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明之后，随着火器的日益繁多，弩逐渐衰落，至明末已经基本为火炮所取代。明人丘浚曾作《器械之利》论曰：“今世则惟用弓矢，而所谓弩者，队伍之间不复用矣，意者有神机火枪之用以代之，故不复置欤！”⑦可见，在明代弓矢仍然存在，而弩则基本被火器取代。不过，综观中原地区由汉族统治的王朝，虽然弓矢未被废止，却随着弩机与火器的兴盛而日益衰落，在射远器上总体呈现冷热兵器交替的趋势。

从秦代的弩兵方阵至汉代的“材官”，再到宋明时期各种各样的大型弩机， 以及相继出现的早期火炮，都可以证明，虽然在汉文化中，尤其是在传统的儒学当中，射礼虽然长期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军队中，弓箭则不断被边缘化。与之不同的 是，弓箭一直都是游牧与渔猎民族最基本，甚至可以说唯一的武器，除了在制造的技术与材料上进行提高，没有发生过根本变化。女真一直以骑射闻名天下，但是，

《晋书》卷25,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60页。

《晋书》卷57,第1555页。

《宋书》卷1,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页。

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16,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61页。

《新唐书》卷50,第1327页。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43,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34页。

明•黄训辑：《名臣经济录》卷44,文津阁《四库全书》，152册，第352页。

直到1599年，建州女真炒铁成功，用铁制箭镂取代了原来的鹿角等材料的箭镀，才 真正将弓矢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①

二、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

(一)骑射：满洲的文化根本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族在兵器的使用上，是向着精巧、省力、 复杂、大型的方向发展，其结果很可能导致对操控者本身素质的忽视；而满族则是对单一兵器的依赖，其结果必然导致对操控技术与操控者本身素质的较高要求。这 两种不同发展轨迹的形成有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基于农业生产而形成的汉文化是一种平和、细致、防御型文化，而基于渔猎生活的满文化是一种质朴、勇敢、进 攻型的文化。在军事对抗中所表现出的满汉兵器、战术、战略的区别，其本质还是 一种文化的冲突。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 )在他的著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 )中总结出适用于各种文化的10种基本信息系统，包括：互动、联 合、生存、两性、领土、时间、学习、消遣、防卫、利用。②也就是说，这些信息 系统关联着一个文化的整体，是区分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基本单位，同时也是 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能够相互交流的基本切入点。

在满洲文化中，射箭几乎与十种基本信息都有紧密的联系。弓箭在满洲人的 社会中，既是武器，也是劳动工具，射箭活动是教育、休闲、交流、团结的主要方 式，同时也是满洲男女两性区别的标志之一。例如，满洲旧俗，对新生婴儿，重视 区分男女。如生男孩，则在门楣上悬挂一张小弓和三只小箭，预祝新生儿将来成为 一个好猎手；如生女孩，则悬挂一条红布，象征吉祥。乾隆帝曾说：“生为男子， 一切皆应务实，习技艺、服劳苦则有益于身，且筋骨强壮，疾病自少……愚人好 逸，不学技艺，以致畋猎军旅、盔甲弓矢、罔知修缮，惟于筵前修饰衣服是务。身 系男子，与无识之妇女何异！ ”③

因此，弓箭其实是满文化中最为关键的结点之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由乾隆帝钦定的《满洲源流考》列骑射为国俗第一，其次才是政教文字、祭祀典礼、官 制语言等。而在汉文化中，文教才是核心的内容。这就造成了满汉文化在产生冲突

①刘鸿亮：《明清时期红夷大炮的兴衰与两朝西洋火器发展比较》，《社会科学》2005年 第12期。

②［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 《清高宗实录》卷143,《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10册，第1058页.

时,在文化的核心形式上缺少共鸣。

德国汉学家魏复古曾经提出征服王朝的理论，将辽、夏、金、清均视为征服王朝。这些王朝的共同特征是在统治时要面对巨大的民族差异。可以想见，满洲以一 个少数民族，要统治一个以汉族人为主体的中华泱泱大国，除了面对种种社会问题之外，还要在根本上防止失去民族文化本位，并保证赖以统治的武力基础。在这样 的情况下，满洲引以为傲的射箭传统就成为平衡满汉文化的祛码。

清朝的缔造者之一皇太极对于汉文化甚不以为然。有史学家提出，在是否要人主中原的问题上，皇太极曾一度犹豫不决，多次向明朝表示议和的意图。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汉化在提高皇帝权威的同时，也腐蚀了女真将士的战斗力。这一历史很容易在满洲人身上重演。皇太极则深恐其人民会由勇敢的猎手与斗士变为‘游手自娱之徒。”①

崇德元年（ 1636）,皇太极曾号召众王、大臣读《金世宗本纪》，目的是为了 让大家吸取金亡教训，勤习骑射，勿效汉习：

……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 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 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乃知凡为君者就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②

应该说，过度的汉化是每个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国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金 朝的历史很能说明这一点。随着女真人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一统天下的大业也摆在了皇太极的面前。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曾经多次劝皇太极改满洲衣冠，效法 汉人服饰制度，当时在朝野上下引起不小的争论皇太极对此并不认同，并严厉告诫群臣。在皇太极看来：“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 人何以异耶？”③

相比于皇太极，清朝前期的几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等，对汉文化的认识更加复杂，他们本身既接受了良好的汉文化学习，对汉族的人生志趣也十分着迷， 但依然恪守祖训，首重骑射，乾隆甚至将皇太极的训诫刻碑四通，分别立于紫禁箭亭、御园引见楼、侍卫教场、八旗教场，“使后世子孙臣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

①［美］魏斐德著，陈苏镇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② 《太宗文皇帝圣训》卷3，文津阁《四库全书》，141册，第508页。

③ 《太宗文皇帝圣训》卷3，文津阁《四库全书》，141册，第508页。

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

究其原因，在清代统治者看来，明清战争的胜利，是骑射以及英勇淳朴的满洲习俗的胜利，而骑射与满洲的渔猎习俗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联系。因此，武器使用的区别是由更深层的文化与习俗原因形成的，反过来也可以影响到文化与习俗的层面。同样的，汉文化中表现出的奢靡、懦弱、虚浮、空洞的缺点，和汉民族所使用的“便利”兵器不无关系。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闻知索伦人在围猎时逐渐使 用鸟枪，弓箭渐被疏置，大为不满，认为他们“唯图利便”，命令时任黑龙江将军的傅尔丹将鸟枪一一 “买回”。②

（二）清统治者如何用骑射保证满洲文化的根本

萧一山在《清代通史》的《叙例》中讲到文化、政治、生计三者的关系时称:

“文化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导一切； 政治握社会上最大权力，故能支配一切；而个人之生存，社会之维持，又端赖生计，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者也。”③

射箭正是关系到政治、文化、生计的满族 “密码”。为了维护民族根本，必须以强制的政治手段加以控制，大力推行以骑射为代表的射箭活动，多管齐下，加强满洲人在射箭上的 教育与训练，锤炼技艺，增强体质，磨砺精 神。这些手段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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