼，以中国 户撒刀（见第2章，图2.4_1)和汉刀为原型的古刀逐渐演进，才最终被定型为长 手柄，狭窄刀身，弧形刀刃和刀面勾有棱镐的纯粹日本刀。这一时期的刀法，也因 战斗的实践而变得简练、实用和凶焊，最终完成了由中国刀法向日本剑法的蛻变。



当我们随着日本剑道的生命足迹溯流而上时，历史再一次惊人地向我们展示出， 只有这个民族才具有的善于吸收，长于学习的务实精神。一把纯粹的日本刀，竟然 集中了匈奴弯刀的弧形刀身；中国剑的棱镐、剑纹、钢口和护手盘；马来刀的长手 柄；云贵苗裔刀的长身、窄刃和茫茫草原马刀的短壮“切先”之全部精锐。吸收过 程中的短刀，显然刀形主要取自于大漠，但是其使用创意却又是完全来自于新罗的 双短刀。

从剑法来看，虽然是以泰国北方古代武士和云贵苗裔的剑法为基本原型，但其 中又保留了许多太平洋岛民的用刀习惯、中国剑法的精微及鞑靼人马战的谨严刀法 和高丽祖先的“滑刀”绝技。

面对此等巍为壮观之大成和种种精妙结合，除令人们今天都还赞叹不已之余，不 禁要为这种能如此如醉如痴地把一把刀都研究得如此完美，在绝无仅有的锻炼中“克 隆”得如此精湛无瑕；且集东亚地域提炼之剑法又如此之简洁实用而惊叹不已。

这可谓是剑道的始祖。

(三）武士的剑道与剑道的统一

源赖初期，日本开始出现武士集团，至镰仓朝时，武士阶级形成并开始掌握 政权。名义上象征国家的天皇，在虚拟权力下与幕府制统治并存，开始了 “双重 权力”下的二元国家政治体制的漫长时期。从此，直至近代明治维新，武士政权 在长达七百多年的历史中，始终是主导日本社会的权力中心，并支配着剑道的形 成和发展。

形成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原因，要归结于日本封建社会极为缓慢的发展历程。

日本历史上，直至明治维新，仍处于中国汉代以前的那种领户分封制阶段。各 地藩主既是一方的部族首领，又是军政的最高长官。因此日本官制没有文、武之分， 反映到贵族的兵器佩带上，也没有通常的刀、剑的区别，倭刀兼具作战与日常佩带 的功能于一身。在长期的武士社会里，国家形态陷入一种奇特的模式之中。天皇形 同虚设，只代表国家，不理朝政，由幕府主管全国军政事务。七十余个藩主受制于 将军®，却又拥有大量武士，自治地方；而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即各个乡村部族， 又不分种姓，不敬先祖，只依部落神社为根。于是，在这种形态下，国内诸候分裂， 战乱不断，大名藩主们则在不停地与将军及各自之间的纷争中，依靠庞大的武士集 团割据一方，自成一统。由于武士是封建权力得以生存的支柱，幕府统治和领主们 都十分重视武士的思想教育，极力培植与鼓励武士道德精神的建设。武士则以自己 独有的行为规范，作为维护家族地位和维系武士集团生命的根基。此类以忠于个人 为核心的封建行为准则，在日本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显示出了典型的东方特有的 行为观念，并给于剑道的成长过程以决定性的影响力。

纵观历史，虽然在欧洲中世纪也曾出现过骑士阶级，并最终导致了贵族制的建 立。但是，基于基督教的确立，尤其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与古希腊文明和飞速发 展的科学并存的多元文化的现实，却走上了与日本完全不一的历史路径。在欧洲众 多国家中，并没有产生过纯武士的军人政权长期垄断国家政治的局面。这告诉我们， 武士政权在日本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正是一个国家职能微弱，文化底蕴浅薄，农 耕经济发展迟缓，且对外交流又十分单一闭塞的民族，在成长过程中的必然。其武 士之道的存在，充分地反映出了在军人体制下，那种幕府与武士、领主与家臣之间 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在日本民族中的一种固有的表现形式。

