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武术的近代化科学转型，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过程中，不断输入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新知识，为国人改造传统武术和实现传统武术的近代化转型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尤其是1919年提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当时中国追求“进步”“强盛”和“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此基础上，伴随着中西文化发生的激烈碰撞，传统武术的近代化科学转型逐渐展开了。其实，在追求“科学”的背景之下，中国传统武术首先遇到了被批判的窘境。这主要缘起于几千年传承的历史中，传统武术本身确实沉淀于不少“迷信”“封建”的因素，正因为如此，围绕着传统武术是否具有科学性问题，在社会各界展开了诸多论战。由于时人多对“西方体育无论是瑞典或德国的体操或者欧美的田径与球类，都与近代自然科学如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等密切相关，并以近代自然科学为主要依据”具有一定的共识，因而，当时对传统武术科学性的认识，首先将西方现代生理学与物理学作为引证的来源。在武术界，精武体育会的陈铁生首先结合自己曾因为练拳术而恢复健康的亲身经历，来证明传统武术的拳术确实有其功效。甚至许多精武会会员也结合各自习武的感受，力证由生理角度对身体康健的效用。上述事例不但证明练拳确有强身祛病的功能，也被视为武术合乎生理的证据。武术家万籁声更在其《国术与科学》一文中指出：“盖习国术，以其动作之巧妙，故五官百骸之得以充分发育，筋骨健实，精神清灵，意气所如，无往不适，此其所以合于 生理学也。”王庚认为：“至于我国之国粹体育，以拳术论：运动起来，无处不平均发达，更有‘吐故纳新之方法（即今之深呼吸），使内外强壮，故我国拳术有门径之人，虽耄耋之年，精神犹如青年，都能享长寿。”唐豪与朱亦樵等人也著书或撰文指出，国术不仅合乎生理学，而且具有促进人体健康的作用，是符合现代生理学 特点的运动形式。

除了从生理学角度对传统武术的科学性做出解释，许多学者还 以物理力学原理来解释之。万籁声在《国术与科学》一文中提道： 传统武术“在应用上，以横劲，以弱力敌强力，一粘即走，一走即 打，有滑有圆，有刚有柔，此即应用力学上杠杆与滑车之积力也。” 沈家祯于《何为武当太极拳》中解释太极拳“无力打有力”原理时指出：“按照力学原理，必须具螺丝形之运动，方能得之，内并须含有杠杆作用，以牵引而后可得。此乃以轻制重之实证，亦即以曲取直、以柔克刚之法也。”范振兴的《我对国术的所见》 一文亦认为：“国术即是人体力学，就是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体力量的运用。”《因是子静坐法》一书，是对20世纪20年代广泛流行的中国传统养生功法的介绍，该书用近代医学理论阐释了静坐原理和方法。在“原理篇”中，作者应用近代医学理论对“人类之根本”“全身之重心” “静坐与生理的关系”“静坐与心理的关系”等做了不同程度的阐述。

在近代“科学”知识的普及下，许多武术家甚至按生理学原理对传统武术做出分类：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罗汉功等运动较为迟缓的拳术，为“强健筋肉、发展体力”类；运动捷速、跳跃便利的各类长拳，为“活泼肢体、敏捷思想”类；以心意作用及呼吸作用运动肢体的少林十二式、太极拳、装家拳二十四气及各种内功等，为“流通气血、强健精神”类。

上述武术界人士关于传统武术之“科学”性的解释、论证和近代科学知识在传统武术分类中的应用，凸显了近代科学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力。同时也反映出传统武术已开始走上了近代化科学的转型之路。

传统武术的近代化体育转型，传统武术发生的近代化转型，除了体现在教育、科学化等方面，在体育方面出现的近代化转型更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传统武术的近代化体育转型，从形式到内容，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着非常明 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传统武术自身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传统武术的近代化体育转型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土洋体育”之争。“土洋体育”的论争是以“形式体育”与“实质体育”为题，通过将西方现代体育与传统体育加以比较而展开的。而 1932年刘长春单人出征洛杉矶奥运会失利，使得这场论争上升到了一场关于中国体育发展道路的大讨论。论证虽然最终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体育的道路问题，却加深了时人对土、洋体育的特点和价值等问题的认识，促使人们冷静地思考土、洋体育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并逐步将近代西方体育的形式与特点融入中华传统体育。这在保持传统武术民族性的同时，更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传统武术文化的时代性，为其近代化体育转型提供了可能。

1923年4月，经马良与上海武术界的倡议并在军政界支持下，“中华全国第一次武术运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竞技大会的形式来展示传统武术，其融合诸多门派集中表演和竞赛，并采取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等级，实行团体、单练、对练等形式进行项目划分的比赛组织安排，已显现出近代体育竞技对传统武术竞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近代全国运动会始办于1910年，截止到1948年间共举办过七届。传统武术进入全国运动会是从1924年的第三届开始的。其中，1924年、1930年以及1948年，武术作为表演项目分别进入第3届、第4届和第7届全运会。而1933年、1935年的第5届和6届全运会上，则以正式比赛项目出现，无论是表演项目还是正式比赛项目，进入全运会的传统武术，在男女分组、拳术与器械分开、体重分级等方面，多已按照近代运动会的竞赛规则进行了初步设计。 在此影响下，受到初步改造的传统武术，首先在竞赛规则方面参照近代体育项目形式不断细化和规范，实现了传统武术逐步摆脱旧有传统较技方式，进而向近代体育竞赛转型的第一步。

正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传统武术首先被置于与包括近代体操在内的近代体育对话的平台上，为其向近代化体育转型提供了理论前提；而参与全国性运动会的尝试，则为其向近代化体育转型提供了实践前提。

传统武术近代化转型的启示与思考，关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问题，学术界在讨论时常常是和近代化或现代化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社会转型包括了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变迁，其实质是传统体制适应近现代功能，从一种稳定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稳定状态，使“传统”获得“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作为一种稳定的文化形态，传统武术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其稳固的“传统”能在近代短短百年的时间内发生一系列近代化的转型，除了西方近代体育文化全球广 布的影响力，更昭示着中华文化在近代世界大变革中融入世界体系的强大意愿。而在此基础上发生的传统武术的近代化转型，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有益启示和思考。

传统武术在近代化转型中走向世界，伴随着用近代科学理论解释传统武术、用近代体育特点改良传统武术，中国武术界也开始走出国门，向西方主动“推销”传统武术文化。传统武术走出国门的目的，就是“参观世界体育先进国之动向，为日后改进国术之准备。”张之江于1930年考察在日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时，曾借机观摩了日本的柔道，他认为：“日 本柔道进步之速，有一重大原因，就是毫无自私之习。而反观我国武术之不振，原因就是门户之见太深，派别之分太严，这是武术发展的致命伤。”这代表了当时中国武术界和武术家们的一种共识。

1936年，在张之江等武术界人士的筹划下，组织了以“唤起 爱国侨胞对于民族体育之热忱”的“国术旅行南洋团”。“国术旅行南洋团”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进行的表演盛况空前，这类多具欣赏成分的表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武术的国际化传播。同年，中国国术表演团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 11届奥运会，并为奥运会及德国的汉堡、慕尼黑等城市进行了武术表演。此次表演之行的目的，是“为日后改进国术之准备，藉以观察其精神之所在，研究其训练之所由，调查其行政之动向。”

浏览8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