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清顺治二年(1645)夥县人万黑九,与主家韩氏发生冲突,官府袒护主家,佃仆反抗,连夜围攻韩家,杀其全家后立寨。宋乞乘机鼓动佃仆反抗。宋乞本人擅长搏击、骑射,膂力过人,有较高武艺本领。其世为奴仆,深受压迫。于同年七月,率佃仆奴隶数千人反抗,列营立寨三十六处。各寨设有首领。推举宋乞为首,并共尊为“宋王”。但是由于地方财主相互勾结,宋乞在巡视江村寨时,被行刺,遇害。义军在朱太的率领下,继续反抗斗争。顺治三年(1647),朱太围攻县城,遭镇压,战败遇难。清人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四“夥县仆变”条云:“夥县与休宁俱属徽州府。乙酉四月,清兵犹未至也,邑之奴仆结十二寨,索家主文书,稍拂其意,即焚杀之,皆云:皇帝已换,家主亦应作仆事我辈矣。主仆俱兄弟相称。时有嫁娶者,新人皆步行,竟无一人为童仆,大约与江阴之变略同,而夥县更甚。延及休宁, 休宁良家子闻之大惧,遂立七十二社,富贵者俱写银粮,保护地方。 知县欧阳铉,江西人,邀邑绅饮,痛哭,议起义。金声、黄廉等亦举兵, 而童仆于是不敢动。”可见,休宁、夥县奴仆与家主之间的武装斗争,在反抗与镇压中较量。那么这种对抗与镇压是如何进行的?明清徽州族谱中有明确记载:“本朝(清)既定鼎,山寇犹在窃发,乡之悍仆 杨继云恃勇为乱,肆害本乡,屡捕不得。一日忽至,众怖甚。君乃帅乡之有力者秘谋之先藏器械诱之至,突起击之仆地,村众继至共杀之,余党皆骇散巨害既歼,乡遂宁静丁这记载了徽州方时翔召集族人,联络拳勇,共同应对佃仆的反抗。其利用拳勇者,手执武术器械,诱捕悍仆,是典型的借助武术进行徽州宗族治理,同样,在面对佃仆的反抗中,夥县的汪洪道“集族强力子弟,团练乡勇,步伍井然有条,邻里忌之即采用练子弟兵、团练乡勇的方式来应对佃仆的起义这里武术仍然是其习练的主要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明清徽州宗族的仆人,与宗族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初。《我之小史》中记载了詹鸣铎亲眼所见徽州仆人练武对抗族人的场景:“我们拜年的时候,遥见人,赤膊着,在那太阳之 下,学拳习武,大是可笑,谓今日元旦,理当行礼客气,何以从事武功?这不是岭上人初一朝寻死鹿么?查某姓,系早年跳梁的逆仆, 所渭与我同壤,而世为寇仇。他本在九姓之内,他去年请拳师来教授,将来要与我詹姓对垒交锋。今朝天气晴和,闲暇无事,故在那操习武功,比较武力。”

综上所述,明清徽州宗族广泛推行的佃仆制度,从两个方面与武 术发生关联:一是对佃仆进行武术训练,设立拳斗庄,训练家兵;二是在应对佃仆的反抗中,采用联族、联络拳勇、团练乡勇等办法,开展以武术训练为主要内容的组织活动。上述两方面的关联,直接带来了,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维护宗族的财产安全和树立宗族权威;二是在 与佃仆的斗争中,较好地抵制了佃仆的反抗,维护了固有的宗族 制度。

第三节武术与徽州军事(一)

明清徽州武术与军事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冷兵器时代,军事战争以武术器械的较量以及徒手拳术的较量为主。纵观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过程,出现过的战乱有三:一是明太祖定徽州;二是大清兵下徽州;三是清末粤逆之乱和咸同兵燹在这三次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徽人举起大旗,与之作战徽州武人与武术在军事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明清徽州军事家,在运用武术开展抗倭斗争、研习军事武术斗争策略上,有着深刻的军事武术思想和斗争实践这其中就包括程子颐、胡宗宪、吴惟顺、吴鸣球等因此研究明清徽州武术与军事关系,应该立足于徽人在徽州境域内的以武抗争的史实和在 徽州境外御敌斗争的思想与实践。从徽州境域内徽人的以武抗争看,主要是徽州乡绅的发与自觉组织的准军事武术组织所开展的抗争兹以明清徽州社会中的三 次战乱为例进行论述,元末明初,薪黄贼乱婺源,徽州乡绅凭借武艺开展抵御斗争。《续修新安歙北许村许氏东支世谱》记载,许启与周边乡邻共同倡 议,捍卫其乡:会至正壬辰兵起,靳黄贼号红巾,蹒陷婺源,蔓延五邑,空社慎慎,朝不谋夕二时则歙有公与罗宣明,休宁有程均佐、金震祖婺源有汪取、汪同各倡议,捍卫其乡一日寇犯境,公率众御之, 大呼寇曰:世道将亨,真人已出,鼠辈釜中鱼耳,敢肆侵掠残吾闾 里耶?宜专散,毋毒吾乡,不尔,当枭汝首。贼犹树旗张威。公以旗者,一军之精,不仆其旗,无以措其锐,乃发矢连中贼旗者三竿,破旗裂贼由是溃遁,居民安堵,贼亦相诫,勿犯养由基,盖 以公善射云。