在这一过程中，由中国传入的儒学与禅宗，及先秦汉初“家臣”、“侠客”，以死 效忠的历史，给予武士道德精神体系的建立，打上了深刻的铬印。尤为“田横五百 壮士”的故事，其影响之烈几乎为每个武士所知晓，并敬重倍至。以“竞争”精神

和“英雄”为特征的先秦文化的大量涌入，其结果导致了以中国礼教为基础的“仁” 和“忠、孝、节、义”，脱胎成了日本武士特有的“忠、仁、智、勇”、“报恩”、“义 理”和“耻辱”观念，并最终成为日本民族各守本份，普遍循行的道德准则®。

在各种阶级力量的对抗与平衡中，身为部族、家族和领主之所托付的武士，基 于众多合力的作用，被抬上了模范履行这些道德的顶极。在这个被他们称为是“适 当位置”的行为空间，武士所依附的人身关系，似乎已被深深地埋藏到了内心世界 的角落，而以“名誉”之“义理”为内容的义务，却开始了自己的一系列不可阻挡 的“自组织过程”。这意味着，一个平民一旦被賜于种姓，穿上了武士服后，其与整 个家族，从此将必须要以道德楷模的面貌来作为惟一的选择。此种道德精神，在其 行为模式的“自组织过程”中，又产生出了自己的有别于布衣的更为纯正的行为内 容，即武士行为规范。只是直到近代，在新渡户博士向英语国家推出他的介绍日本 国民道德的名著《武士道》一书后，西方世界才把这种他们难以理喻的武士的义务 准则，以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心理，冠之以“武士道”。

根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编撰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的说法，武士之道要求 武士效忠主家，重名轻死，崇尚勇武，廉俭守信，武士必须视剑如生命，并以力求 近乎完美的剑法，去完成自己的职责。这一定义，虽然从形式上概括了武士的形象， 但是，对此的“界定”，却忽略了武士之道的社会内涵及与国民道德规范之相同构的 统一性和兼容性；摒弃了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子集”的实质性逻辑关系。如此，也 不过顶多只是沿袭了以往早期西方的一些流行说法而已。

中国历史上的墨子，可以说是东方武士精神的开山泰斗。墨子否定宿命论，倡 导兼爱、重义、节用，以严格纪律，绝对服从，视死如归的实践主义，形成任侠性 的武士集团®。其少量追随之徒，称为墨者，首领为巨子。墨者均听从巨子的指挥， 生活清苦，纪律严明，作战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他们以唯能成功，不得失败之奋 斗精神，留下了不少壮烈事迹，其失败时，自尽谢罪，以祈万古流芳，不成功则成 仁之敢死精神，对中国武侠道德准则的建立，影响至为深远，传至日本后，遂成为 后来的日本武士所普遍尊奉的信条

在武士道德规范形成过程的同时，出于对武力的崇拜和对战争畏惧的矛盾心理， 剑被造成了开拓疆土的神授器物。武士对剑被神化后的顶礼膜拜，又使剑变成了一 种具有宗教生命的偶像，剑成了武士之魂。因而，具有武士身份的人，在战斗中必 须要以剑作为战斗的工具，而平日则必须穿戴武士服，佩带长、短两剑。违规者，或 被平民击倒者，被视为武士的奇耻大辱，应切腹自尽。

不言而喻，在造就忠贞不二的武士精神的同时，严酷的武士戒律，对造就剑术 精良的武士，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早在八世纪末叶，由于自源赖朝始，鉴于重文轻武可积成国力不振之祸根，开始实 行孔子“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合一的教育思想，旨求“文武并重”，极力推行以勤俭尚 武为精神的政治战略，整个社会习 武之风已与日俱增。到了十二世纪 末期镰仓幕府建立，武士阶级取得 政权。此际，各地大名羽翼渐丰，也 纷纷豢养武士，扩充实力，一时刀法 盛行。不久，室町战乱又起，许多平 民布衣百姓为争得武士的特权地位，跻身仕途，也乘势争相事剑，日本社 会出现了第一个剑道的高潮时期。



