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的身心智慧在养生这一领域得到了较好的贯穿和弘扬，如先秦时期的《管子·内业》提出“天处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的形神共养观；明代战将戚继光认为：“拳法似无预于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学入艺之门也。”显然，武术作为辅助军事训练的一项基本内容，在强身健体，增加身体素质方面发挥着自己的功能作用。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 易筋经等作为传统养生功法练习的手段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以八段锦为例，八段锦的习练动作时要求调气、调息、调神，讲究天人合一、身心和谐的内在修炼的健康观。中国古人认为气是生命的本质，就人来说，生命取决于气，保气、养气、调气是养生和治病的根本要求。清末《新出保身图说》首次以八段锦命名，并形成较完善的动作套路。如：摇头摆尾去心火；背后七颠百病消；攒拳怒目增气力；两手攀足固肾腰。可见，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蕴含着丰富的健康元素，需要我们开发与探索，与医学、科学、生命学等多学科互相融合去挖掘更多未知的武术健康领域，真正走向全民健身的计划之中，为人民谋幸福。

武术“身体”文化的智慧表现：和谐有度，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和谐的理念，从人与人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处处能体现出和谐的价值，天时、地利、人和就 能彰显出孟子对和谐理念的重视。然中华武术的习练更注重和谐的价值，从技术角度：形意拳讲究“内三合”“外三合”“以腰催胯， 以胯催膝，以膝促足，以肩催肘，以肘催手，以手催指”，形与意， 内与外，周身上下无处不合；太极拳主张“以心行气，以气运身”“先在心后在身”，最后达到“身随心动，势随气转”“内外合一、周身一家”；各种器械练习同样追求手眼身法与器械的协调统一，如“单打看手，双刀看走”等，表现出身心的和谐运动规律。从文化角度：中化武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主张“天人合一、内 外兼修”的整体性修炼思维。从善、敬畏、正义、和合等抒发人文的情怀的品性，凝结了中华武术注重“四海之内皆兄弟”抱拳礼的形成。中华武术与中国戏曲、书法、音乐相融合，与各个民族文化相渗透，彼此之间形成了 “和而不同”纷繁多样的文化样式，共同联结着华夏儿女的民族情怀。一直以来大多数的人认为武术的“和谐”价值只是拳法套路的体现，主张习练动作时应当注重身心合 一，不曾提出“人”为主体的习练观，追求完“人”的和谐价值观才是中华武术的核心，因此，新时代的中华武术发展的理念要始终围绕着为“人”的主体而展开。

武术“身体”文化的终点诉求：育人成己，中华武术是一种身体文化，是对自我身心的塑造和完善。在育人方面倡导“仁”“礼”“信”“义”的价值观。武术中的“仁”表 现在爱人就等于爱己，尊重别人就等于尊重自己。《少林戒约说》 提出：“习武者以强体魄为宗旨”“只要备以自卫，切戒呈血之和，好勇斗狠。”，“礼”表现在尊师重道，要懂得感恩，知恩图报，不要忘恩负义，这对当下社会伦理道德的迷失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汲取精华，为我所用。“信”诚信也是习武者视为生命的准则，“言必行，行必果”，崇尚重信轻诺，是“传统武术练习者乐意接受的职业形象”。诚信作为习武者的人生准则，是获取人之为人的信度和尊重。信为人之本，充斥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任何领域，无信而不立。当下反思中华武术文化“信”的意义，对一些“假象”丛生的武林现象是否能起到弘扬一点“纯”武术发展观呢？“义”此处指武术文化里的包容情怀，丰富多样的中华武术之所以赢得人们的喜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具有文化的因素在里面。当下“传统”与“竞技”武术的纷争，门派之间的私斗等不和谐现象的 出现就是缺乏包容力的格局。问题的出现也是对自身更好发展的弥补和促进，我们要意识到中华武术最终是以人传承和发展的，育人就显得格外重要，武术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只是功能作用不同而已，如果人的本质坏了，再好的东西也不会展现出它应有价值魅力。

总之，中华武术是中国文化中独有的精神财富，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中华武术在当下的发展也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问题，重点是问题提出后我们应当拿什么样的行动去解决问题，以中华武术的“显性”价值与“隐性”价值作为思考和对待中华武术文化的价值观， 新时代的中华武术做好文化转型的同时，也要兼顾到文化本身的价值要素。

中国传统武术的近代化转型，传统武术近代化转型的主要表现，近代中国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更是一个传统文化大转型的时期。作为民族身体文化典型代表的中华武术，其近代化转型，切实反映着中西文化交融所带来的影响。

传统武术的近代化教育转型，1900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是以武术为主要武装手段的冷兵器与西洋火器的近身较量，但其失败却最终将武术和早期的武术教育逼下了冷兵器舞台。也导致延续近1200年的武举制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寿终正寝。继武举制退出历史舞台后，清廷开始参照西法推行新政。在新 政的执行过程中，近代体操代替传统武术成为学堂尚武教育的必修课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时官方主导的武术教育军旅武术为主总体上让位于体操，但在军队与新式学堂中，诸如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湘、淮军，徐锡麟、秋瑾创办的大通学堂等，都在枪炮、体操之外兼传着传统武术。1912年，为养成大多数国民具有尚武精神以争存图强，部分学校开始纳拳术为课外活动，一些武术社团组织的习武者也开始接受邀请任教于部分学校，如北京尚武学社李剑秋受聘于清华大学、 精武体育会刘振声、张富猷教武于上海交大等。但这时传统武术进入学校，多以社、团等课外组织的形式体现，尚没有进入正课 之中。

1914年，中国体操学校创始人徐一冰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中提出了“学校体育必须革除兵操”“高小、中学应添本国技击（武术）课”的建议。1915年，为“振奋国民勇往直前之气”，天津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的议案。在该议案获得批准后，武术正式成为了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在武术进入学校的过程中，马良的“中华新武术”和精武体育会的“国操”武术不得不提。由于近代体操的盛行，加之国人对传统武术的情有独钟，出身北洋新军的马良邀集当时一批武术名家， 参照近代体操的形式创编了被称为“马氏体操”的“中华新武术”。 并在1918年以《推广中华新武术案》的形式开始广及于学校教育。

与此同时，在南方的教育界，由精武体育会编创的以传统武术为素材的“国操”，也在“南中国及精武影响所及的南洋各学校”推广开来。随着1919年出现的国内思想文化解放，国人对舶来文化侵略的特质开始有了理性的深层次思考。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 标志着军国民教育和美感教育的正式取消，也昭示着承载封建统治者意愿、镌刻西方文化烙印的近代体操开始退出学校。在此影响 下，按照体操模式编创的“中华新武术”也伴随军国民思潮与近代体操的衰落退出校园，学校传统武术教育由此迎来一度繁盛的局 面，据1924年北京体育研究社覆盖全国40所大、中学校的调查结果显示，将传统武术列为正课的占52.5%，开展课外武术活动的占 22. 5%。1927年，人们开始普遍关注传统武术的教育化，而将其纳入学校教材之中则成为当时学校教科书课程标准的重要内容，如王复旦《复兴初级中学体育教本（1933年）即纳入了国术内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对传统武术的近代化教育转型提供了条件。从历程上看，由唯近代体操是瞻，到传统武术的课外游离，最后进入正课；从内容上看，开始是近代体操独专，到近代体操化武术，最后到体育的武术。这是近代中国传统武术近代化教育转型的主要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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