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元、明、清时期的淮北，虽说每当战乱初定，统治者也很注意劝课农桑，经济仍在缓慢发展，但是就总体而言，昔日繁荣 富庶的运河沿岸城镇已风光不再，“萧县的盐碱滩溪的洼，宿县遍 地是蚂蚱（蝗虫）”这句民谚就形象地反映出这里一派荒凉萧条的 景象，甚至可以说，穷乡僻壤、贫穷落后似乎成了这里的代名词， 文化事业也因此跌入低谷，几乎没什么亮点可言，“遂罕有以文章 著名史传者”。究其原因，一方面，淮北既是南北割据政权争夺的 重点地区，又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多发区，久罹战祸， 民不聊生，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另一方面，淮河流域或洪涝灾害频 繁，或旱蝗灾害并发，赤地千里，“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 灾”已成为这里的真实写照，“频年被水，日就凋残。邑无城垣, 野无道路，田无沟池”，居民“岁岁逃亡，十不存五”，“仅存之民， 率皆屋无户，炊无灶，食无案，卧无床席，冬无被，夏无帐，日用 无器皿，耕作无牛具”，“地鲜种稻，所产唯麦豆秫粱。既播种，即 束手而听之天”，“穷民至有数月不食盐，终身不知茶味者”。对此， 有学者曾极为痛切地指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给淮北遗留下了 动乱、自然灾害频繁和贫穷落后三个弊端。国家和平时期,由于自 然灾害频繁，淮北常是盗寇横行之地。国家动乱时期，又是双方争 夺的战场。国家政权交替之际，又是群雄割据、决定兴废之所。历 史虽然是治乱相交替，在淮北却是乱世多于治世，可以说天下未乱 淮已乱，天下已治淮后治”。

虽说长期以来，采煤业是淮北的支柱产业，占据经济总量的 半壁江山。然而，随着2009年3月淮北市入选国务院第二批 “资源枯竭城市名单”，以及煤炭“十年黄金期”结束，价格大幅 下滑，淮北正着力从根本上扭转“一煤独大”的不利局面，非煤 产业正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煤炭产业也已 经由20世纪90年代初单一的煤炭开采，逐步转变为开采和深加 工并重，煤炭深加工与煤化工、精细化工并重的深层次产业形 态，淮北逐渐走上一条“依托煤、延伸煤、超越煤”的科学发展 之路。建市50多年以来，淮北曾获得诸多美誉和好评。如2011 年入选“最具幸福感城市”百强榜单,位居全省首位；群众安 全指数连续5年全省领先，皖北第一；特别是三次蝉联“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称号，2011年被中央文明委授予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奖”。此外，淮北还先后荣获“全国卫生先 进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全国无障 碍建设城市”“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全 国创业先进城市”等称号。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1980年，淮北市城市总体规划正式把淮 北定位为以煤电工业为主的工矿城市；1991年，规划修编后，把 淮北定位为以煤炭、电力工业为主，轻纺、化工、建材协调发展的 能源基地；2006年，规划再次修编后，把淮北定位为安徽省东北 地区中心城市、国家重要的能源城市。2007年，根据煤炭资源逐 渐枯竭的严峻现实，淮北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做出了城市转型 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前，淮北正在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城市转型步伐，加 快推动科学发展。

明清时期，黄河多次夺淮，淮河流域水系出现较大紊乱，自然 环境发生变迁。随着自然环境的迁移，灾害频发，社会环境也发生 较大的更移，经济衰退，民不聊生，民众尚武成为淮河流域较普遍 的风气。明清时期淮河流域民风尚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南宋以前，淮河流域水道密布，通航、灌溉便利,生态基本上 呈良性循环，农业生产条件较为优越，是全国重要的粮仓之一。南 宋建炎二年，东京留守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人为决 河，使黄河“由泗入淮”，从此黄河由北流、东流时期，进入了以 南流为主的时期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影响，粮食大幅减产。道光元 年至咸丰二年安徽夏粮收获年是六成，年是七成，秋粮收获年五成。同治八年至光绪二十三年，安徽夏粮收获每年均为五成，，安徽仅有1年秋粮收获八成，其他多数年份收获 仅五成。农业歉收，削弱了淮河流域民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清 嘉庆帝在位，对安徽颁布次赈灾上谕，其中单独对皖北二 府一州颁布34次赈灾上谕，占总数的66%,另外有17次上谕包 括皖北在内，仅一次除外。