这一时期的剑道具有三个显著 的标志:其一、出现了较为正规的教 学法，剑道从本部族的师传徒承，开 始进入学校教学，剑道场馆成为公 开传授剑道的主要形式；其二、产生了以教习为职业的剑道师范者，其三、剑法经镰仓 幕府着力整治，至室町时已趋统一，并发展为神道（当）流、影流和中条流三大主流®。

按照技术分类学的原理，流派的出现，往往兆示着一种技术的成熟期已经到来。 然而历史上的惊人之处还在于，日本剑道流派的特点，极类似于传统的中国武术风 格分布，显现了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和部族群体遗传上的差异®。以南国九州为代表 的剑法，刚毅、从容、多变，跌宕凌厉；关东本州则以骠焊、凶猛见长；而奈良地 区，融集了两者之长，兼具堂堂正正、干脆利落、飘逸简洁之优越。

在这一时期，剑法名称，在室町时代已有从“多知伽伎”、“多知宇知”改称为 “兵法”的叫法。称谓的改变也说明，剑道技术已从感性的经验结累，开始上升为较 为完整的理性系统。相对于“大兵法”孙子兵法而言，剑道中的社会内涵成份急剧 上升，它不仅只是兵器而已，而且已成了诸侯国家之间进行战争攻伐和安邦定国之 方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现在看来，正是镰仓时代奠定了日本剑道统一的基础。这一时期，对于剑道 的发展应是具有历史性的、继往开来的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四）江户时代文武合一的剑道

日本战国时代，是剑道发展的全盛时期。江户前期，多至二十几个的武士等级 制度已经确立，剑道因其在武士政权中的特殊性，已规定为武士必修的技艺。此时， 剑也已成为了武士的賜封器物，并作为武士等级的代表。剑与封禄标志的社会地位， 给武士带来了高于平民的利益特权和进身仕途之阶。与之相应，人身的依附性和剑 的神授色彩，又将武士的训练完成了剑术和道德合一的剑道精神。这一时期的剑道， 在两个方面同时发展着：武士 道德精神的系统化和教习上的 规范化。在神道和部族的旌幡 下，藉此合二为一，领主和将军 建立起了对刀剑的绝对的指挥 权力。

远在江户时代早期，剑道 即由幕府主持，为武士所独占。

其后期，德川幕府已开始设置 讲武所，从事专门的武士训练。

极为严格的训练课目，培养出 了许多剑术精良的武士，其中之少数的被淘汰者，则有因蒙受屈辱而切腹。



此时期剑道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在于武士品质的建立。着重于武士的身心修练， 忠于主家是其最主要的内容。武士的名誉，已被上升成为武士的生命，儒、墨思想 和禅宗的入定参悟，辅之以对日本太阳神，即“天照大神”图腾的崇拜，构成了精 神修练的核心，而支撑着教育骨架的三个鼎足，则是“智”、“仁”、“勇”构成的道 德精神。为了建立具有武士行为准则的道德规范，在剑术“型”的练习中，他们甚 至不惜加入最终以切腹的演练为规定的结束动作。经过这些过程练就的合格武士， 实际上已由一种因依附主家而人格扭曲畸形的家奴，变成了随时准备以殉道而换取 家族荣耀的无比忠诚的圣战者。

通过这种特殊的训练，剑道变成了磨练合格武士的重要手段，“文武合一”的剑 道精神，成了武士人格完成的主要训练模式。

与此同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竹剑和护具的产生并风行日本。这是剑道史上一 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技术“突变”。江户时代中期，由直心影流的长沼四郎左卫 门和一刀流的中西忠藏，首先采用护具和竹剑进行训练。由此，长期沿用的木剑被 竹剑所淘汰，出现了着穿头盔，胴甲，用竹剑作实战击打的练习方法。在此以前，剑 道练习无法进行对身体的实际击打，练习者只能在尽可能贴近皮肤时，立即停止攻 击，其中击之愈近者，即为高手。这种传自中国的温良恭谦“点到为止、寸前即停” 的练习方式，破坏了攻防中的节奏和动作的连贯，使剑术的提高遇到了难以逾越的 桎梏。改进后的新训练方法，效果和感觉远比从前的不接触方式接近于真实，不但 可以使练习者的精神、技术得到极至的发挥，而且还能够切实领悟到双方的技术细微。这对体验实战心理及战斗精神的培养，无疑具有很高的价值。

