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黄河多次夺淮，淮河流域水系出现较大紊乱，自然环 境发生变迁。随着自然环境的迁移，灾害频发，社会环境也发生较大 的更移，经济衰退，民不聊生，民众尚武成为淮河流域较普遍的风 气。明清时期淮河流域民风尚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民众苦难深重

南宋以前，淮河流域水道密布，通航、灌溉便利，生态基本上呈 良性循环，农业生产条件较为优越，是全国重要的粮仓之一。南宋建 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人为决河，使黄 河“由泗入淮”，从此黄河由北流、东流时期，进入了以南流为主的时 期。北宋以后黄河决、溢、徙平均间隔时间趋短，频率明显加快，如 表1-2所示。表1-2黄河决、溢、徙情况灾害频发，经济逐渐衰退，而水患又得不到有效地治理，民众长 期过着苦难的生活。除水患以外，淮河流域经常有极端天气发生。淮 河流域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而农业的最大特点是离不开自然环境和 天气条件的恩赐。明清时期总体上气象条件较差，1400—1900年，称 为明清宇宙期（又称明清小冰期），为低温多灾的时期，中国东西部 都较为明显，尤其中高纬度地区变化幅度比中低纬度地区更大。淮河 流域有关寒冷的记载较多。明弘治六年（1493年）九月、七年二月， 颍州、颍上、太和、蒙城、霍邱大雪。隆庆二年（1568年），颍州、 太和、亳州冬大雪。天启元年（1621年），颍州、颍上、太和、蒙 城、亳州春大雪。清顺治十年（1653）、康熙九年（1670年），蒙城 冬大雪。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亳州冬大寒。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颍州府冬大雪。宿州“弘治六年，大雨雪，自九月至次 年二月乃止。民间多毁屋木、器物以供燎爨”。“嘉靖十五年十二月至 次年二月，雨雪交作不止。束薪十钱，六畜损伤甚众，二麦萎死者半” 。气候寒冷，各种自然灾害频率高、大面积灾害多、数灾并发多。 雨水、干旱、蝗灾等不断发生，万历时期，颍上“雹伤麦苗”，“夏亢 旱，禾苗焦槁”。宿州“嘉靖五年正月，淫雨，至于四月。湖地二麦淹 浸萎死者过半”。“十五年六月、七月，淫雨不止”。乾隆四年（1739 年），江苏淮北15州县被水并遭蝗灾。乾隆九年（1744年），安徽 庐、凤、颍三府并滁、泗二州被蝗被水。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影响，粮食大幅减产。道光元年 （1821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32年间，安徽夏粮收获19年是六 成，12年是七成，秋粮收获5年五成，15年六成，8年七成，1年八成。 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29年间，安徽夏粮 收获每年均为五成，秋粮收获27年五成。19世纪近80年中，安徽仅有1 年秋粮收获八成，其他多数年份收获仅五成。农业歉收，削弱了淮河 流域民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清嘉庆帝在位25年，对安徽颁布52次 赈灾上谕，其中单独对皖北二府一州颁布34次赈灾上谕，占总数的 66%，另外有17次上谕包括皖北在内，仅一次除外。灾害不断，导致民众生活无着。灾荒、瘟疫、兵寇是民众生活艰 难的原因。清代，反映苏北民众困苦的诗云：“伤心六月淫雨飞，农夫 竭力齐筑围。筑围旋随湖堤决，膏血沥尽洪水肥。六年水来早禾熟， 今岁水来瓮无粟。日高一日米价昂，饥殍余生形似鹄。洪涛直注东海 滨，村墟出没水无垠。皎皎明月共千里，空复下照流离人。流民生计 苦日蹙，纷纷卖船复卖屋。鬻妇鬻女更鬻儿，老幼同声尽一哭。”水 灾从夏至秋一直不退，没有收成，民众到处流浪，卖儿鬻女，凄惨之 状跃然纸上。水患、低温等灾害叠加使民众苦难深重，武风肆虐。明代颍州民 众生活无着，不肖之心萌生，社会风气趋坏。清代灵璧县“一值凶年， 散之四方，无所顾惜，或因贫而乞食，遂因乞而为匪，鼠窃狗偷，所 在多有，强梁者乃越境贩盐，公行市集，酗酒打架，习为固常，北乡 与徐邳接壤，此风尤甚”。崇祯年间，洪水泛滥，苏北民众罹遭水患， 出外乞讨，“军民及商灶户死者无算，少壮转徙，丐江、仪、通、泰 间，盗贼千百啸聚”。黄河夺淮，淮河流域有的河、湖水暴涨，有的 河、湖被泥沙淤塞，水系紊乱，自然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 政府为保漕运，长期解决不了水患等灾害，加之气候不佳，使灾害具 有延续性、叠加性。民众有的饥饿而死，有的四处逃荒乞讨，诱发了 民众对社会不满而尚武。

