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侠仗义是武德的基本内涵，在明清徽州武人身上，这种武德文化得到了传承兹引述史料为证：尝游武林之西湖，众无赖子弟数十百人，方劫持一新安客， 势汹汹张甚。君视之，故人也。怒，奋臂直入，翼故人纵横出。 数十百人，咸自荡击颠踣，有僵不能起者。君顾视大笑，徐把臂去。又尝渡钱塘江，潮怒舟没。君攫身入巨浪，左右腾跃提掷， 尽出溺者，排岸观者如堵，呼声若雷，皆以为神人。于是人争传 君材武。这是《歙事闲谭》卷二·九中所记载的汪雨苍的事迹其救故人、救溺者，是行侠仗义之举，体现出勇侠之风。（吴钮）有报仇者授之私剑，为人精悍，尚气力，人以虎而角目之。诸负屈不得白，公挺身为白之。徐卓《休宁碎事》卷九。（吴）子钦遂以侠著，出入著窄衫，袖双铁尺人有急，辄赴之。其后数奇，豪举愈甚。汪道昆《太函集》卷二十八。（汪）幼清节侠奇士，从余于行营万马之中，单骑短棒，冲锋突刃，以捍余于濒死。钱谦益《棋谱新局序》。以上三则说明了明清徽州武人能够急人之所急，仗义为武，果敢任事，见义勇为。

遵规习礼是明清徽州武德文化的又一基本要义。武术界的武规武律，是习武之人遵循的基本武德。诸如“苦练功夫、体得先贤”，“尊师重道、孝悌为先”；再如少林寺传授门徒规条“十愿”：愿学此本领，保国安民；愿学此本领，抑强扶弱；愿学此本领，救世济人；愿学此本领，锄恶除奸；愿学此本领，保助孤寡；愿学此本领，仗义疏财；愿学此本领，见义勇为；愿学此本领，兴旺门第；愿学此本领，舍身救难；愿学此本领，传授贤徒。

从遵规习礼看，明清徽州武术大家程宗猷，在棍法阐宗编成之后，不以程氏命名，而以少林缀名，就是对少林规条的践行。同样程氏族人的武术事迹，表明了他们对训条的遵从：保国安民、锄恶除奸、 传授贤徒、兴旺门第等。而师承峨眉枪术的程真如，亦是遵规习礼，将其枪法命名为峨眉枪法。另外，据王振忠所披露的徽州武拳关书，揭示了徽州习武之人的尊师习礼。兹转引数条如下：自愿将身拜到某师傅名下，习学武艺，听凭教训。面议几年为则，出师之日，谢礼银若干。但愿投样之后，各遵教训，同里毋许参商，如有此情，凭师严责不贷。但愿教者诚意，学者专心，俨如桃李得春风，花枝畅茂。习学武士拳、枪棒，二项俱学，训诲日期，随时教诲。习徒者朝夕舞扬不歇，训师者昼夜传教。倘若师留不严，乃师之惰；弟子好嬉不练，乃身之过。

拜师习艺，双方形成契约，师者要有师道，习者要尊师。这种师徒双方规定、彼此遵从的礼约,是明清徽州武德文化的特色。这与明清徽州社会注重契约意识有密切关联。需要说明的是，从王振忠披露的武学关书看，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均能多方面体现徽州的武德文化。兹在明清徽州武术教育文化中进一步申述。

第三节武术教育文化，中国传统的武术教育的基本模式是师徒相授中的口传身授。随着唐朝武举制的兴起，武术教育中的官办色彩越来越浓厚，从宫廷的武学教育到地方的武庠，武术有了专门性的教育场所与机构。在明清徽州，武术教育沿着两条线发展：官办武术教育与民间武术教育。 武术教育的发展，直接推动了明清徽州武术人才的大量涌现，形成了明清徽州武术教育浓厚的文化氛围。这是明清徽州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官办武术教育看，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明清武举制体系日趋完备。正如有研究者所论：“明代武举经天顺、成化间初创，弘治、正德间的确立，又经过嘉靖、隆庆、万历诸朝的发展，不断走向成熟，到崇祯时已形成一套系统、完备的考试制度，在形式上已取得了与文举 大致并列的地位。”在武举制体系的建构上，明代徽州人许国有一定的贡献。其在万历二年（1574）奉诏主持武举会试，所撰的《甲戌 武举会试录序》阐述了武举改革的主张：臣竖儒，不足以奉指使。然臣乃被命校天下武士。臣闻弓试而后知武劲，马试而后知良，士之能否未可以空文见也。今臣 以多士进也，试之行事，臣又安能必知有士之一而颇牧者乎。唐试而后举，臣举而后试也。夫士之遇不遇，因有命子不遇时，人主之所为也，此之不遇而谁遇哉昔人有言，遇以国土报以国 士，此世道耳。继今以往，皆多士自效之地，愿以身试用，毋以身试法口臣进多士，多士能则臣任，不能则臣不任，按《新唐书》卷四十九《选举志上》记载，长安二年（702）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是先试艺而后举。许国则主张先举而后试，在武举人数上，应该进 多士。