1607年，消灭了丰臣秀吉之后，德川氏确立了江户幕府统治地位，大乱方止，日 本社会相对平稳。此时，全国约有二百余个流派并存，相得益彰，剑道鼎盛，如日中 天。在幕府严格的规束下，各流派之间的交流有所放宽，不同流派之间的“他流比试” 时有出现。社会上众多流派为荣誉和学习的比赛，与技术上的分庭抗礼，形成了“百 家争鸣”的第二个剑道发展高潮时期。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剑道技术得到了长足的 进步，许多流传至今的定型技法，大都出自这一时代。鼎盛的时势，也造就了不少名 垂功成的一代剑士，和一大批在江户中期战乱中政治上一展鸿图，成就大业的武士。

十八世纪江户后期，西方列强的炮舰夹带着西方文明开始侵入日本。至1853年， 美国佩里舰队陈兵东京湾，胁迫幕府开国。自此，传统的封闭锁国的社会形态受到 了强烈的冲击，长期以来对工商阶级严厉限制的锁链，很快即荡然无存。虽然这种 西方文化的进入，在几阵尊王攘夷的骚乱后，很快就被这个民族对新式火器和洋货 的喜爱所代替，但是，随之而来，国内经济、政治和文化相继发生了激烈的全面分 化和动荡。原有的社会财富被重新进行残酷无情的分配，大量资源被新起的阶级所 占有和瓜分。原有的阶级被打乱了，新的生产力在顽强地蠕动着，新的社会结构开 始了重新寻找稳定点的痛苦组合过程。



这种变革，在既没有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又缺乏民主传统条件下的迅速降临， 使得国家的纷乱必然在所难免。由此而形成的权力真空和阶级的对立，促成了战斗 的剑道，又一次在这块厚沉的封建土地上代替了竞技的剑道。

在反叛迭起的混乱局面中，幕府制若大厦倾倒，逐步开始走向解体。因时而进， 领主们也各自秣马厉兵，远涉重洋，购枪置炮，拥兵自重，问鼎中原，日本大地上， 一时狼烟四起。伴随着幕府制的坍塌，许多地方豪绅纷纷组建乡勇，练武自卫，一 些商人也打破了武士独占剑道的禁锢局面，纠合商团，保护地面。在一片混战中，国 内学剑的风气应运而起，空前高涨。由于“他流比试”禁令的湮灭，剑道的交流，在 当时极为频繁，比试的成份也日见扩大，参加者急剧增加”，真刀相拼成习。

这是一个社会秩序近于无政府状态的混乱时期，武士成份已变得极为复杂。效
死命忠于主子的武士，与杀身取义的武士，及为出人头地，野心勃勃的武士和改头 换面的市井泼皮，乡村无赖和破产农民也夹杂其中，混为一泽，泥沙俱下，拉开了 剑道史上最悲壮的一幕。放眼所见，平民和浪人携剑成风，斗杀不绝，暗杀频起；而 在这一湍流的深处，在巨大的社会、政治漩涡下，将军、领主对权力、土地和市场 的追逐，加之众多部族对自己的至髙无上利益的至死相争，使得整个日本社会陷入 了资本主义前夜的巨大阵痛之中。

社会秩序的混乱不堪，迫使领主、将军们为遏止不断升级的民间斗殴，试图重 新规范剑道精神。剑的长度在安政三年，被限定为3尺8寸；同时，对重量也作了 相应规定。虽然这种娇柔做作的治安粉饰，并不可能阻止住日本社会的混乱和衰败， 但这一规定一直被沿用至今。

幕府制的瓦解，还造成了多至五十至六十万的中下层武士沦为浪人®。其中的多 数，既不会投靠新的主子，又不愿从事农商，为了生计，或出游江湖，或成为剑道 师。他们以其经过战斗实践的剑术，也构成了江户剑道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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