灾害不断，导致民众生活无着。灾荒、瘟疫、兵寇是民众生活 艰难的原因。清代，反映苏北民众困苦的诗云：“伤心六月淫雨飞， 农夫竭力齐筑围。筑围旋随湖堤决，膏血沥尽洪水肥。六年水来早禾熟，今岁水来瓮无粟。日高一日米价昂，饥殍余生形似鹄。洪涛 直注东海滨，村墟出没水无垠。皎皎明月共千里，空复下照流离 人。流民生计苦日蹙，纷纷卖船复卖屋。鬻妇鬻女更鬻儿,老幼同 声尽一哭。水灾从夏至秋一直不退，没有收成，民众到处流浪， 卖儿鬻女，凄惨之状跃然纸上。

水患、低温等灾害叠加使民众苦难深重，武风肆虐。明代颍 州民众生活无着，不肖之心萌生，社会风气趋坏。清代灵璧县 “一值凶年,散之四方，无所顾惜，或因贫而乞食，遂因乞而为 匪，鼠窃狗偷,所在多有，强梁者乃越境贩盐，公行市集，酗酒 打架，习为固常，北乡与徐邳接壤，此风尤甚”。崇祯年间，洪 水泛滥，苏北民众罹遭水患，出外乞讨，“军民及商灶户死者无 算，少壮转徙，丐江、仪、通、泰间，盗贼千百啸聚”。黄河夺 淮，淮河流域有的河、湖水暴涨，有的河、湖被泥沙淤塞，水系 紊乱，自然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政府为保漕运，长期 解决不了水患等灾害，加之气候不佳，使灾害具有延续性、叠加 性。民众有的饥饿而死，有的四处逃荒乞讨，诱发了民众对社会 不满而尚武。

淮河流域大致属于楚风俗区，又受中原等风俗区的影响。历史 上淮河流域有的州县风俗趋于“剽轻”，司马迁已注意到风俗的差 异，他说：“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 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陈在楚夏之交, 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彭城以 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胸、缙以北，俗寿州、霍邱、颍上、衡山等州县一直以来有尚武的传统。寿州位 于淮河南岸，战略地位显赫，历来是政治军事集团厮杀的战场，自古 民风尚武。寿阳民风诈伪，多藏甲挟剑者，虽然有司施以仁义及刑法 之令，也难以扭转。清代,寿州“其俗尚武，稍习文辞”。霍邱与寿州 比邻，早在明嘉靖之前尚武风气已盛。颍上位于淮河北岸，与寿州隔 河相望，北控河洛，南尽淮河之畔，民风尚武之习已久。砺山在宋代 已有尚武之风，北宋陈师道《碰山县学记》云：“霸者之余，以武为 俗。''元代得到发展。明代碰山“地僻民聚，躬稼食力，好勇而尚义, 木强而易使，庶几古椎朴之风焉，至稽古礼文之事，多所疏阙”。

自然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灾害频发，导致民众生活困苦， 使尚武之风从部分州县逐渐蔓延至全淮河流域。明代中期（嘉靖、 万历年间）是淮河流域尚武风气的时间节点，大部分州县已尚武。 宿州在明嘉靖以前风俗淳朴.然至万历时期，风俗已经发生变化， “妇女不事蚕织，富家大族多白丁，竞利忘义，信巫淫神，近且习 于狡伪荡然”。萧县在宋代尚有浑厚之气，元之后风气趋武，张能鳞《萧邑学 记》载：“俗仗义轻生，喜击剑悲歌慷慨，大略似燕赵魁梧，奇杰 往往辈出。”灵璧县原先“民性朴直而尚俭素”，“民直遂而易导化， 士气节而薄委靡/但明嘉靖时已露风俗变化之端倪，“然妇女不事 蚕织，富家大族多白丁，见利忘害，信巫谄神*所谓淳厚之风，礼 让之俗，不无渐衰”。清代，灵璧县民众生活艰辛，民风强悍而难 驯，百姓生活贫困，民风刚劲，尚武轻文。

定远县在万历时期出现逞凶尚武之风。万历时期，定远县打行 之风盛行，至晚清更为猖獗。颍州在万历时期崇武之风甚笃。清代，颍州“士君子不以礼法 自守，小民无所标准，其黠者习于讦告，慧者流于斗狠。下至无 等，盗窃成风。迨究事所由起，虽斗粟尺帛，皆足酿为祸阶”。亳州人原先多忠义，不尚拳勇。然而，明代以后逐渐尚武。亳 州风俗的变化是受中原地区的影响。康熙中期亳州“智欺愚，强 凌弱。”嘉庆时期亳州武风十分强劲。太和县风气尚武在明朝末年。明正德以前，民风较好，未建城 池。正德年间，“流寇南犯，履邑城若平地，官与民攫其祸甚惨”。 之后，太和才建城池。崇祯年间，由于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明廷 的岌岌可危，明末太和尚武之风油然而兴盛。明代中期以后，蒙城 县民风也尚武。

