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长 河中，以汉族为主体的 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了绚烂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民族传统体育是其中最富中国特色的遗产之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加之西方体育 文化的影响，众多中国 民族体育文化形式在近代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毁坏。一些主要的中国民族体育形式，如射箭、武术等，都已发生剧烈异化，而大量中 小型民族体育文化形式或名存实亡，或彻底消失，如弹弓、冰戏等。 复兴潮流的涌动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现状显得更加格格不入。
面对这种困境，我们有必要回到传统本身，追寻它们的发展轨迹，探究它们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才能以客观的态度去粗取精，为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以清代的射箭为例，回顾它在历史上的发展、兴盛与衰落，不难发现，它是满汉民族文化交流的中枢之一，而我们之所以会把两条迥异的射史轨迹混为一谈，也正是因为它们在清朝完成了合流。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现象绝不 仅仅发生在射箭一个领域，清朝所处的传统社会末期的历史坐标，使其可能成为中 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时代。可是，如果缺少了中华族本身包容性的文化特质，清代的文化成就也不会变成现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也正是在清王朝所处的时期，在工业大潮的席卷下，中国开始遭遇落后、挨打的厄运。但是，面对千年 未有的局面，一味“驱除鞋虏”，完全将之归咎于满洲的统治，则无疑是片面与武断的。如果因此更进一步，将与满洲相关的文化都一概否定，便可以说是因噎废食 了。事实上，尽管历史前进的过程中伴随着激烈的冲突，甚至战争，但每一次的 “征服与被征服”的合力，都指向了统一与融合的历史主流，多民族造就的悠久而 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我们今天走向世界的最大软实力之一。
真正有意义的传统从不、也不应该止步于历史的天空。然而，时过境迁，已经式微的传统文化不可能在原地起死回生。仍以射箭为例，作为传统的遗产，在当下社会，其意义早已脱离军事的范畴，而更多地体现在教育与运动休闲的领域。
放眼当下，关于国内青少年体质的负面事件不断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对此表示担忧。但是同时，各种电子玩具、电视、电脑、手机等在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日渐泛滥。近期，武汉一两岁半男孩玩iPad一年致近视500度的新闻给教育者和家长们敲响了警钟。如何才能让孩子拥有更加健康的身心？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和当年康乾等皇帝的担忧有一定的相似性。至清末，梁启超、蔡铐等人也都不约而同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忽视身体教育的事实提出了振聋发瞧的批判，并提倡向日本学习体育。
梁启超在《论尚武》中批判中国文化：
后世贱儒，便于藏身，摭拾其悲悯涂炭、矫枉过正之言，以为口实，不法其刚而法其柔，不法其阳而法其阴，阴取老氏雌柔无动之旨，夺孔学之正统而篡之，以莠乱苗，习非成是。……及养成此柔脆无骨、颓惫无气、刀刺不伤、火燕不痛之民族，是岂昔贤所及料也！①
蔡错也批评中国的教育制度：
夫自孩提以至成人之间，此中十年之顷，为体魄与脑筋发达之时代。俗师乡儒，乃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强以龟行耄步之礼节，或读以靡靡无谓之辞章，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中国之教育，在摧残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奴隶之资格。②
时移世易，今日摧残青少年的已经不全是阴柔的陋习，但是，历史仍然能为我们提供启示。那就是，不论过去现在，“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都应该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同时，我们还不无遗憾地发现，在身体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上我们缺少传统的内容，在运动场上我们也一路跟随世界潮流，缺乏自身的特色。我们一边角逐于现代射箭的运动场上，一边却将中国传统射箭视为封建愚昧的标志，弃如敝履。反观日本弓道及韩国弓道，它们不仅在本国备受尊崇，在世界上也日渐风靡，日本弓道甚至已经在天津体育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开设弓道馆，走进了中国大学的课
① 梁启超：《论尚武》，《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版1999年版，第709页。
② 蔡铐：《军国民篇》，《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堂,并受到了师生的欢迎，这不能不促使我们反思。中国传统弓箭不是一种过时的兵器，而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中关系到社会文化中各个层面的重要文化载体，也是民族交流融合的宝贵遗产和重要见证。落后守旧并不是传统弓箭本身固有的性质，我们在走向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面对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需要对落后的思想加以警戒，更需要在创新中对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加以继承和发扬。
对清帝围猎活动的探讨
耿之矗
摘 要：围猎活动在清代具有突出的意义，关系到清代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清朝的多位皇帝都有在南苑、塞外等各处躬率官兵行围的习惯，进而形成专门的制度。本文通过对清帝行围地点、时间、 方式、频率、规模、内容及意义等各个方面的分析，在制度与文化层面对清帝的围猎活动进行探讨。
关键词：清帝围猎南苑木兰
作者简介：耿之矗，1982年生，男，汉族。河南襄城县人。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师。
满族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渔猎文化，狩猎是其日常生活方式，从中孕育了满族质朴勇敢的民族性格，也培养了满洲人弓马骑射的生存技能，并保障了满洲军队的强大战斗力。因此，太祖、太宗在开国之初，便常率诸贝勒大臣进行围猎，于射猎之时整饬军令，申明赏罚。及定鼎北京，为勤习武备，继承传统，顺治时开始在南苑、塞外举行围猎。康熙时设立木兰围场，兴建热河避暑山庄并沿途行宫，每岁出口校猎成为惯例，至乾隆时期达到高峰，嘉道以后逐渐式微。
中国自古便有农隙讲武的传统，先秦有春蒐、夏苗、秋弥、冬狩，其后历代或盛或衰。但是，在清代，不论是从狩猎活动的规模、频率，还是在制度体系的完善、重视程度等各个方面来讲，都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清代对围猎活动的称呼有很多，一般统称为行围、校猎、射猎等，而对皇帝亲自主持的大型典礼性质的狩猎活动则称为大狩，对秋天在木兰围场举行的围猎又称为秋独。
迄今为止,学界对于清代围猎活动的研究多集中在木兰秋玄，台湾学者曾作有 专著《清代木兰围场的探讨》，于1989年出版，其他学者如阎崇年、杜家骥等都写过专门的文章进行介绍。但是，有关清代皇帝在南苑、塞外等处的围猎活动，以及清代的围猎制度都缺少研究，对围猎活动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也缺少分析。本文在对其地点、时间、方式、频率、规模、内容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进行制度与文化 上的探讨。
一、清帝围猎的时间与地点
清军自入关以后，已经不再具有入关前可以随处围猎的自然环境。因此必须重新开辟较为固定的围场，以满足射猎活动的需要。又由于季节、天气等对野生动物以及射猎的主要工具弓箭的影响较巨，所以也形成了时间上的规律。
综合清代各种资料的记载可知，清帝举行围猎的主要地点有：（1 ）南苑。地点在永定门外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系元代所建射猎之处，名飞放泊，明永乐中增广其地以为蕃养禽兽、种植蔬果之所，中有海子大小凡三，别名南海子。清代开始设总管防御等官守之，周围缭以垣墙，四达为门，供皇家与禁旅射猎行围射猎及校阅士卒之用。①（2）木兰围场。康熙二十年（1681 ）,康熙皇帝巡幸塞外，蒙古翁牛特等部落贡献土地为围场供射猎之用，周一千三百余里，南北二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康熙四十二年（ 1703 ）,建避暑山庄于热河。其后陆续建造了自古北口至热河，自热河至围场的多处行宫，为皇帝巡幸塞外或秋弥木兰提供了便利。至乾隆年间，至热河避暑并到木兰行围每岁必举，规模达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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