（二）尚武传统

淮河流域大致属于楚风俗区，又受中原等风俗区的影响。历史上 淮河流域有的州县风俗趋于“剽轻”，司马迁已注意到风俗的差异，他 说：“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 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 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彭城以东，东海、吴、 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衡山、九 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西楚、南楚民众 剽轻，“剽”则为“勇悍”“劫夺”之意。寿州、霍邱、颍上、砀山等州县一直以来有尚武的传统。寿州位 于淮河南岸，战略地位显赫，历来是政治军事集团厮杀的战场，自古 民风尚武。寿阳民风诈伪，多藏甲挟剑者，虽然有司施以仁义及刑法 之令，也难以扭转。清代，寿州“其俗尚武，稍习文辞”。霍邱与寿州 比邻，早在明嘉靖之前尚武风气已盛。颍上位于淮河北岸，与寿州隔 河相望，北控河洛，南尽淮河之畔，民风尚武之习已久。砀山在宋代 已有尚武之风，北宋陈师道《砀山县学记》云：“霸者之余，以武为 俗。”元代得到发展。明代砀山“地僻民聚，躬稼食力，好勇而尚义， 木强而易使，庶几古椎朴之风焉，至稽古礼文之事，多所疏阙”。自然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灾害频发，导致民众生活困苦，使 尚武之风从部分州县逐渐蔓延至全淮河流域。明代中期（嘉靖、万历 年间）是淮河流域尚武风气的时间节点，大部分州县已尚武。宿州在 明嘉靖以前风俗淳朴，然至万历时期，风俗已经发生变化，“妇女不事 蚕织，富家大族多白丁，竞利忘义，信巫淫神，近且习于狡伪荡然”。萧县在宋代尚有浑厚之气，元之后风气趋武，张能鳞《萧邑学 记》载：“俗仗义轻生，喜击剑悲歌慷慨，大略似燕赵魁梧，奇杰往往 辈出。”灵璧县原先“民性朴直而尚俭素”，“民直遂而易导化，士气节 而薄委靡。”但明嘉靖时已露风俗变化之端倪，“然妇女不事蚕织，富 家大族多白丁，见利忘害，信巫谄神，所谓淳厚之风，礼让之俗，不 无渐衰”。清代，灵璧县民众生活艰辛，民风强悍而难驯，百姓生活贫 困，民风刚劲，尚武轻文。定远县在万历时期出现逞凶尚武之风。万历时期，定远县打行之 风盛行，至晚清更为猖獗。颍州在万历时期崇武之风甚笃。清代，颍州“士君子不以礼法自 守，小民无所标准，其黠者习于讦告，戆者流于斗狠。下至无等，盗 窃成风。迨究事所由起，虽斗粟尺帛，皆足酿为祸阶”。亳州人原先多忠义，不尚拳勇。然而，明代以后逐渐尚武。亳州 风俗的变化是受中原地区的影响。康熙中期，亳州“智欺愚，强凌 弱。”嘉庆时期亳州武风十分强劲。太和县风气尚武在明朝末年。明正德以前，民风较好，未建城 池。正德年间，“流寇南犯，履邑城若平地，官与民撄其祸甚惨”。之 后，太和才建城池。崇祯年间，由于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明廷的岌 岌可危，明末太和尚武之风油然而兴盛。明代中期以后，蒙城县民风 也尚武。虽然有官员曾整饬风气、大兴教育、重视教化，民风在一段时期 内发生些许变化，但并未根本扭转民风尚武之习。雍正九年（1731 年）六月，两江总督高其倬上奏强调“亟须加意整顿”亳州“民间积习好 斗”之风。嘉庆年间，知州周鹤立为改变亳州斗殴之风，撰写了《励风 俗示》。清代蒙城民风刁悍，知县田本沛、竹绿漪、陈民怀加以整 饬，越讼之风才有所好转。太和县在清初风俗曾经有所好转，“国家休 养生息百有余年，人情厌武事而习文教”。乾隆年间，太和知县丁文灿 又建成寿山书院，强化文教，希冀扭转尚武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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