从明代武举制的发展变化看，许国的武举制改革主张，体现出重艺能的倾向，并且对后来的武举改革产生影响。《明史·选举志》记载：天顺八年（1464）令天下文武官举通晓兵法、谋勇出众者，各省抚、 按、三司直隶巡按御史考试。中式者，兵部同总兵官于帅府策略，教场试弓马，答策二道，骑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为中式。弘治六年 （1493），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到了嘉靖初，会试分为三场：初场为较骑射，二场为较步射，三场为策论。试毕，将弓马策论之优者，装潢成帙，题曰“武举录”。可见武举发展中重文轻武的考试导向。而许国主张进多士、重武艺的武举选 拔标准，在其后来的武举改革中得到实施。如万历三十八年（1610） 的武举人数以“百名为率”。万历末年的武举又设将材武科：“万历之末，科臣又请特设将材武科，初场试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 击刺等法；二场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项；三场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知者言之。”我们可以说，许国关于武举的改革，是明代武举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推动了明代武举制体系走向成熟。 这是徽人在武举教育改革上的贡献。

明清徽州武举教育机构的发展伴随着武举教育的发展，徽州府州县学中的武庠得到建立，“崇祯十年，令天下府州县学，皆设武生学员提学官一体考取，这一政策规定，使得府州县学中增加了大量的武生学员，徽州地区也不例外，仅《橙阳散志》中所记载的歙县江村武庠生员，就有21位。这仅是徽州一县一村的情况。推而广之，可见徽州府县学中的武生员的数量是众多的，这是明清发达的武术教育文化的重要表现。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徽州社会环境的变化，武生员的武举人数得到较大增加。清同治《祁门县志》卷十七《学校志·学额》记载：“道光志督学，岁科两试……岁试武童，额取十二人为武生；咸丰七年，乡民助战，案西乡杀贼，永远增广文武学，定额各二人；同治元年，捐输军饷，奖案永远，增广文武学，定额各十一人，每试额取文武童二十八，为附生，岁试额取武童二十四人，为武生，文武童岁科试拔取入府学，无定额……”可见随着祁门社会形势的变化，录取武生的人数也在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以上是官办武术教育的发展情况。在明清徽州，民间武术教育承续了传统武术教育中游学师承、聘师习艺的基本方式，形成了与官 办武术教育相行的武术教育路径，体现了明清徽州浓厚的地域武术教育文化氛围，从游学师承看，明清徽州武术大家程宗猷、程真如，以及王寅、汪宗沂等，均是师从武术派系中的名家高手“这已在前文中述及，兹不赘述, 这里主要论述明清徽川，民间武艺人聘师习艺的情况，以阐明民间武术教育的发达《明史·选举志》。清周溶修，汪韵珊纂《祁门县志》，同治十二年刊本，中国地方志丛机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为深入探析明清徽州民间武术教育的发展情况，兹从历史文献与口述史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明正德四年，由毕济川主修、毕郁纂修的《新安毕氏族谱》中有关于该家族风俗变化的记述：予宗之在吾邑不可谓不大，然而迩年以来风俗之薄，固有小 族之不为而为之者。为子弟者不知以是自愧，顾犹然以大族自 侈，或以侈诸人，或以加诸其邻，使不早为之图，将不知其所极矣。那么该家族风尚的变化是什么？其说道：子弟以读书习礼义为上，纯笃务农桑者次之者，习学拳术乃最下策。我家先世务读书，间有务农商者，亦皆知文墨，能词赋， 至今称文献者归焉。迩来闻有习拳家者，三十年来族中有一二子弟素知拳艺，每一演试，翔舞如飞，凌空掠远，闪烁夺目，观者 如堵。小子无知，目为上技，倾箧求学，一人倡之，十人和之，几至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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