这段记载了许启连同徽邑中的乡绅,共同抵御红巾军的侵略,以高超的射艺打败入侵者我们从入侵者宜呼其为“养由基”(按,为古代善射者),可以想象其射艺出众。这是徽州武术直接服务于军事斗争的典型例证。

在明清时期,徽州面临的倭寇入侵、盗贼纷扰,史志上多有记载,兹以《歙事闲谭》中所辑录的“程笃原撮录《安徽通志》徽州兵事”条为线索,对徽州所遭侵扰情况进行向顾: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自杭州西掠,突徽州歙县,至绩 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清世祖顺治二年明御史金声家居休宁,受聿键部院职, 募乡兵十余万屯绩溪。金声保绩溪黄山,分兵扼六岭,宁国 丘祖德、徽州温璜、贵池吴应箕等多应之。顺治三年,徽州土贼汪张飞、刘禄等猖獗。(顺治三年)十一月,休宁、婺源二贼吴继、程国柱等聚众 劫掠。顺治五年正月,江西镇将金声桓,据南昌以叛。二月,其党潘永禧、陈九思、汪老五、汪伯升等结寨大山,蹂蹒徽州诸县。顺治十六年,海贼郑成功犯江宁。祁门防将李芝因征调道叛,掠婺源、祁门等县,夥县乡兵御堵石坑。清圣祖康熙八年,婺源山贼踞三里都,剽掠各县。

由此可见明清之际徽州面临着外患内忧。在乡人安危、徽州社会稳定遭到重大威胁面前,徽州乡绅诸如金声、温璜等,以及徽州地方官员,采用招募乡勇、组织练兵的方法,来应对侵略和盗贼。而在这一军事抗争中,徽人凭借着乡勇自身的武艺和团练获得武术本领, 在军事斗争中取得了维护徽州社会稳定,保护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实际效果。

晚清咸同兵燹中,徽州成为重耍的战场。关于咸同兵燹对徽州 社会造成的影响,学界研究颇多,如郑小春《从繁盛走向衰落:咸同兵燹破坏下的徽州社会》《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团练》。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咸同兵燹下徽州遭到破坏的现实,以及徽人举办团练进行抵抗的史实出发,进行阐述,属于社会史研究。没有进一步触及在咸同兵燹的军事斗争中,徽人是如何借助武术进行自卫与抵抗。事实上, 徽人在这次兵乱中,举起大旗,开展以团练为主的抵御外侵,其有效 途径就是通过团练组织来实施军事武术训练以增强军事斗争能力,因此这是明清徽州武术与军事关系的重要方面,值得进行深入探究。

咸同兵燹的基本情况是:自咸丰三年( 1853)太平天国军进入安徽,至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安徽特别是徽州成为清廷军与太平天国军的主要战场之一。据《太平军兵争期内皖省府州县经过兵事年月表》显示,徽州下辖的六县被太平军攻占的次数达到66次,分 别为黔县、绩溪各15次;祁门和婺源各11次;休宁10次,歙县4次小可见徽州府各县被攻占的次数之多,战事之频繁。在这一战场上,清军的节节溃败成为常态。在这一背景下,徽州地方官员与乡绅组织团练来应对太平军侵占。据郑小春统计,徽州各地均办有团练,在徽州府和歙县,咸丰三年(1853),知府达秀设守望、守险两局于郡城,后改为义练局,以绅士董之,练勇多花会党徒。在祁门、休宁和夥县,太平军于咸丰三年(1853)攻陷皖城时,祁门知县唐治即奉令开始“集民团,召募壮勇在城训练”,而休、夥两县“邑绅来祁协防”。其中祁门团练分乡设局,城乡共设八局。在绩溪县,咸丰三年(1853)二月,邑绅商议在明伦堂开设团练公局,并在各隅分设四局,后改为义练局,邑人吴定洲集花会党徒,组成徽州府义练团,以对抗太平军。以上论述了晚清徽州兵乱以及徽人通过团练组织来进行抵御与 自保的情况。这是我们进一步讨论明清徽州武术与军事关系的前提“要直接考察明清徽州武术与军事的关系,就应该落脚于徽州团练的方式及其在御敌自保中的军事斗争情况。为此我们从团练内容与作战两个方面讨论武术与徽州军事斗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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