虽然有官员曾整饬风气、大兴教育、重视教化，民风在一段时期 内发生些许变化，但并未根本扭转民风尚武之习。雍正九年 六月，两江总督高其倬上奏强调“亟须加意整顿”亳州“民间积习好 斗”之风。嘉庆年间，知州周鹤立为改变亳州斗殴之风，撰写了《励 风俗示》。清代蒙城民风刁悍，知县田本沛、竹绿漪、陈民怀加以整 饬，越讼之风才有所好转。太和县在清初风俗曾经有所好转，“国家休 养生息百有余年，人情厌武事而习文教乾隆年间，太和知县丁文灿 又建成寿山书院，强化文教，希冀扭转尚武之风。淮河流域是贯通东西南北的推移地带，同时，河流众多，水路 发达。因水旱频仍，生活困苦，民众于是利用便捷的交通频繁迁 徙。灵璧县睢河北岸的民众大多迁徙，外出逃荒不断。蒙城县外出 迁徙者更多。颍州民众大多流离转徙，“颍地山少水多，土脉松虚， 士生其间，浮动易而沉潜难。囿于方也，故厌文好武，相尚无已， 以至荡析家产，弃祖父之业者，比比皆是”。

水灾、旱灾、蝗灾等频繁侵扰，土壤贫瘠，赋役繁重，战争不 断，经济发展缓慢，生活艰辛，民众被迫流徙他乡。萧县土地沙 瘠、赋役繁重，民众朝不保夕，逃徙四方。怀远县水旱频仍，民众 外出乞讨者甚众。万历时期，定远县有的民众逃往外地时间较长， 以至于草房垮塌。万历以后，颍上县因赋役较重等因素，里甲之户 逃离较多，税粮转嫁到留守者，他们不堪重压只好拖欠，以至于下 狱。淮河流域战略地位显赫，战争多有发生，这也是民众大量流徙 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代安徽沿淮地区人口减少的频率加快，除战争、灾荒外，民 众外出逃亡也是重要因素。

尽管有外地人不断迁往淮河流域，但不少人又选择离开了。河南、 山东等省民众，因多种缘由不断流入颍州。明初颍州遗民稍有恢复, 之后黄河夺淮，环境发生变迁，到正统年间外地流民才逐渐迁入。然而，在灾害环境下，外地人在淮河流域很难长期定居，有的 又迁往外地。明初曾强迁江南地区民众至定远县，不少人又离开了 定远。乾隆时期，离开灵璧县的移民也较多。

淮河流域民众流徙不定，乞讨他乡而尚武少文。西湖书院建于 宋代，至清代多次毁坏，多次重建，折射出书院培养人才也多次停 顿。明代颍上县，景泰时，财政困难，仅对县学毁坏严重的地方稍 加修葺，直到成化年间才大修。阜阳的书院历史较悠久，但书院并 不出名，缺乏学术风气，文运不昌。同时，缺乏师承和学友，学术 难以承继。亳州无师承，考中进士者甚少。怀远学道者耻于相师， 缺少学友，学风不振。淮河流域横跨皖、豫、苏、鲁数省，经济较为落后，政治统治 薄弱。淮河流域处在南北之交，民众好侠轻死。

淮河流域地方官员治理社会缺少良策，亦是武风兴盛的缘由之 一。乾隆十八年，灵璧知县贡震认为民风尚武与地方政府治理不力 有关，灵璧县北乡武风甚烈，官员疲玩成风，作奸犯科。官府缺少 行之有效的方法引导民众遵守礼法。涡阳张乐行捻军起义与地方官 员统治方法有关，“有司者懵于抚驭之术，激使走险”官员往往采取严刑峻法的方式解决尚武的问题，手段较为单 一。嘉庆时颍州知府决心整饬，而特颁《颍州府条示》。严禁民众 私藏抬枪炮位，限一月内尽缴，否则，依律治罪。以严刑峻法震慑 这种不爱其生的顽犷跋扈之人，难以遏制狠斗的风气。清代地方官 曾在淮河流域洪水高发地区设立塘汛兵、保正、族长，以图遏制武 风、匪患的盛行，但清中后期国力日益式微，内外交困，对基层的 控制已力不从心。有的地方官提倡文举而抑制武举，借以扭转尚武之风，但效果 不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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